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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更多人是正途出身，凭四书五经过五关斩六将厮杀上来的，就算读得迂腐了些，毕竟智商低不到哪里去。当年是为了博取功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浸淫八股，但如今工作需要，从头开始学也为时未晚啊。市面上不是有很多从政指南一类的书吗？什么《州县事宜》、《牧令须知》，刑名钱粮堂规官箴，一样样细细道来，拿出从前苦读的劲头，不也是很快就能入门，自己掌握政事吗？
但据说，很多官员真正的枕中秘笈却是痛骂官场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之类。他们很感激作者，把个官场写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些无穷的手段绝妙的伎俩，学好了无往而不利，真正是“吾辈之先导师也”！
他们看来，实际政务其实是次要的，只要不那么过分，交给师爷他们好了，真正要紧的却是小说中详细描摹的钻营倾轧避祸邀功之术！
是什么使得这些满口道德节操的圣人门徒堕落到如此地步呢？
汉唐时，地方官员权力很大。尤其是两汉，太守官秩为两千石，与中央九卿大致相当，做事少掣肘；而且官级少，升转灵活，即使是底层做起，政绩出色或者运气来了几步就踏到了中央，如此做地方官有奔头，干得也积极；何况在地方也不是什么屈辱的事，九卿外放也属寻常，不算降级；动乱时简直更是土皇帝，甚至有机会问鼎中原。到唐时便已开始内重外轻，视外任为贬斥了。宋则每路设帅、漕、宪、仓，四个婆婆管媳妇，可怜地方官得奉承这么多人，地位愈发下降。明清之后，政权更是日甚一日地集于紫禁城，人人视入朝为荣升，外放为黜降；最麻烦的是官级太多，九品十八级，三年一任，正常情况下，若想通过考功从基层做起，简直得日夜烧高香炼金丹保佑自己长命百岁才有可能熬成朝中大员。
然而一般人总是有野心的——或者换个说法，想上进的；可现实摆在面前，若老老实实只按那些《事宜》《须知》埋头做去，这辈子基本上就注定了劳碌命，风尘仆仆天南海北，在大清帝国的泥泞地上奔波一生了。
或者有人自命不凡，想充分发挥能力，将治下一方理得井井有条，干出番出色的事业给皇上瞧瞧，说不定提拔一下就此上了天。可制度相沿日久，越来越繁密，一个制度出漏子，再打上一个补丁，千百年层层叠叠，几乎如压着孙猴子的五行山那般沉重，一般人只能老老实实依例做去，哪有给你表现的机会——再说清廷不容许任何人在他掌心翻跟头，一切严格依律，你还梦想翻出花样来博声喝彩？想以政绩出名上闻天听，看你闹腾早就不顺眼的上司考功时随便勾叉几下就先把你打入地狱了——谁让你谋算着想踩到你家大人头上去？此路看来也难通。
明清以来，地方吏治日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员做得越来越憋气，而正经做去若想出头却难于上青天。
如此便逼着不甘沉沦下僚的官员们不得不削尖脑袋想门路，找有力气的提携一下，自个铺条上京的路子。
不需要像爱迪生寻找电灯灯丝材料那么困难，所有人早就明白，要在这波谲云诡的宦海中搭座便桥、使天堑变通途的最好材料便是银子。银子越重身子便越轻，越容易飘升起来。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大人们，见了银子顿时一抹脸皮，变得比青楼女子还轻佻温存；火到猪头烂，银子上去，威严可怕的上司毫不做作地走下堂来，附在耳边精忠报国地为你出谋划策，简直比眷养多年的师爷老夫子还尽心得力。
梁山好汉上阵常是李逵抡着两把板斧打头，如今天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在仕途上也抡起了一把把银光闪闪的大斧，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孔夫子的教诲虽然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夫子能给予的好处至多只兑现到放榜那天，从此便得改换门庭，投到夫子同宗孔方兄门下。几次将孔方兄与一年吃不了几回冷猪肉的至圣先师比较神通后，几乎所有人都死心塌地不回头了，从此圣人一片苦口婆心，变成了小和尚口里念的经；经书里字字句句，砌成了娼妇门口庄严的牌坊……
那些看得透彻些的，就此想通了功名的实质：当官为什么？——银子！千里做官不就为了个财吗？砸锅卖铁当老婆筹集本钱，买个好所在，刮地三尺翻上几倍，再买个更大的所在，再敲骨吸髓……如此官生官、利生利，“普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最好”！
清人洪亮吉有段沉痛的话：“小时乡里有人做官，听亲友谈论的不过是其治所繁忙还是简易，好不好治理；只过了短短二三十年，乡人评价某官便是算计该缺能有多少出息，应酬所耗要有多少，如此一年最终落入囊中能有多少——再没人提什么民生吏治了。”
纵有些识廉耻的，不屑如此龌龊，但一二人之力，岂能挽得回如此滔天大浪？像咸丰年间甘肃布政使张集馨，原本倒也有些棱角，勤政廉明，想整顿一下实在不堪的吏治，但几次教训后顿觉黑网无处不在，不是任何人能挣脱的，与其对抗只能是“孤立其间，刻刻危惧”；第二年就在书斋高挂一联，以示免战：“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低头认输了事。
不愿低头，又不堪沆瀣一气的，便只好做些远离实际政务的翰林、教官一类的闲职，或者干脆一试之后辞官回家，埋头故纸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官场彻底变成了烈火烹油的生意场，出入大的像庆亲王奕劻，干脆被称为“老庆记公司”。一切按买卖套路做来，谁也不能坏了规矩，有时连亲情也顾不上了，如曾国荃保举侄女婿聂缉规为上海道，“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
如此上梁，还想奢求下梁笔直不成？
“黑衣下贱”的胥吏自认卑污，从不梦想政治上出头，相比正官更少些拘束，放开手脚做起事来便也直截了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痛痛快快：户部勒索销核款项的回扣、吏部安排职位卖钱、刑部吃大案、工部吃工程、礼部吃科考——一分钱一分货，包管你这钱花得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活得滋润极了，甚至有时连本部大人都不放在眼里：像那回阎敬铭掌管户部想整顿胥吏，不是最后被他们联手整得灰溜溜滚了蛋吗？当然，对一般识趣不碍事的老爷们，他们也不会亏待了，有钱大家赚嘛。
而师爷们尽管大多读过圣贤书，识些气节，但干这活计毕竟不过是糊口救贫罢了，像有位师爷自己说的：“读书无成，迫于饥寒，则流于幕宾。”既然只是生意，便得摆正利害关系，时时刻刻首先得为幕主东翁出谋划策理顺上下关系——老板发财自己才有分红嘛！至于百姓，那就只好等而次之了。当然，更不能亏待自己，有机会捞他一笔绝不能手软。很多时候只要在文书上改几个字或者稍微颠倒一下行文顺序便可将个案子翻来覆去，比如将个“用斧伤人”改成“甩斧伤人”便能变故意为意外，凶手“意外”了银子肯定来得不意外……
一切只凭各人良心做去，说“衙门里面好修行”，那也只是门面话，试问银子当道的大清天下，还能剩下几斤几两的良心呢？做得久了，连师爷们都觉得太伤阴骘了，怕遭报应，有的甚至天天做噩梦惊吓而死。师爷的老家绍兴，正直之士对这项活路更是深恶痛绝，鲁迅的先生寿镜吾在其《持身之要》中就曾说：“境况清贫，不论何业都可改就——唯幕友、衙门人、讼师不可做！”
衙门开时，只见老爷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六扇门一闭，算盘镇天响，刀笔四处飞……
都说官衙最凉快，是个有天没日头的去处，难怪门口的戒石碑阴森森地长满了苔藓，使文字难以辨析；但自古无人去看，反正谁都知道上面写着什么：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没人当真。老百姓吃亏多了自有一套对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上衙门——冤死不入县！
这是不是就是圣人说的“必也使无讼”呢？
尽管升官离不了银子，当毕竟当官还是需要些真本事的，有些关节光靠银子是打点不到的。所以当官的境界也就分出三六九等，只琢磨《官场现形记》的只是凡品，一些聪慧有才气的人早就博览众书，连《红楼》《三国》甚至《诗经》《楚辞》都能品出官场三昧来。
上司的一颦一笑一声咳嗽，一个意味深长的皱眉，一丝不易察觉的抽搐，这背后的奥妙，能参悟透了才是高人哪！
更不用说你得在满天飞的大人中看准门路，将有限的银子使到刀刃上产生最大的利息，这才是真功夫呢，肉包子打狗血本无归的例子比比皆是啊。说得更可怕点，如果看不清形势，一头撞到即将沉底犯事的船上，那可就是自己赶着陪葬去了，别说前程，弄不好连脑袋都得搭上。这世上，有几人能慧眼识金，烧冷灶烧出大名堂呢？
所以尽管活计大多由胥吏师爷包干了，当官的还是很不清闲，天天捧着本缙绅名录，凝神闭气，一行行看去，心里飞快地盘算计较着：哪些是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