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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区别在于，梁漱溟希望农民觉悟之后，最终获得的是和谐仁爱这个儒家根本思想，而毛泽东却交给了人民刀枪。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两人着眼的，都不是眼前的三五十年，而是为苍生寻找着一条能一直走下去的永恒之路，都想跳出历史兴替循环百姓轮回受难的圈子。只不过梁漱溟采取的方法是教人向内协调心灵，以取得整个人间的和谐；而毛泽东是向外用力，解放人民的思想，让人民了解自己的能力并永远掌握力量，以随时监督和反抗、由人民自己来防止上层的腐败堕落——文革，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毛泽东这种设想的一次大胆尝试。毛泽东试图把人民改造成军人、革命家；而梁漱溟却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君子。
从三十年代起，两人便有过多次辩论，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好在当时的急务是抗日和统一，全局建设方案还不过是空想；但当这个任务真正摆在毛泽东面前时，他再不能容忍梁漱溟这种不识时务对政局指手画脚的人了。
还可能是，梁漱溟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的脾气、多次坚拒当官的清高、还有那一副不苟言笑庄重严肃的“圣人相”，早已经在毛泽东心中种下了敌意吧。更何况，他竟然在农村问题——共产党的看家绝学上大放厥词，毛泽东气量再宽宏也觉得不能忍受了，当时他的这几句话很能体现他的恼火：“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
建国才是第四年，梁漱溟便成了“不可信任”的“伪君子”。
红潮已经过去，是是非非也分清了大半；毛泽东的功过已被论定为七三开，但梁漱溟的观点却还有待争论。
可尽管他的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所有人却都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当然，如前文所提，文化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先贤已经说得太多，再不需要我们怀疑。我们也已经清楚，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还都是次要的，所有的重点只有一个：生存和发展。
似乎验证了梁漱溟的理论，辉煌之下我们的国家确实出现了危机。中国人是向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那压了几千年的三五座大山轰然崩塌之后，一身轻松反而茫然不知所措了。于是国人现实、松散的劣根性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中很多人的目标只剩下了金钱与权势，甚至在道德上都自由得失去了大部分约束——中国人简直成了最现实最直接最会钻营的民族。
这正是失去文化根本产生的恶果。
这只是中国的问题。另一种现象似乎也验证出西方文化同样出现了危机需要救济：世界范围内，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几乎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精神疾患。
这些问题实在太大，连梁漱溟穷一生精力都好像没能表达明白。也许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很圆通的，但他的学说却被人发现有着那么多的含糊和歧义。
也许还确实没人能真正理解梁漱溟的学说，但有几个问题是不得不提的，很多人看出，他的理论起码有两个大缺陷：一是以孔子的思想代表整个儒家思想，又以儒家思想代表整个中国人的思想，未免以偏概全；二是他论定西方终究会走到中国文化的路上来，又违背了他自己关于东西方路子不能相通的论点。
对他“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观点，也有人质疑，说这根本就是矛盾。还有人说他仍然钻不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
这一系列问题留待专家去研究吧。我只是认为，他说的“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意思，可能正类同于中医的一条基本原则：只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的药，就是中药——不管是青霉素还是维他命。这应该才是真正的全盘承受彻底吸收。
我们面临的，还是当年梁漱溟、陈独秀、毛泽东都一样看到的那个问题：对传统文化，我们该怎么办？摒弃、调和，还是改造使其重新翻身？——若是改造，到底要怎么改法？
历史早晚会验证梁漱溟的理论，现在最需要的是思考。
梁漱溟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被赶下政治舞台后的几十年，他退回了书斋，做起了“书斋里的学问”。窗外红旗满天飞，口号震地响，他埋头灯下，撰写一生总结性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当然，那场浩劫里，中国容不下一个书斋，他必然也逃不脱被游斗、抄家，但他一如既往地沉静，心平气和而冷峻地观察着这个荒谬的运动。对满天飞舞的漫骂攻击他的大字报不屑一顾，至多说一句：你们要批我，先看懂我的文章再说。只要条件允许，还是做他的学问，《儒佛异同论》便是白天扫厕所时构思，晚上在杂货房里写成的。
分组学习文化大革命，大家热烈发言，争先表达“坚决拥护”时，他认真阅读着报纸、文件，却始终不说一句话……
抄家时，看着祖传的藏书字画被满腔激愤的红卫兵投入火中，看着夫人被罚跪在身旁，他一言不发，冷冷地看着珍贵的图书化为灰烬……
批判他的会议中间休息时，他旁若无人地在政协礼堂练着太极拳……
1970年，梁漱溟被通知参加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他一眼看出草案的荒唐：居然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时一般人的胆早已经吓破了，谁也不敢说话，他挺身而出：“这次的草案中，不仅列有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规定好这个人就是接班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震得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吓出了多少人满身的冷汗。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风头正劲，作为有名的东方文化研究者，组织上责令梁漱溟出来表态。2月24日，梁漱溟衣冠整洁，手提皮包步入了礼堂。在讲台上站稳后，辟头就是一句：“我只批林，不批孔。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来评论孔子？”他不管下面像是炸开了锅，花了八小时为大家好好上了堂全面诠释孔子文化的大课，说孔子在人类史上功大于过，即使有过，不少也是后儒之失，孔子不任其咎——他把批判会当成了课堂。会议主题马上由“批林批孔”变成了“批林批孔捎带批梁”。2月到9月，大小批判会总计100多次。9月底，批梁运动算是收兵，最后总结性的集中批判大会上，组织者觉得梁漱溟该老实认罪了，特意问他可有感想，梁漱溟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他解释，他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历史还记载了，他是在“两个凡是”氛围中发表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正是这种骨气，深深折服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艾恺，他由衷地赞叹：“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所以他把自己研究梁漱溟的著作命名为《最后的儒家》。1980年，他终于见到了这位研究对象。那时正值暑天，而梁漱溟依然穿着一袭长袍。
但一见面，梁漱溟就声明他是一个佛教徒，并且说有个多年的心愿：“隐居山寺过一个僧人的生活”。
艾恺指出，他曾经在1921年公开宣布抛弃佛家而转向儒家。梁漱溟和蔼地说：“这没关系，我抛弃了佛家，但又没有抛弃它。”
这禅宗机锋一般的话头，不知艾恺是否能理解。或者，那个著名的佛教典故能解释这句话。当年地藏王证得菩提，原本可以成佛，但见众生苦难，便生大慈悲心，发下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梁漱溟心里，佛儒原是一样，都是救世的手段，不过目前需要的只是儒学罢了。在他看来，众生皆是悲哀，他说过：“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他眼中，众生皆苦，农民苦、工人苦、军阀苦、政客苦、文人苦、陈独秀苦、胡适苦、国民党苦、共产党苦、红卫兵苦，甚至毛泽东也苦，当然他自己一样的苦。但他已经找到了能救济这苦世的法门——孔子的儒学，这法门正如观世音菩萨净瓶里的甘霖；而这净瓶，梁漱溟看来，如今正在自己手中。
他看着面前高鼻凹眼的艾恺，有没有想起当年说过的话呢：
“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
圈椅上，八十七高龄的梁漱溟正襟危坐，鼻梁高耸，嘴唇紧抿、目光深邃中带着些冷冷的傲气。
八年后，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
除了等身的著作，他为我们留下一个问题：他真是最后的儒家吗？
或者应该问：儒家，真的到了最后吗？
进行时——结语
合上最后一页，刹那间忽然觉得一片沉寂。
墙上的钟滴滴答答地走着。
一年多来，耳边似乎日夜回荡着金铁交鸣马嘶人啸，一时间清静下来，还真有些不知所措。提过紫砂壶呷了一口，铁观音冷了，有些涩。关了灯静静坐着。今夜农历三十，没有月亮，很黑。良久良久，又听出了些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叹息，悠长而苍凉。
这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