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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镰刀锤头交叉并加五角星。有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
2、麦穗齿轮并加五角星。图案复杂，难以做到简洁美观。
3、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左上或中央置放镰刀锤头或麦穗齿轮或五角星。好像一半仿美，一半仿苏。
4、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
评选委员会与专家反复商议，倾向于第四类，从中选出几十幅，印发给更大范围讨论。
华侨老人陈嘉庚对国旗格外关注。
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时，确定五色国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到了蒋介石政府，却用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换作国旗，陈嘉庚对此十分不满。1940年，陈嘉庚去重庆，还带上自己请专家设计的国旗方案，但国民党官员毫不理睬。这次可有了机会，他向评委会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还提交自己的设计方案。
经过反复讨论，初选三十八幅方案，印制出来供进一步研究决定。其中还有朱德的设计方案。
兹事体大。9月17日，新政协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任五十五名委员，马叙伦为召集人。
9月23日，各组分别讨论。起初，大家倾向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方案，这是一个名叫陈联松的普通职员设计的。设计方案的解释是：大星代表共产党，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可是，大家认为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于是，注意力转向复字一、四、三号方案。这几个方案都是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加一条横杠代表黄河或加两条横杠代表黄河、长江。其中有幅原抗日军政大学的旗帜预选领先。可是这些方案也有人反对：一条横杠，是否意味分裂中国？张治中还就此专门找毛泽东反映。
争论越来越激烈，一时难以统一意见。周恩来专门向审查委员会秘书彭光涵了解讨论情况，还布置将五角星方案制作成一面大旗。
9月26日大会将休会一天，头天晚上八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会议，协商国旗、国歌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十八人，每个人对国旗、国歌都十分关注而且又具专业知识。
毛泽东说：“关于国歌，大家都赞成《义勇军进行曲》，那就定下来吧。”
马叙伦介绍：“个别人还是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说：“法国用马赛曲作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也没有改。我们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
但是，大家为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毛泽东发言了：“虽然，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留原有歌词为好。”
居安思危？
毛泽东的解释征服全场，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关于国旗。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总要求在国旗上体现中国特征，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都没有国家特征，苏联、美国的国旗都没有什么国家特征。国家特征也可以放在国徽中表现。”
毛泽东拿出五星红旗方案说：“许多人都说这个方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取得的。这个设计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至于有人考虑四个阶级的提法今后是否适用的问题，那么，四颗小星也可以表示全国人民大团结，也能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
大家又热烈鼓掌。陈嘉庚第一个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意见，梁思成也进一步解释设计思想，其他人发言也都赞同。于是，全场又热烈鼓掌表示通过。
关于国徽，大家的发言都对现有方案不满。毛泽东当即建议：“国旗定了，国徽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继续设计，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关于国都，建都北平，改名北京，大家一致赞同。
关于纪年，大家都同意公元纪年。但有人说，民间会有其它纪年。毛泽东说：“老百姓乐意采用其它纪年，包括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我们也不能用法律处罚。但是，政府还是要有个决定。”
黄炎培接着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意见。黄炎培还解释：“有些人说，公元纪年以耶稣诞生开始，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基督教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经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
这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就是耶稣也不坏！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助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经过讨论，大家也同意采用公元纪年。
会议在各项问题上都取得一致，最后，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指挥，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国号，也是政协会上热烈争论的问题。
关于新中国的名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初，又几次在党内文件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从8月1日复香港民主人士电至筹备会召开，毛泽东在新政协有关文件中又改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筹备会上，大家认为：“人民”与“民主”同义，“民主”又与“共和”重复。黄炎培、张志让主张“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大家同意后者。
但是，民革陈劭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应加括号简称中华民国。这就引起争议。
国号之争，连毛泽东也难以定论。
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主持讨论达成一致意见。26日，利用大会休会时间，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进行最后讨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六国饭店举行另外一个特殊的会议……
9月25日深夜，一些政协代表收到周恩来、林伯渠署名的请柬：“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受邀人诧异着来了，互相观看，几乎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什么事情会专找这些人商议？
周恩来叫人关上餐厅大门，说道：“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各位看见《共同纲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对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政协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四个字也许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第一个发言：“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一年后再去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是用许多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也不再坚持己见。”
下一个发言的周致祥是前清进士，他在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从来不写中华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周致样明确地说：“我反对仍要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对群众毫无好感的名称！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跟着发言：“我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我的理由是，那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
司徒美堂说一段，司徒丙鹤翻译一段，司徒美堂目光炯炯，逼视全场：“我们试问，毛泽东先生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是个庄严的东西，一改就改好，为什么要三年后再改呢？”
老人中气十足，声音响亮：“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你看看，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反对简称中华民国，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十老人言罢，听者无不动容！
马寅初立即表示赞同，还说：“加个简称，简直是不伦不类，不像话！”
张澜、陈叔通都表示同意。
车向忱还说：“关于人民群众一时不能接受，这只是宣传教育问题。慢慢教育，可以使人民认识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我看不见得！”
沈钧儒是个法律学家，从法律的观点阐述：“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立国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文件的其它简称。”
陈嘉庚发言说厦门话，由庄明理翻译，陈嘉庚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人们初时不习惯，久了就会成自然。”
先后发言十八人，十六人主张不用这个“中华民国”简称。
国有事，问三老。周恩来最后总结：“我要把大家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政协大会最后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号是“中华人民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