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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的调查、登记和管理,是摊派和征发徭役的前提与根据,因此也就是州县衙门最基础性的工作之一。《史记·龟策列传》上说,春秋时有一只神龟在宋国的泉阳被一个叫豫且的渔户捕获,那神龟便托梦给宋王,求他解救。宋王派使者去泉阳,问县令,你这儿有多少渔户,有没有一个叫豫且的?“泉阳令乃使吏按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我们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时代,许多国家的县级政权已有境内户口的详细簿册,甚至还有标上户数与户主姓名的“地形图”了,所以摊开来——查便知道,豫且住在上流。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划一的郡县制度后,这种户口调查和登记工作的质量,必定又大大提高。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就有——则关于户口的《封诊式》:某人向官府自首,道是原住某里,于本年二月已不记日期的某天逃亡,没有其他过犯,现在来自首。宫府讯问后,姓名、身份都确实,查对一下户籍登记,是二月丙子日逃走的,情况掌握得比他本人还清楚。他说自己没过犯,但官府应认定他有过犯。为什么?户籍上能证明,他躲避了三月份修筑宫室的劳役共20天。人们又可以从这一案例中知道,户口登记和管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征徭。当然,还有户税、口税、军赋等各式各样的摊派,也都是它的效能发挥。
州县衙门是怎样进行户口调查、登记和管理工作的呢?历史上各朝政府的做法,互有不同,但一般总不外是两大类形式:一种是每年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三月,或者八月,由老百姓自行去县衙申报,接受审验。比如《后汉书·江革传》记,江革于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56)末年与母亲回乡里,“每当岁时,县当案比”,案比,即案验而比之的意思,就是审验户口。江革因为母亲已老,经不起摇晃,便自己推部小车送母亲去接受案比而不用牛马拉车,“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可见那会儿户口核实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连老太太也得亲自上衙门接受审查。这些具体的事务,一般都由户房在县丞或主簿领导下进行,但知县也得过问,甚至负起主要责任。《宋吏·苏颂传》记,宋仁宗时,苏颂知建业,建业过去是南唐的地盘,战乱后户口簿册散失殆尽,许多衙门胥吏在征徭征赋时,趁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苏颂很认真,平素在治其他公事间,留心调查,掌握了不少实际情况。到了统一登记和案验户籍时,有人自报情形不实,苏颂便警告他说:“你家里还有某某人,还有某某产业,为什么不老实申报?”这一来,“民骇惧,皆不敢隐”。
另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在规定时间内,由州县衙门派员去各乡、里指导乡官、里书等乡里人员进行登记核验。比如明代及清初的户籍(即:“黄册”)编造法,都按此顺序,“凡造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授之甲长,甲长授之坊、厢、里长,坊、厢、里长上之州县。”(《清朝通典》卷9《食货》9)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搞了个“摊丁入亩”政策,即徭役征发不再以户籍登记为根据,而是根据田产占有情况。这一来,对州县衙门来讲,户口登记和管理的实用性少了许多,干起来便马马虎虎子,每年办登记时,就照抄上一年的算数,“岁岁滋生之数,一律雷同”,弄得乾隆皇帝大发脾气,“似此简率相沿,成何事体?所有各省本年应进民册,均展至明年底。倘再疏舛,定当予以处分!”(《清史稿·食货志》)这就是宁肯再放宽期限推倒重来,但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意思。应该说,中国是世界上户籍管理制度源起最早、建制最全又最能随时反映更新状况的国家,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历代州县衙门的具体工作。但是我们从乾隆皇帝发脾气这件事实中又可强烈感受到,在户籍调查和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州县衙门是联系其征赋征徭的实用性来理解和执行的,一旦搞了“摊丁入亩”的政策,他们就玩忽职守了。
其实再深一层看问题,州县衙门在户籍管理这件事情上玩忽职守,又远不是从康熙以后才开始,也不仅是在调查、审核和登记时“简率相沿”这一项。而且这“玩忽”两字的重点,更不在怠忽上,而是在玩弄上。那手法可就多了。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籍,一向有户别、户等这些讲究。户别,就是户的分类,早在春秋时,齐国就有士、农、工、商的户口分类法,以后越搞越细,有宗室户、官员户、农户、商贾户、弟子户(即官立学校学生)、工匠户、军户、僧寺户、乐户、守陵户、驿户等等,什么户有当官享受特权的份,什么户有出钱报效国家的份,什么户承担什么样的徭役,都从这户籍分类上来。《木兰辞》里“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的根据,便是因为她们家里属于军户,该派世世代代当兵。试想,这分类权全掌握在州县衙门手里,花头精就透了。比如秦汉时,凡在弟子户籍的不仅享有免役特权,还有做官的途径,谁不想入这种户口?那就得巴结衙门,送礼塞钱。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专门有一条“法律杂抄”,大意是县令、县尉不准把隶卒一类立在弟子户名下,违者就要处分,可知这种情况当时已有发现。又比如西晋复灭后,北方大批人户南迁,东晋和南朝历届政权在编造户籍时,都面对户别混淆的严重状态,南梁时尚书令沈约说,“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通典》卷3)这“一万许钱”塞给谁呢?主要就是落入州县衙门的腰包,而买个士户的根本动机,则又如元代典制专家马端临所指出的,“夫徭役贱事,人之所惮,固宜其改窜冒伪,求自附流品,以为避役之计也。”讲到底,逃避徭役是最关键的。花这本钱,值!可是这问题的另一面,可就惨了,免役的官户、士户、弟子户、僧户、陵户等户名越多,州县经办人腰包越鼓胀,但国家派定的徭役则有增无减,该谁充当呢?那就是广大农户和其他各色杂户倒霉了。甚至军户少了,往农户去抓兵;乐户、不够,强征良家姑娘来应差;驿户不足,便强迫种田人做工人放下活计,去赶马拉车当挑夫。本书第一章 讲到“圣谕”到县时抓夫充当和尚的笑话,这也是一种役,就扎根在户籍有别的上'面。
户别之外,还有户等的讲究,就是按照各户人丁多少、财产多少来定高低等级,又作等级承担徭役和杂赋。历朝各代,有户分九等、五等、三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分等权例由州县执掌,则是一致的。这就更是无钱贿赂者的大灾难了。“富家大室临期率以赂免,而中产下户反被均敷之害”,这是通贯2000多年的老毛病。以两宋为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许多州县衙门都在定户等时贪赃枉法,任意升降,仅定州安喜一县,就将原属五等户中的3400户升作四等户,将原属四等户中的4700户升作三等户。南宋时叶衡任于潜县知县,发现这儿“户版积弊”相当严重,“富民多隐漏,贫弱困于倍输”,该属上等户的,因为塞过钱财,都变成下等户了;那些没劳力缺田产的下等户呢,因为没钱孝敬衙门官员或胥吏,倒承担了成倍的徭役。欧阳修有过一个《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道是在苛岚等偏僻县份中,甚至把十等下户内“卖水、卖柴及孤老妇人不能自存者并一例科配”,那是一种何等凄惨的情景啊!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三、“蟋蟀曜曜叫,宣德皇帝要”(2)
徭役究竟有多少名目,繁重到何等程度,不胜缕述。这里仅举明朝时几位州县官员的“叹苦经”。《明宣宗实录》卷41中,有清河知县李信圭的抱怨,“本县地广人稀,路当要冲,南、北两京、直隶等十布政使及诸番国运送官物,俱经本县发民挽舟,初无定数;部运之官挟势多索,逼迫无厌,壮丁尽行,役及老幼。”瞧,这个清河县的地理位置不好,正当交通要冲,全县壮丁全去替官运船队拉纤还嫌人数不够,连老人小孩都上阵了。《明英宗实录》卷45中,有山西代州繁峙县官员的诉说,“编民二千一百六十六户,逃亡者俱半。其见存者又用六十人供柴炭,百人监厂,二十五人修嬗场,百人采秋青草,三百人充荆越等巡检司弓兵。又时有军需供给,传递往来。以是民甚艰苦,不能聊生。”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过一篇文章 ,那就更加具体了,“民当农时,方将举趾,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而未止,而又为纤夫矣。肩方息而提随之,稍或失御,长鞭至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和这种情况比照,本节开篇所引明宣宗所遇到的那位昌平农夫,还算是幸运的,他至少还有时间耕种自己的田。我们都知道徐霞客是明代的大地理学家,周游全国,实地踏勘,贡献卓著,又岂知这一部《徐霞客游记》的撰成,该当渗透多少农民们无偿服役的血汗和涕泪?作者当然不敢瞎编,只从老先生自己写的游记中便可看见。崇祯九年(1636)秋天他在广西游历时,凭地方衙门发给的一张“马牌”,走到哪儿,都由村民们用轿子把他和仆人抬着,一主一仆,连轿子带行李,要用10个夫役,有时村里面人手不够,就用“童子代舆”,“二妇人代舆”;管他代步,还得管他吃饭,“煮蛋献浆”,“以鲫为供”,“割鸡取池鱼为饷”,说起来眼泪汪汪,这些鸡呀鱼呀,就是农民们换现钱的“活银行”,都进了他老人家的肠胃。十一月廿五日那天,按公历换算是12月21日,既是星期天,又是冬至节,正该是陆廖村农民磨粉搓圆祭祖先的时刻,可听说来了个持有衙门“马牌”的先生,吓得“各家男子俱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