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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溯原始，主簿本是汉以后的通用官名，以管理文书为职掌。不过仔细推敲起来，京朝官寺中的主簿和州县衙门中的主簿，实在是大不相同的：前者相当于秘书长，后者则是正规的事务官，负责户籍、赋税等具体工作。如前所述，主簿和县尉一样，都是隋唐及宋金时科举出身者初入宦途的起点。北宋时韩侣和李若谷曾并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据《邵氏见闻录》载，两人未登第时都穷得很，一起去开封参加科考，统共才一席一毡，还分割使用。假如出门拜客，还要硬装门面，轮流当主人和听差。后来李若谷中了进士，选授许州长社县主簿，上任时赶着匹驴子让老婆坐，韩*替他挑个箱子。将近长社县还有30里模样时，李对韩说，恐怕县吏要来迎接了，箱子里只有600个小钱，到那时开箱多难为情啊。于是打开箱子，两人各取一半，大哭一场挥泪告别。以后，韩*也中了进士，两家世为婚姻不绝。
但是你又不能光瞧见600个小钱穷上任的这一面，这把州县主簿的小交椅既然放在掌管一方赋税簿籍上面，无本生利的机会便是一年到头不会中断。就拿韩*和李若谷所处的宋代来讲，当时政府依土地资产的多少区定民籍为5等，又根据5等版簿来科派赋役。这种5等版簿的修造工作，照例由州县主簿领导。有钱的人家为求降低户等减免赋役，便塞钱送礼给主簿行贿，没钱行贿的小百姓呢，他会伙同吏胥，把你家里的农具、鸡鸭等全估成资产，让你无端地升一个户等。再如征收赋税时，勾销名簿的工作也该由主簿负责，表明税额已经交清。于是这枝笔又可用来和银钱作交换，结果是当勾的不勾，不当勾的倒勾去了，“贫民—厂户，致有已纳而更输；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于幸免”。（《玫瑰集》卷26《论主簿差出之弊》）
主簿的品秩，又要比县丞低一等，到明清时，一般县份的主簿，都是正九品。不过这比起唐代来还体面些，唐朝时京县主簿是从八品，下县主簿只有从九品上。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二、二尹、三衙、四老典（2）
唐宋时代，人们又每将主簿与县尉并称，通呼作“簿尉”，但顺序上还是排出了前后：一个县尉门中，主簿是老三，县尉是老四。明朝开始，县尉这个职称没有了，另以典史敷充其职，老百姓在习惯上叫作“四老典”或“四爷”。此外，县令称“正堂”的话，县丞便叫“左堂”，县尉或典吏便叫“右堂”，不过这又是绅士们的叫法了。
从头讲起的话，县尉是秦汉时就已确立下来的官职。紧随东汉其后，魏、蜀、吴三国的缔造者，都是县署丞尉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记，孙坚先是受朝廷除授任盐渎县丞，几年后调任盱贻县丞，又转任下邳县丞。曹操的起家是“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洛阳是京县，这种县尉有4个，曹操是分管北部治安的。据《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说，曹操“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疆，皆棒杀之”。甚至连权宦蹇硕的叔父亦不能幸免，只因犯了不许夜行的禁令，便被他活活打死。皇帝周围的人看着他讨厌，又抓不到把柄中伤他，于是故意说他好话，给提升一下，撵到顿丘去当县令。刘备是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而被委派到安喜当县尉的。《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著马柳，弃官亡命”。《三国演义》把这段情节移到张飞身上，未免辱没刘备本色。“解绶”的描写，说明当时的县尉就有印绶；“初入尉廨”，又说明县尉也有独自的衙署；至于杖杀权宦叔父的行迹，就更说明两汉时小小县尉的威风了。
隋唐时代，县尉的职掌依然承袭汉晋，还是主管一县治安。长安有四尉，大县有二尉，其它县则一县一尉。可是曹操的那等威风，这会儿全没了，品秩则每况愈下，京县尉是从八品下，下县尉是从九品下，比主簿更卑微，挤到了九品十八级的最低层。
前已有述，簿尉品秩虽微，然科第出身之士人初入仕途，仍须由此而进。有唐一代，几多名人，都有当县尉的经历。比如白居易登第后，曾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多少得意，可是他得去周至当县尉；此外像柳宗元当蓝田县尉，贾岛当长江县尉，温庭筠当随州县尉等，皆属此类。现在想想，那么多大文豪都一个个坐在小县城的“警察局长”位置上，成天忙着去执行捕盗抓匪的事，未免有些滑稽，可这在古代却是极正常的现象。宋朝的制度，也因袭唐朝，宗泽登第后便以馆陶县尉起家，专门带着人抓逃兵；还有那位权相蔡京，亦是从钱塘县尉做起，《夷坚志》上还记有他带人去阳村巡捕的故事。历史上发生过的宋江起义，在《水浒传》里被渲染得轰轰烈烈，但不少史料都说明曾有一个小小的县尉做过起义军的劲敌。
如葛胜仲《丹阳集》里有篇《承议郎王公墓志铭》，记曰：“公王氏，讳登，……男长曰师醇，次日师心，……其后师心为海州沭阳县尉，遇京东剧贼数干人浮海来寇，公适就养在邑，命引兵追击境上，馘渠酋数十人，降其余众，一道赖以安堵。”“京东剧贼”是什么人呢？又有汪应辰《文定集》中的《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可以参证：“公讳师心。……登
政和八年进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沭阳县尉。时承平久，郡县无备，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京东，径趋沭阳。公独引兵追击于境上，败之，贼遁去。”类似王师心这种以县尉职守“御盗”的事例，还可以从宋代史料中找出很多，如《宋会要》记政和五年时，“叙州南溪县尉张钧躬亲率领保正等，捕获放水强盗贼人软落亨等同伙一十五人”。《东都事略》记方腊起义时，缙云县尉詹良臣曾率弓兵前往镇压。
元朝时县尉官职依然存在，官廨称巡尉司，但同时又有了典史这种官称。从明朝起县尉被取消了，原先的职掌大致被剖成两个部分，大抵狱囚警逻等归典史主管，还有些巡防、弹压、捕盗等事务，酌情分归巡检。清朝沿袭了明制，也是每个州县设典史一员，但又于分管范围外，常常充任县衙门里的事务官角色，故而又被叫作吏目。吏目是吏胥的头儿，又是官员行列的尾巴。尤其令人注目的变化是，明清时代的典史品秩更低下，连九品十八级中最后一级也没巴结上，这叫“未入流”，不过“未入流”也还是官身，而且依循它前身是县尉的旧观念，通常也被看成是佐式圈子内的一员，可以升转，也可能有代理主簿、县丞甚至是知县职务的机会。吴伟业著《鹿樵纪闻》，述明末清兵下江南史实，谓江阴典史阎应元以防御海贼顾三麻有功，升做英德县主簿。还没来得及赴任，清军把江阴县围住了，这时候县衙门里负实际责任的，是刚刚接任的典史陈明遇。陈明遇再特意把阎应元请回衙门，
由绅民共推为代理县令，领导了悲壮的江阴守城战。和过去的县尉当由朝廷委派一样，典史仍由吏部除授，阎应元是北通州人，却被派到南方来当这个“未入流”。
在明清史上，阎应元是典史辈中较出名的一位，后来江阴人还为他修了阎典史祠。而清人李宝嘉所著《官场现形记》里，则塑造了几个文学的典史，对读者们了解典史是怎样搞钱肥私的，倒很有些认识价值。那位在全书开场不久便亮相的钱伯芳钱典史，据他妹夫王乡绅向王孝廉介绍，“虽然只做得一任，任上的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你们一进城，看见那一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论大小，总要像他这样，这官才不算白做。”王孝廉听说钱典史会通路子，便问“既然有路子，为什么不过班做知县，到底是正印”。岂知钱典史也有个理论——“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亲，实事求是。”’
会不会“做”典史的真诀，算是被他点到要害了。明清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云：“要钱典史，不要钱御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部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共性。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三、衙门五味子：酸甜苦辣咸（1）
早在本书第一章 里，作者就有声明在先——一个州县衙门里，学署必定是自立门户的。什么缘故呢？这里面首先有个体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重视文化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文人入仕的正途，是必先入学，学署的职掌，是管理一方入学就读事务，学署里的官员一方面接受上一级的学官直接领导，另一方面，也接受同一级的地方主官指导和考核。这个体制，就把学署官员和一般的佐式区别．了开来。其次，还有一个品秩上的问题，以明清为例，每个州县里，文职的正七品官有两位，一位是县太爷，还有一位就是学署首席，县太爷固然以进士出身者为多，但也有非进士出身的，特别是清代，“杂牌”还特别多；可是作为学署首席的儒学教授，除了由次官升任者外，必定是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凭这两条，县太爷也不便把他们当作一般的佐式来相待呀，倒要时时尊称为“老师”。
儒学教授以下，州县学署内还有儒学训导、儒学教谕等官职，有八品秩的，也有九品秩的，他们在体制身份上也显得比同级官员特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