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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２月，徽因和思成商家后，启程飞往昆明。
飞行的疲劳，高海拔地区的不适，徽因到昆明就病倒了。但与朋友相聚的幸福感使身体的不适显得微不足道。张奚若夫妇坚持让徽因头几天住他们家里。徽因在这里见到了许多朋友，彼此都有劫后重逢、死而复生的感觉。徽因在给费慰海的信中诉说了自己快乐兴奋的心情：
这次重逢所带给我的由衷的喜悦，甚至超过了我一个人在李庄时最大的奢望。我们用了１１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庄这种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情况弄清楚，以便现在在我这里相聚的朋友的谈话能进行下去。但是那种使我们相互沟通的深切的爱和理解却比所有的人所预斯的都更快地重建起来。两天左右，我们就完全知道了每个人的感情和学术近况。我们自由地讨论着对国家的政治形势、家庭经济、战争中沉浮的人物和团体，很容易理解彼此对那些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和想法。即使谈话温无边际，几个人之间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的诗人们在遭贬谪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期而遇时的那种快乐，他们又人怎样地在长谈中推心置腹！
我们的时代也许和他们不同，可这次相聚却很相似。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了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
此外，我们是在远隔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什么新品质。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
当徽因感觉身体好了一些的时候，她搬到了朋友们为她安排的住处。
徽因十分喜欢守在窗前，望着那个美丽的花园，望着云南特有的如洗的碧空和远处青翠的山峦。她觉得这一切很像早年在美国戈登·克雷教授的工作室学习舞台设计时所熟悉的效果。午后的阳光明媚，窗外的树影斑斑驳驳地映洒在天花板上，随着阳光缓缓移动。
金岳霖重写《知识论》
老金由于目疾，他即使在室内也总是戴着一顶遮阳帽，背对着光线，伏在一张小圆桌上专心写作。他是在重写他的《知识论》。
几年前他去李庄时就在写这部著作，回昆明后书稿已近完成。一次空袭警报响起，他带着书稿跑到昆明北边的山上躲空袭。把书稿放在地上，他坐在书稿上。
这次空袭持续时间很长，待到警报解除，天已黑了下来，他又饿又困，站起身就起，却忘了地上的书稿。等他想起来再回去找时，书稿已不见了。数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是不可能完全记得住的，他只她再从头写起。
在抗战后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不停地在赶写这部著作。在西南联大，金岳霖重写《知识论》的事情一直传为美谈。
林徽因和朋友们在一起，在昆明明媚的季候中，她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有了好转的迹象。
徽因静静地倚在窗前看书。
天上铺了一层浓重的乌云，忽然就下起雨来。
雨下得很急，伴着隆隆的雷声，五月的雷雨中，有青蒿的气息，有泥土发酵的气息。徽因觉得有点凉，但她不舍得离开窗口，她被这一切所打动：“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在雨中，房间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浪漫氛围———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了下来，一个人在一个外面有着寂静的大花园的冷清的屋子里。这是一个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这时期，思成忙着和同事们把营造学社的书籍、各种图片、图纸、资料、手稿和工具装箱打包，准备着一旦交通恢复正常就立即离开这里。
终于盼到了北归的消息，徽因回到重庆，和全家一起住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等待回北京。和他们一起等待的还有西南联大和各研究所的几十个家庭。８年过去，他们苍老了许多，他们也坚韧了许多。尤其是那些教授太太，各个似乎都成了持家过日子的好手。
他们还需要在重庆等待一段时间，因为战后的陪都有太多的机构、官员及其眷属急于还乡。
这期间，在昆明、在重庆、在内地的许多城市，知识分子中弥漫着浓烈的幻灭和失意的情绪。国民党官员在战后大肆掠夺钱财，加速了政权的腐败，不可遏制的通货膨胀和持续的贫困使广大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看不到希望。
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职工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大批军警、特务出动，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学生罢课月余，全国各地纷纷声援。从此以后，学生运动在国统区此起彼伏，形成了燎原之势。特别是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更激起了全国反独裁、争民主运动达到高潮。
无处不在的绝望、穷困和落后，无处不在的腐败、无能和混乱，使得一贯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否定和背弃。
北归清华
１９４６年７月，林徽因、梁思成全家乘飞机北归。
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机上的人们全都扑到了两边的舷窗旁，他们热切地、贪婪地辨识着这座日思夜想的锦绣城池……香山、玉泉山、万寿山、昆明湖……山坡上小院里有人家围坐着吃饭，有女眷惊呼起来，接着几个女人就他们吃的什么猜测起来。正是盛夏时节，肯定喝的是绿豆稀饭，就着切得细细的芥菜丝儿，还有烫手热的芝麻酱烧饼……和平的生活多么好哇！有人抹起了眼泪。
转眼间，飞机到了西郊机场，陈岱孙先生早已在机场安排好了接人的车辆。陈岱孙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还具管理才能，梅贻琦校长委派他提前回清华做学校北返的准备工作。梅先生的安排十分必要，日军侵占北平期间，军队驻扎在清华园，教师宿舍成了马厩，“水木清华”的学府变成了一座军营；陈岱孙先生回京后，迅速组织人员收拾校园，使学校尽可能地恢复了原貌。
徽因和思成一家由西郊机场乘车进城，这是思成青年时代在清华读书时星期天回家往返常走的路，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黄土道路两旁的景物依旧，杨柳依依。他兴奋地对徽因和孩子们一一指点着———这里的饽饽铺是老字号，各样满汉饽饽俱全，最有名的是“薄脆”和“破边缸炉”饽饽；这是老式客店，白粉墙上描着大字“四合老店，安寓客商”；这里是车马店，院子很大，院子里有很多喂牲口的食槽和拴马桩……汽车渐渐驶进箭楼，进了瓮城，然后进了西直门。徽因兴奋地指点着让思成看，西直门城门洞靠墙的石头架上，那个古旧的大木桩依旧安然无恙地倚靠在那里……
恍惚中，徽因觉得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仿佛是一场噩梦。可再定神看去，离开北平时稚气可掬的一双小儿女，倏忽间已长成了大姑娘和小伙子，思成的鬓边已有了苍苍白发，自己更是病骨支离。满眼青山未得过，镜中无那鬓丝何。无论如何，总算又回到了北平，这是离别十年，魂牵梦萦的北平啊！
回到北平，梁思成被聘任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在李庄时，思成和徽因就商量过战后的工作。他们想，随着抗战的胜利，战后重建的问题将会十分突出，作为建筑学者，应该使自己的工作走上更有生机的发展道路。
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４５年，徽因、思成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１５年中，他们走遍中国１５个省，二百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二千余处。他们认为，虽然中国古建筑还有很多课题有待深入研究，但是从建筑发展史的角度看，他们已基本理清了各个时期的建筑体系沿革、历史源流，勾勒出了建筑历史发展的脉络，所以对古建筑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而战后国家重建更急需建设人才，特别是建筑师，因此，在西南联大北返之前，梁思成向梅贻琦先生建议在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学院，首先在工学院开办建筑系。梅贻琦先生正有此意，他们可谓不谋而合。
北返后的清华大学从此有了自己的建筑系。梁思成是第一任系主任。
梁家的藏书
１９４６年夏，清华大学工程院建筑系招收了第一届学生１５人。
也在这一年，思成、徽因全家搬进了清华园新林院８号，这是清华的教授楼，院落幽静，住房宽敞。老金和几个老朋友离得都很近。
一切尚未就绪，思成接到通知，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委派他赴美国考察战后美国的建筑教育。同时，他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耶鲁大学邀请他作为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学年的客座教授去讲授中国建筑和艺术，普林斯顿大学则邀请他参加“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此间，他又被外交部推荐，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
临出发前，思成交代系里的年轻教师，有事可与林徽因商量。
徽因２０年代在沈阳与梁思成一起经历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白手起家的全过程。如今，虽然她没有在清华担任教职，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