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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脸色苍白，好大一阵子才有了知觉。他感到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一动也不能动。父亲焦急的模样让他不安，他轻声说：“爸爸，我是你不孝的儿子……不要管我，特别是不要告诉妈妈。”
梁启超努力镇定着自己，他紧紧地握着儿子的手说：“不要紧，别害怕。”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的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
医生来了，做了初步的检查和诊断。他告诉梁启超，思成腰部以上没有任何问题，可能是左腿骨折。救护车把思成送进了医院。
民初时期，中国的西医还十分落后。思成做了全面检查后，医生告诉梁家，思成的腿伤不需要动手术，养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可是，这个诊断是错误的，耽误了及时的治疗。
思成伤得很重，他左腿股骨头复合性骨折，脊椎挫伤。确诊后，他一个月内就动了三次手术。最后一次手术结束，梁启超给远在菲律宾的大女儿写信，他以一贯的乐观自信写道：思成的腿已经完全接合成功，不久就将和正常人一样走路。可事实上从那以后，思成的左腿就比右腿短了１厘米，跛足和由于脊椎病弱而装设背部支架的痛苦从此伴随了他的一生。
徽因很快知道了消息，她赶到医院，眼泪止不住地流着。思成忍着痛对徽因笑道：“差一点就见不着你了。”
从这天起，徽因一有空就来医院陪伴思成。这桩车祸被北京的报纸报道了出去，北京《晨报》直斥金永炎的恶行。金永炎知道被撞者是梁任公的儿子后，亲往医院探望，表示道歉并承担了医药费。
天热起来了，病房里的空气粘滞而郁闷。思成的腿上打着石膏，腰背上缠着绷带，躺在床上不能翻身、更不能下地，像陷在沙滩上的鱼，艰难地挨着病房里漫长的时日。
徽因放暑假了，这一年的暑假，她是在思成的病房里度过的。
每天早晨，待医生查了房，思成就朝着病房门口期盼地张望。
思成能分辨出徽因的脚步声，那声音很轻盈，好像风。当感觉到风的时候，风已经到了身边。
徽因来了，带来了当天的报纸，带来了思成喜爱的画册，还带来了思成爱吃的冰镇杏仁酪。
思成受伤的腿和背疼得厉害。为了转移思成的注意力，她给思成读小说，背新诗，讲同学和弟妹间有趣的事。思成行动不便，她给思成擦汗，打扇。
思成感到难熬的卧床的日子不再漫长。
有爱相随
徽因的爱伴随着思成，她毫不以思成可能终生致残为意，而是暗自庆幸：思成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能够朝夕相伴，相亲相爱，这多么好啊！
当思成可以拄着双拐下地行走时，友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以作纪念。他手拄双拐、腿上打着石膏坐在椅子上，脸上却洋溢着宁静而满足的微笑。
面对两个年轻人亲亲热热的情景，思成的母亲、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却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她出身于官宦之家，兄长曾任光绪年间的礼部尚书。深谙“妇德”的她，看不惯林徽因“洋派”的言谈和举止。她认为思成伤卧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闺秀应该低眉敛目、小心回避才是。一个尚未下聘礼的女子怎能如此不顾体统？
夫人的不满，梁启超不以为然。思成和徽因感情甚笃，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在给大女儿思顺写信时，他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老夫眼力不错吧，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那第一回的成功，是指思顺的婚事。梁启超为思顺选择了周希哲。周希哲时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总领事，后来任驻加拿大大使馆总领事。
梁启超认为，由他留心观察、看好一个人，然后介绍给孩子，最后由孩子自己决定，“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梁启超担心思成荒疏了学业，为思成安排了住院疗伤期间的学习计划。“父示思成：吾欲汝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
车祸延迟了思成赴美学习的时间，弟弟思永以及与他同届的梁实秋、吴文藻等人已启程赴美。在这一年里，思成在父亲的指导督促下，较系统地悉心研读了一批国学典籍。
他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这一年，徽因从培华女校毕业，考取了赴美半官费留学的资格。她剪去了辫子，留着当时女大学生流行的发式：齐耳的短发轻微地烫过，刘海和发际蓬松地覆着前额和后颈。看上去，文雅秀丽中增添了几分成熟。
１９２３年，北京一些上层知识分子为了聚会的方便，由徐志摩、胡适发起，徐申如、黄子美出钱，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七号租了一个院子，成立了“新月社”，并创办了《新月》杂志。
有人说，“新月社”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的启发而得名。徐志摩说：“‘新月’虽则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他十分喜爱“新月”这个名称。２０年代中后期，他和胡适、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开书店、办刊物，店名为“新月书店”，刊物名称仍为《新月》。
尽管林徽因从不认为自己是“新月派”的成员，但她确实是从“新月”时期开始，进入了北京知识界的社交圈并从事文化活动。
石虎胡同七号
在石虎胡同七号，“新年有年会，元宵有灯会，还有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在这种怡情自娱的氛围里，新月社的成员们品茶、喝酒，谈政治、谈文艺，一时间名流云集。梁启超、丁文江、林长民、陈源、林语堂、徐申如徐志摩父子、王赓陆小曼夫妇、余上沅、丁西林、凌叔华等在这里常来常往，林徽因和表姐王孟瑜、曾语儿也常来参加各种文艺、游艺活动。徐志摩有一首诗记咏这时期的“新月”生活———《石虎胡同七号》：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
温柔，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
的梦境；
雨过的苍茫与满庭阴绿，织成
无声幽瞑，
小蛙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
蚓鸣，
………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
之中；
………
２０年代中期，徐志摩接办《晨报副刊》。他在副刊开辟了《诗镌》栏目，集合了以闻一多、朱湘为代表的一批志趣相投的诗人，倡导和创作格律新诗。他们的创作提高了白话新诗的艺术品质。
新月派诗人陈梦家选编的《新月诗选》，是对新月社诗人和创作实绩的总检阅。其中，林徽因的《笑》、《深夜里听乐声》、《情》、《仍》四首诗入选《新月诗选》。
１９２４年４月，北京迎来了印度诗哲泰戈尔。
泰戈尔是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访问的。
就像一幕大戏，尚未开场，锣鼓点儿已敲得震天价响；又像一部交响乐，序曲奏响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为了迎接泰戈尔，北京的文化人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北京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连篇累牍地向读者介绍泰戈尔其人其事。
泰戈尔是印度百科全书式的哲人，他一生写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部剧作，还画了一千五百多幅画，作了几百首歌曲，撰写了大量的论文。他的抒情长诗《吉檀迦利》，获得１９１３年诺贝尔文学奖。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但他拒绝了这一封号，以示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抗议。
为迎接泰戈尔来访，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月报》，出了《泰戈尔号》专刊，专刊分上下两卷。文学研究会还出版了泰戈尔的多种诗集。
讲学社委托徐志摩负责泰戈尔访华期间的接待和陪同，并担任翻译；王统照负责泰戈尔在各地演讲的记录和编辑。
新月社成员用英语赶排了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
４月２３日，泰戈尔乘坐的火车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车站迎接。
泰戈尔来了
泰戈尔在北京的时间里，日程安排得很满。他出席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会和座谈会，到北大、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作了演讲，拜会了末代皇帝溥仪。林徽因始终伴随在泰戈尔身边，参加了所有的这些活动。
当时的报刊上，有这样的记载：“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肩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徐氏翻译泰戈尔的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样欢迎泰戈尔。
泰戈尔在各处的演讲中多次强调提出，希望中国人不要舍弃了自己宝贵的文化传统，去接受和传播那些无价值的、丑恶的西方文化，不要盲目地追求工业主义、物质主义。可是，刚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正是高举着“民主”、“科学”的旗帜，以提倡西方文明来反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一代人。
面对中国的内忧外患，他们认为，在这个强权等于公理的世界，一味宣扬超卓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只会把中国推向灭亡。他们散发传单，组织游行，批评泰戈尔到处宣扬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宣扬封建文化，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