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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心中充满对爱的渴望，我写下这些话语。我献给你爱，献给你基督徒的和平。我吁请你示我以爱；上帝和圣灵在上，我这样做，乃发自我的内心。”
“若你无视我所做的一切，继续以心中的仇恨攻讦我，若我无法劝服你，以基督徒的兄弟之爱对待我，我便只能保持沉默。让上帝在你我之间，按我们事奉他的忠诚，做我们的裁判罢！”
简直没法相信，如此令人感动的和解呼吁，竟会毫无效果。然而我们的道德本性却有个矛盾在，便是那般理论家囿于一种狭隘的观念，会对其它观念一律视而不见，因此这样的呼吁纵然充满人道，他们却不会为之所动。思想的偏见，势必导致行动不公正；一旦个人或民族被视野狭隘的狂热分子攫在手里，便再不存在相互理解与宽容的空间。卡斯特利奥动人的呼吁，加尔文竟然无动于衷。这仅仅是一个人急于讲和的吁求而已，算不上说教，谈不上辩论，也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旁人——不就是这样么？虔诚的日内瓦牧师把这呼吁基督教和平的声音，视为“可怕的”事情。他便给卡斯特利奥再涂一层魔鬼的色彩，又以蔑视和煽动的毒气进一步推进下去。他编造出新的一批谎言，好叫卡斯特利奥蒙受怀疑——至少要叫他变成笑柄。加尔文发动的攻击当中，或许顶数这次最算背信弃义。尽管在日内瓦看戏有罪，加尔文的门徒还是在日内瓦神学院演了出“虔诚的”校园喜剧，其中卡斯特利奥被扮成De parvo Castello（瘦子卡斯特洛），给说成是撒旦的仆役领班，还要这样讲：
Quant à moy； un chacun je sers
Pour argent en prose oy en vers
Aussi ne vis…je d'aultre chose。 。 。 。
（至于我，替谁干还不都一样得了钱，写什么还不随他娘于是我，任凭它一叶把眼障……）
这下流的污蔑，将毕生使徒般贫穷的人说成鬻文生财，将宗教宽容的辩护士说成罗马教皇的雇佣煽动家；这样的污蔑，得到日内瓦领袖们的批准——或可说，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加尔文主义者的积怨旷日持久，害他们辨不出真理和诽谤。他们念念不忘的，惟有褫夺卡斯特利奥在巴塞尔的教授席位，再亲眼见他的著作给烧掉——要是办得到，连他也同样付之一炬。
这般满心仇恨的人，如今交了好运。有一次，日内瓦进行挨门挨户的例行家访，发现两个自由民在专心读一本书——书上竟没有加尔文的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扉页末页不署作者的名字，也未曾印上出版的地点。何况这小册子《Conseil à la France désolée（悲切吁告法兰西）》，闻上去就一股子异端味儿。两个念书的人马上给带到宗教法庭。他们生怕夹手指、拉四肢，很快承认是卡斯特利奥的一个侄子将这本《Conseil（吁告）》借给了他们。猎手们迅疾追随这新的线索，盼着到头来将猎物赶入绝境。
这本书“因其错误连篇，故甚是邪恶”，它倒真是卡斯特利奥的新著。他是又堕入了老“错误”当中，竟要在狂怒的教会内部和平解决冲突，可见这伊拉斯谟式的愿望真个无药可医。在他热爱的法国，宗教迫害已经开始有了血腥的斩获；而新教徒受到日内瓦的煽动，正武装起来反对天主教，如此种种，令他无法再保持沉默。如同他能够预见到圣巴托罗缪屠杀和胡格诺战争的恐怖；在那危急关头，他只觉得不能不说，这样的流血实在是徒劳无益。他解释说，任何一种教义，其自身并无错误可言；然而企图强使旁人接受他不信的信仰，才永远是错误和罪行。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这“forcement des consciences（对良心的强迫）”；那般狂热分子嗜血成性，心胸狭窄，他们一次次卷土重来，要强行对良心进行压制。然而卡斯特利奥继续讲，企图强使旁人宣称接受他本该反对的信仰，非但不讲道德、不合法律，而简直就是愚蠢荒唐。靠征丁抓伕聚拢来的杂牌军，去支持某一种哲学或信条，罗致来的只能是些伪君子。拇指夹，拉肢架，或旁的任何强迫手段，只能叫党员的人数疯长。改变信仰的人争取到了手，代价却是统计数字方面弄虚作假；这固然欺瞒了整个世界，也叫真正的信徒受了骗。卡斯特利奥的话，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谁企图争得尽多的支持者，活像个笨伯有个大酒桶，里面的酒却少得可怜。他便把酒桶装满了水，让酒变得多一些。结果，酒没有增加，反倒弄糟了笨伯先前的好酒。对那些被迫皈依某种信仰的人，谁若以为他们真的相信口头的誓言，这真是愚蠢之极！若叫他们自由依从自己的倾向，他们必说：‘我实在相信你们暴虐而且不义，你们强迫我所立的誓言亦为虚假。’坏酒无法靠强迫人喝就变成好酒。”
于是卡斯特利奥一次次坚定地重申自己的信念：不宽容势必导致战争，惟有通过宽容方能达致和平。哲学也罢，宗教也罢，本无法靠拇指夹和战斧火炮来实现，而只能靠影响他人不受强制地接受这信念；惟借助真正的理解，才能够免除战争，让观念联结为一。因此，就让想做新教徒的人做他的新教徒好啦，让真想做天主教徒的人还做他的天主教徒好啦，别强迫这一些人，也莫威逼那一些人。经过了无数毫无意义的牺牲，敌对教义的双方，才在他们的坟墓之上达成南特协议——而此前整整一代，便有位孤独悲伤的人文主义者，预见了这一为法国建立了宗教宽容的敕令。“我要向你呼告，法兰西，停止了强制、迫害和对良心的谋杀罢；与此相反，你应该准许每个基督的信徒以自己的方式去信仰。”
不用说，在日内瓦建议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达成和解，必是要视为滔天的罪行。在那时，加尔文正秘密地煽动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使用武力。他的教会政策本是充满侵略性；这与卡斯特利奥人道的和平建议形如水火。这独裁者采取了一切措施，只为把卡斯特利奥的《Conseil（吁告）》压制住。他迅速将信使派到势力所及的每一处，给各新教当局带去告诫的信件。加尔文的组织卓有成效，竟至于一五六三年八月，改革派教会的宗教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教会兹通报卡斯特利奥所著《Conseil à la France désolée（悲切吁告法兰西）》一书之出版。此书极端危险，特警告信徒予以警惕。”
这般狂热分子，在卡斯特利奥这部“危险”著作发行之前，再次将其压制下来。诚然，书是压了下来，至于作者——这沉着坚定的哲学家，这教条教规的敌人，又如何处置？必得把他结果掉才行。箝住他的嘴巴还嫌不够，他的脊梁也得给打断。这一次又是泰奥多里？德？贝采来当刽子手。他那篇《Responsio ad defensiones et reprehensiones Sebastiani Castellionis（答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之捍卫与谴责）》题献给巴塞尔城的牧师们，说给他们——设若按这题献所讲，只是给他们——该采取何种的步骤对付卡斯特利奥。“时机已经成熟，时不我待，”德？贝采暗示道，“宗教之正义将处置这一异端及其狐朋狗党。”这虔诚的神学家，把暴雨也似的诽谤朝卡斯特利奥泼将下去，嘲笑他撒谎，渎神，亵渎教义，谄媚逢迎；说他是邪恶的再浸礼派，非但保护着所有异端，更保护着一切通奸和犯罪。到最后，德？贝采骂他是刺客，在撒旦的锻炉里打造了凶器。一怒之下，这德？贝采不分青红皂白，把五花八门的恶言秽语一古脑儿抛将下来，彼此勾销了也不管。然而这暴烈的喧嚣，毕竟显明供认出，他们的决心已定——只要可能，便取掉卡斯特利奥的性命，好一劳永逸箝住他的嘴巴。
狂热分析们已经明显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将卡斯特利奥交付异端审判；这样的谴责毫不遮掩，没羞没耻跳到了台前。一篇告白，简截明了，送达巴塞尔宗教会议的手上，敦促市政当局立即动手。卡斯特利奥将给当做公敌，逮捕法办。然而不幸得很——依然有一点小小的障碍，害得这可爱的图谋一时无法得逞。按巴塞尔的法律规定，若无书面控状提交给当局，控罪便无法进行，仅有一本书的观点不获赞同，还远远不够。显然在此种情形下，正常的程序该是由加尔文和德？贝采出面，向卡斯特利奥提出指控。然而加尔文的战术屡试不爽——他宁愿躲在幕后，叫旁人首当其冲。最合适的办法，便是在维埃纳和日内瓦对付塞尔维特那一套。于是一五六三年十一月，德？贝采的书刚刚出版，就有个全无资格的家伙，叫什么亚当？冯？博登斯坦的，向巴塞尔当局提交书面控状，指控卡斯特利奥是异端。可以肯定，要找个人扮演捍卫正统教义的角色，这亚当？冯？博登斯坦实在最没有资格——他的父亲，便是声名狼藉的卡尔施塔特，此人的狂热倾向颇为危险，给路德逐出了维滕贝格大学。与此同时，博登斯坦的老师，又是显然敌视宗教的帕拉塞尔苏斯。因此，叫这位博登斯坦诚实无欺地替新教教会做栋梁，可实在荒谬绝伦。他那指控，只不过将德？贝采书上混乱不堪的观点重复了一遍，把卡斯特利奥同时加上一堆的恶名：天主教徒，再浸礼派，思想自由，亵渎上帝，再加上保护着通奸和犯罪。且不管指控是真是假，既然呈递了书面诉状（该诉状至今依然保存完好），法律方面的要求便已经完成。如今巴塞尔当局无从选择，只能动手控罪。加尔文及其同伙遂了愿，卡斯特利奥必得悔罪认罪。
像这样的指控，卡斯特利奥替自己辩护，岂非轻而易举？博登斯坦热心过度，他对卡斯特利奥的指控矛盾百出，荒谬昭彰。何况在巴塞尔，人人清楚卡斯特利奥平生无可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