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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体现了他远见卓识的逻辑和明察秋毫的目标。“我初到教堂，”他后来写道，“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已经停滞不前。人们仅只在此讲道，此外一无所有。他们把圣像收到一处，付之一炬。可这跟宗教改革名不副实。所有的一切，全杂乱无章。”加尔文生来是个组织家，对混乱恨之入骨。他禀性数学般精确，不规则和无系统会惹得他满心厌恶。大凡企图教育人民接受新信仰的人，必得教他们理解已经相信和承认的东西。他们得明明白白地分开，什么能够允许，什么必须禁止；精神的王国，跟尘世的王国一样，需要明确的界限和法律。不出三个月，加尔文就向这个市行政会，提交了完整的教义问答手册，那二十一项条款，把新福音信条的原则规定得极尽精确，通俗简捷。于是这教义问答手册，这信仰声明——我们或可说，这新教会的十诫——被行政会原则上接受了下来。
然而加尔文这样的人，才不满足于冷漠的接受。他坚持人们必须毫无保留地顺从这教义问答手册的每字每句。在他看来，单单规定下教规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依然给个人留下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教他们自行确定行为的界限和尺度。加尔文其人，却绝不容忍在教规问题与日常生活当中，存在任何自由。他认为，在宗教和精神事务方面，就毫无平等的意见交流；关系到个人的信仰问题，决不能达成停战协议；而教会不仅有权利，更有责任强迫所有人——用武力强迫所有人无条件地顺从；惩罚冷漠的教徒，不妨残酷到惩罚公开反抗一样的程度。“旁人或有其它想法。可我决不相信，我们的职责竟会限制在如此狭仄的范围里，仿佛宣讲了道义，我们的责任便完事大吉，便可以袖手旁观事情自行其道。”而他的教义问答手册，既为真正的信徒划定了指导路线，更阐明了该城的法律。他要求行政会正式强迫日内瓦城的自由民们逐个宣誓，公开接受他的信仰声明。在大教堂里，这些自由民要几十个人一组，给带到长老面前，一如学童带到老师的面前，由国务秘书大声将教义问答手册读给他们，而后他们举起手来，发誓毫无保留，一概接受。谁若拒绝宣誓，会即刻驱逐出城。这便永远清楚表明，从此日起，住在日内瓦城墙内的任何自由民，在精神事务方面，都绝不敢与加尔文的要求和观点存在一丝一毫的悖离。在这行政区里，什么“基督徒的自由”，把宗教视为个人良心的事情，诸如此类的要求就此一去不返。理性战胜了宗教改革的气质，法律战胜了宗教改革的精神。如今加尔文进了城，日内瓦便再没有自由。独夫的意志统治了一切。
没有武力，专政无法想象，也守不住阵脚。要想维持权力，必得掌握权力的工具；要想进行统治，必得有权施行惩罚。而今任命加尔文的决议，未曾给他任何的权利，可以将触犯教规的自由民逐出日内瓦城。行政会的委员们单单任命他为“lecteur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朗读教士）”，叫他可以向信徒们解释《圣经》；他们单单安排他做传教士，可以宣讲教义，引领会众走上真正的信仰。他们总觉着，施行惩罚的权利依然留在自己的手里；只有他们，而不是加尔文或别的传教士，才要对自由民的行为负全责。在此以前，还没有哪个宗教改革家，路德也罢茨温利也罢，试图将原本归给市政当局的权利抑或权力夺归己有。可加尔文生就独裁主义秉性，立时便着手将行政会沦为他的命令和条例的执行机构。他既无合法的权利做此类事情，便用开除教籍的方式给自己建立权利。他灵机一动，把圣餐的神秘宗教仪式，转化为培植个人权力、给对手施加压力的手段。在那段时间里，加尔文派传教士规定，圣餐只给予那些道德行为叫人满意的人。不论何人，只要传教士禁了他的圣餐，他准给革出教门，开除市籍。这新武器简直就叫人无法忍受。任谁也不准再跟那犯过的人讲话，用学童们的话讲，他就给“当成了臭狗屎”，没人肯卖东西给他，也没人从他手里买东西。于是这仿佛纯粹宗教性的手段，该当由教会当局行使的，却变成了社会跟商业方面的抵制。若是这遭抵制的家伙公然反抗，不肯公开认错，加尔文便毫不客气，把他放逐了事。即便最受尊敬的市民，一旦惹了加尔文的厌，变成他的敌人，在日内瓦便休想立足。谁若公开与这传教士唱反调，便等于葬送了自己的公民身份。
诸如此类骇人的权力，使得加尔文可以消灭任何胆敢反抗他的人。只消放胆一击，加尔文左挥惊雷，右挟闪电，便获得了日内瓦大主教从无缘分的不可挑战的至高地位。在天主教会内部，本有个由低至高直至最高地位没完没了的僧侣统治集团。在教会最终决定将教徒革除教籍之前，往往可以向他们提出申诉。开除教籍的决定凌驾个人之外，全然超越个人的专断权力。然而加尔文，他的目标更加明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也更加无情。于是，他易如反掌一般，便强把革除教籍的权利收在传教士和宗教法庭的手里。他把开除教籍的骇人威胁，当成经常动用的惩罚，这便无限增强了他个人的权力。他堪称心理学家，把这恐怖的效果深思熟虑，也猜度到那般生怕遭到如此命运的人心中的担忧。市行政会费足了力气，才算定下来每季度安排一次圣餐，不至像加尔文要求的，每个月安排一次。可加尔文绝不许这最最强劲的武器——开除教籍继之放逐出境——给旁人夺走。惟有用这件武器，他才得以开始他渴求已久的斗争——建立极权的斗争。
专政，刻板的教规和其后日益增长的好战狂热，所有这些固然带得来暂时的利益，却必得以牺牲多数人的个人权利为代价。而无可避免，新立的法律定会冲击古老的自由。然而，要叫一个民族觉察这一点，往往得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行。在日内瓦，便是过了好几年，公众意识才逐渐弄清了这一切。公民们青睐于宗教改革，这些独立的人们自愿聚在市场，举起手来表明承认这新建的信仰。然而他们对共和体制的自豪，却促使他们反抗捕快的监管。他们强烈反对给人像犯人般满城里迁来送去，反对被迫在教堂里向加尔文老爷先生颁行的每条法令宣誓服从。他们不同意严格的道德改革；因为他们发现，单因为喝了杯酒，高兴得唱首歌，或因为穿的衣服给加尔文老爷或者法里尔老爷觉得颜色太亮丽，式样太奢侈，他们便有剥夺公民权跟流放的危险！他们便开始问，这般如此发号施令的，都是什么家伙。他们是日内瓦人么？这城市的古老移民们，曾协助创造了它的伟大与财富；难道他们是这些移民的后裔？那些爱国志士久经考验，足堪信赖，数百年来靠血缘和联姻，连结着至为优秀的家族；难道他们是这样的爱国志士？才不是呢；他们全是些新来乍到的人，从法国亡命出来的家伙。他们受到殷勤的接待，得着了吃喝用度，荫蔽场所，生财机会；这邻国税官儿的儿子，给自己筑了个暖烘烘的窝儿，接来兄弟，迎来妻舅。可就是这个人，竟敢对声名卓著的自由民辱骂欺凌。他不过一个法国流亡者，他们还给了他新官职，而他却擅自制订了谁能住在日内瓦、谁不能住在日内瓦的法律！
在专政初期，自由精神还没给打得服服帖帖，其他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也未被放逐。对抗的势力坚持了一段时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于是现如今，在日内瓦，那些倾向共和的人便宣称，他们不许给人“像小偷一样”对待。所有街区的居民，特别是阿莱芒大街的居民，都拒绝宣誓。他们执拗地低声抱怨，宣称绝不会服从个法国穷光蛋，绝不会对他俯首贴耳，离开家园。事实上加尔文倒是成功说服了小行政会，教他们效忠于他的事业，支持他把那般拒绝宣誓的人驱逐出境的法令。然而这些措施太不得人心，他还不敢冒险实行，因新的选举结果明确显示，日内瓦的自由民多半开始转而反对加尔文专断的法令。到一五三八年二月，他那些铁杆支持者在市行政会当中已经不再占据多数，因之日内瓦的民主派再次得以维护了自己反抗加尔文独裁要求的意愿。
加尔文的这次冒险，走得太远，也走得太快。政治上的空想家，常倾向于低估精神惯性的力量，幻想着在现实世界里完成关键性的改革，会如同他们的设计一样快。加尔文发现必得放慢步伐，好争取来世俗政权对他的支持。他便采取了较温和的方式，因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定。新选出的行政会依然紧盯着他，然而并不真正怀有敌意。在这短暂的僵持时期，即便他最大的敌手也只好承认，加尔文狂热的基础，乃是对道德无条件的热忱；推动这激进分子事业的，绝非个人的野心，而是对伟大理想的热爱。他的战友法里尔，是年轻人跟暴民的偶像；于是只要加尔文同意表现出一点点策略的机敏，让他的革命性要求大体上适应自由民们不甚极端的观点，紧张的气氛便能轻易缓解下来。
然而这时，加尔文的顽固性格与坚强执拗，变成了他的障碍。终其一生，这彻底的狂热分子，除去一点点和解的愿望，就不想走得更远。中间路线的意义他从来不懂。在他眼里，仅仅存在着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