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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肉体的需求绝不亚于心灵，那般忽视这需求的人，会遭到它残酷的报复。身体的每个器官，都表达着天然的需求，要将其自然能力充分使用出来。血液常需要更自由地循环，心脏常需要更有力地搏动，肺部要扩张，肌肉要收缩，精液要寻到自然的终点。有谁经常听任理智去压抑这些活泼泼的欲望，拼命不叫它们满足，就早晚要面对这些器官的反叛。加尔文的肉体，因其厉行教规而受到的报复着实可怕。这禁欲主义者总要装做这些欲望并不存在，还要骗自己也相信这一点；然而神经不断折磨着这个暴君，以此强调欲望实实在在的存在。精神生活的大师里，或许很少有谁，比加尔文遭受更多肉体反叛带来的痛苦。大大小小的病症接踵而来。加尔文所写的每一封信，我们都读得到一种奇异疾病造成的有害侵袭。这一次他提到偏头疼，害他好几天卧床不起；下一次谈的便会是胃疼，头疼，痔疮，腹痛，重症感冒，神经痉挛，出血症，胆结石，以及痈疽，寒战，短期发烧，风湿症，膀胱炎。他得不断地看医生；他的身体如此虚弱，仿佛每个部分都会因紧张过度而垮掉，变成个反叛的中心。有一次，加尔文呻吟般地写道：“我的健康如同一场旷日持久的死亡。”
然而，他践行着自己的箴言：“per mediam desperationem prorumpere convenit”（振斗志于绝望，披荆棘于先路），不许疾病夺走他分秒的劳作时间。狂躁的身体，永远要盛气凌人的精神压制下去。有时高烧令他无法步上布道台，他会叫人用担架抬他去教堂，继续布道。有时他无法参加市行政会的会议，他会召集委员们在他家里开会。有时他卧在床上，牙齿打颤，盖着四五条热被子，好叫他瑟瑟发抖的可怜身体暖和一点；他还要在房里留下两三个秘书，轮流向他们口授指示。有时他跟个朋友到附近的乡间过上一天好换换空气，他的私人秘书们也会同车前往；没等他们抵达，信使们的马车早已开始在城乡之间往来奔波。每次疾病发作之后，他会马上抓起笔，恢复辛勤的生活。
没法认为加尔文不够活跃。他是个勤奋的魔鬼，每日工作不停。黎明之前很久，别人还在熟睡，他书房的灯已经点亮；午夜以后，整个日内瓦早沉入梦乡，他的灯火还要亮上几小时。谁要在早晨晚上抬头看他的窗户，会觉得这孤另的灯火彻夜不熄。他做出的工作多得惊人，简直叫人觉得他必是同时用着四五个大脑。毫不夸张地说，这身患痼疾的人实在做了四五个不同职务的工作。他主要的职务，圣皮埃尔大教堂的传教士，只是他诸多职务中的一个而已；而这身兼多职的人，受狂热的权力意志所激励，逐步攫得了这些职务。虽则他在教堂的布道早已编印成书，塞满书架；虽则抄写员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抄录，却依然只抄得完他全部著作的极少部分。加尔文，他是宗教法庭的首席法官，没有他的幕后操纵，任何决定都做不出来。加尔文，他又是卷帙浩繁的神学与论争著作的编撰者，《圣经》的翻译者，大学和神学院的建立者，市行政会的常年顾问，宗教战争参谋部的政治官员，新教教会的最高外交官和组织者——这“《圣经》牧师”就这样指挥着他神学王国的其他神职人员。他管理着传教士们从法兰西、苏格兰、英格兰和荷兰发来的报告，他指导对外的宣传工作。通过书刊印刷商和销售商，他建了个秘密机构，把触角伸到整个世界。他要与其他新教领袖讨论切磋，跟亲王使节会商洽谈。差不多每日每时，都会有外国的宾客前来造访。学生们和初露头角的神学家们，经过日内瓦时无不来问候加尔文，敬受他的教诲。他的家活像个邮局，是政治与私人事务信息的永久来源。有一次给朋友写信时，加尔文叹道，在他任职期间，他就记不起哪怕有两个小时，他能够连续致力于工作，而不受干扰。
从匈牙利和波兰之类最远的地方，整日里由他信得过的代理人源源发来急件，而他要向无数求助的人提出自己的忠言。这次是一个流亡者，想定居在日内瓦，还要把家属安置在一块儿。加尔文便发起场募捐，确保他同教派的人得到欢迎与支持。下次是什么人想要结婚，旁的人想要离婚——这两条路全要归到加尔文，因为在日内瓦，不获他的批准，就没有什么精神方面的事情能够做得成。要是独裁统治的贪心能够局限于其正常的领域，局限于精神的事务，那该多好！然而加尔文认为，他的权力根本就没有限度。他可是执掌了神权政权的人呀！他觉得，俗世的一切事情，都必得屈服于上帝与圣灵。他便把包揽一切的手，凶暴地伸向城市国家的所有事务。几乎每一天，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里都找得到这样的话：“宜就教于加尔文大师”。他那双警觉的眼睛，就没有什么东西逃得过；纵然这灵敏头脑不停的劳作，我们不能不视为奇迹，这种精神上的禁欲主义，却势必带来无穷无尽的危险。只要彻底禁绝了个人的享乐，即便出于自愿也罢，准保会把这禁绝当作条法律强加给旁人，还要动用武力来推行——这对旁人固然不自然，对他可是自然得很呢。比之罗伯斯庇尔，可见禁欲主义者常常是至为危险的一类暴君。谁无法快乐地充分分享同伴的生活，就必会对他们毫不宽容。
教规与绝不容情的严厉措施，便是加尔文教条的基础。在加尔文看来，人根本就没有权利，抬起脑袋真诚地打量四方，勇敢地在世界上阔步前进。他们必得永远活在“畏惧上帝”的阴影当中，笃信他们的缺陷绝无希望拯救，还要谦卑地俯首于这信念的前面。从起初开始，加尔文那清教徒式的道德，便导致他把快乐而无拘无束的享乐视同“罪恶”。凡有什么能带来鲜明的色彩，能给予我们尘世的存在以动力，凡有什么能使得灵魂愉悦，纾解紧张，能振奋精神，解放身心，减轻负担，在加尔文式的法典里面，准要给斥为浮泛空虚，多此一举。更何况，这般苛酷的判断也要加于艺术。甚至在宗教领域，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同神秘主义和宗教仪式密切结合在一起，加尔文也要强力推行他索然无味的意识形态。只要引得起感官的兴趣，只要带得来感觉的柔软摇摆，一概无情扫除，绝无例外；因为真正的信徒，在靠近上帝宝座时万万不可有个艺术家般首鼠两端的灵魂，那里芬芳的香气会害他们耳迷目眩，音乐能欺骗他们，貌似神圣的绘画雕塑也可以令他们误入歧途。
惟有全然明晰的真理，才算是真理。上帝的言语，若非绝对简明，如何能视为上帝的言语！那末，便来把偶像崇拜丢开罢！教堂里的绘画雕塑，得抛将出去；五彩斑斓的法衣，得清除干净。我主的律法，要从弥撒书和镀金的神龛当中解放出来。上帝本不需要什么华美的矫饰。那些徒乱心灵的奢华宴饮，丢开罢！事主的仪式当中，不得有音乐，不得有洪亮的管风琴乐声。甚至教堂的钟声，自此以后在日内瓦也寂然无闻，因真正的信徒原不需那金属的铿锵来提醒自己的责任。虔诚，那本不靠外在于心灵的事物来维持，本不靠祭品与奉献，而端赖内心的顺从。清除教堂里繁复的仪式！清除寓意画和宗教典礼！消灭节日与庆典！加尔文一举之下，便把日历上的节日清除干净。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庆典，那还是早年基督徒在罗马的地下墓穴里创设的，在日内瓦也全被废除。圣徒的生日，一概不予承认；教会的成规旧习，一例遭到禁止。这加尔文的上帝不愿给人敬，不愿给人爱，而只愿遭人怕。
企图靠沉迷的状态，靠心灵的提升，来接近上帝，而非藉不断的崇拜自远处事奉上帝，对人而言这不啻一种狂妄。这里便涉及到加尔文式价值重估的最深层意义。加尔文希望把神提升得尽可能高于世界，便将尘世直打入最低的深渊。他希望把至高的尊严赋予上帝的观念，便将人的观念贬黜得卑微难言。这厌恶人类的改革家，把人看作些无法无天的暴民，看作些聚众滋事的罪犯。生命从千百种渠道，给那般生性不甚禁欲的人带来尘世的快乐；这些不断增长的快乐给加尔文打量起来，他永远怀着恐惧和厌恶。他一再叹惋，上帝的决定何其玄奥难解，他竟创造出那样的一批造物：既不完善亦乏道德，永远倾向于堕落与罪恶，对神圣无能认识，只会急不可耐地一再投身于罪恶的深渊。只要端详起教内的兄弟，加尔文总不免觉得作呕。或许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创始人，说起人类来会用他那样贬低的措辞：“bête indomptable et féroce（强梗凶暴的禽兽）”，或更糟，“une ordure（一群下三滥）”。在他的《Institutio（原理）》里面，他还要说，“若仅由天然一面视人，必觉其从头到脚，一无是处。即略有可嘉，亦不过来自上帝恩赐。……我们的所有正义皆为不义，我们的所有事奉皆为不洁，我们的所有光荣皆为耻辱。即我们体现之至善，亦常为肉体不洁所染，而沦于邪恶，混于污秽。”
显然，如果从哲学观点出发，把人视为上帝失败的制品残片，便会像神学家和政治家那样，绝不愿承认上帝肯给这样的造物一丝一毫的自由与独立。全能的上帝必无情地将这般败坏贪婪造物的自决权利剥夺净尽，因“听任人类施诡计，灵魂惟欲为恶行”。这些亚当的孽种，必得彻底遏止他们的非分之想，以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与上帝和尘世的关系。这样的放肆行为镇压得愈严厉，愈束缚人们俯首帖耳，他们便愈得其所。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