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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在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
他问我，听说你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却没有发出去，里面有很多对博物馆这个片子的想法，现在摄制组想要你寄出，要我来写个回信，在报纸上宣传一下。
我笑起来：哎呀我都忘了具体都写了些什么，发泄了一通也就不管了。我那都是泼妇骂街，谁敢登呀。
事情都过去了，那是在剧组里和人吵架吵得急了，理念与方法完全不同，无处发泄时，很自然地就想到要与余秋雨来交流交流，向他倾诉倾诉。我是不愿回头去想已经过去了的事情的，但当时的郁闷和苦恼却是很真实的。一边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和叙述的机会，一边又觉得永远甚至每时每刻在与一些完全处于不同语言体系中的人们争吵，消耗，无异于浪费自己的生命。那时对中国历史，对中国文人的生存模式，对余秋雨的“千禧之旅”，对“余秋雨现象”的意义，有许多的想法、火花。终于在某一次“空中之旅”的两个多小时里，脑子里那些四处乱飞的句子，被我不顾一切地铺堆在十几页纸上。完全地情绪化。就像一名半疯的泼妇，盘腿往地上一坐，嘴巴就停不下来。
我说我还是实寄给你吧，不过发表是不可能的。那都是我们师徒之间的“黑话”了。我说我在信里除了骂大街，就是吹捧你和我自己，发出来要给人骂死的。
他听得一直在笑，一再说一定要实寄一定要实寄。
送走余老师后，我果真把那封长信从抽屉里拿出来，寄去了深圳。那封信虽然不好给别人看见，但我还是希望让余老师看看，让他知道我的许多想法和思考。我知道，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句子去表达去叙述，他都会喜欢听我那些话。
几天后他立刻回了电话，我听出来他读了我的信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这时我已经看过了刚刚出现在市面上的他的新作《千年一叹》，我也把自己写的几篇游历散文塞在那封信里一起寄给他，他知道我和他又有了一些相似的经历。两个都是刚结束了游历归来的人，虽然起点和终点都不一样，但游历之后的充实、喜悦，却是一致的共同的。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3）
我知道，这一次的“千禧之旅”，以及不久后的“欧洲之旅”，对他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是他早就期待着的，这也让他一次性地占有了一名现代学者、文人所应有的制高点。
又一年后，欧洲归来。再见余秋雨，他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我感觉得到他更加地游刃有余。
他还有点小小的遗憾，他说自己长胖了点，都有肚子了。
我请他给我们的一本书做主编，出版社不放心我与余老师的关系，也为慎重起见，非要我“逼”他亲手写一行表示同意做主编的字据。我不太好意思，咕咕嘟嘟在他面前表示对出版社的不满，他倒也没说什么，一字一字照我说的写。我随手把他的“字据”放在宾馆的椅子上——后来它们干脆滑落到了地上，我也浑然不觉。
我说我喜欢《行者无疆》里那张举着酒杯的照片，还有那张哥伦布塔柱照片后附带的文字：“正是这个月夜，我乘电梯升至他的脚下。”他愉快地接过我的话：“还有接受美女的访谈。”
我那天穿了一身黑，只在脖子上挂了一串木头项琏，他注意到，指着它评点：这串项琏，你看上去像个妖怪，从一个很远很奇怪的山洞里出来的妖怪。
我们一起去吃饭喝酒，他套上一件立领外套。这是他和熟人在一起时爱穿的衣服。我注意到，若是第一次见面或接受采访，他会选择穿西服，他很注意。我想他是越来越在意自己的仪表了，这也是文明的体现吧。
喝酒喝得高兴，我把来的目的忘得光光的。
和他分手钻进出租车里，开出去一段路，发现“逼”他写的字据不知放哪去了。
我重新冲进宾馆，冲到楼上，没找到他。再冲下来，在大厅里疯转一圈，一边骂自己：怎么搞的怎么搞的！见到余老师怎么说，难道再要他写一个？
终于在大厅的小书店里看到余老师的背影，正立在那里巡视书架上一排排的书，看上去非常认真和仔细，外人根本看不出这位读者先生刚刚还喝过不少的酒。我犹豫一下，无可奈何叫一声余老师，我好像把你的“手谕”给丢在你房间里了。
是吗？那我们上去拿。他离开书架领我上电梯。
他的“手谕”最后被我从椅子底下找出来，我嬉皮笑脸表示我的歉意：你肯定觉得我这个学生太粗心大意了吧。
没有啊，他说，谁都有这样的时候，没关系的。
我嘻嘻笑，心里好温暖，不是谁都肯原谅这样的事的。有一回我去福建看一位木偶大师的表演，他要到剧场门口迎接我，我又怕耽误他老人家的演出，婉拒后混在一帮看演出的官员中自己进了剧场。结果大师误以为我当晚没去看他的演出，在电话里马上对我淡淡的。我急得一口气提供了众多演出过程中的细节，他才相信我确实是看过演出的。相形之下，余秋雨的方式更让人难忘，也更让我记得不要再犯这样的错。
我听他说话，他果真已经站在另一处山头，他涉猎的范畴已超出文学与艺术，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现在反倒喜欢和文化之外的人交朋友，我发现他现在更像个少年人一样，喜欢了解和触碰他从前不曾接触的事物和领域。我必须要努力才能跟上他的思路。他现在思考问题的那种开阔，已经不再是单一领域里的那种活跃，而是跨区域、跨领域的宽带作业。有时我又像在上戏读书时那样，要暂时丢下些不能回应的问题，跟着他往前走。我知道，又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后，在自己也像他那样把大半个世界跑了个遍，才有足够的发言权，也许要到那时，我在一些问题上才有能力来与他对话。
他总是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他总是能够抓住最好的机会，让自己纵身一跳，焕然一新。
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从最初的走出书房游历本土的“人文山水”，到相对完整、连续的南亚与欧洲之行，他已走得很远跑得很远了。
他早就看到了游历对一名学者的成就。
“饶先生（饶宗颐）年纪大了，他的国学水平非常高，长时间集中来研究经典；但同时他又非常了解世界各国的文明史。他不像我们内地学者由于种种限制，没有条件到海外作长时间的考察，他却行。就在我们内地知识分子受磨难的时候，他走遍世界各地，对很多世界文明胜地作了长时间的考察，包括印度文化，他在印度就待了好多年。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学者，既有国际思维又有深厚国学修养的大学者。这种学者在大陆很难找得到的。”
看看那位写《宽容》的房龙先生，1882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回到美国，在美国几所大学任过教，之后又充当记者、编辑，甚至播音员，并同时游历过世界许多地方。
近的再看看黄仁宇，1918年生在湖南，193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学的是电机工程，做过报社编辑，读过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作为军人被派去过印度、缅甸、日本、美国。最后他成为一名美国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六十一年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它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他说自己：“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者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4）
更不要去说那位爱尔兰人乔伊斯了，他离开家乡都柏林时只有二十二岁，三十岁以后再没回过故土，一直都处于流亡、离乡之中。他的一部《尤利西斯》，虽然写的只是一天里的事，但他在结构上又要与荷马史诗《奥德赛》并驾齐驱，就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游历的感觉。
他自己——
十五年前他说：
“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er比我大二十多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与刚满八岁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北冰洋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叠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是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了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十五年后，在经过了本土、亚洲、欧洲游历后，他说：
“这种寻找当然不是躲在万里之外作学究式的考订，而是直奔那里，既疑惑又信赖地面对陌生的土地，叩击一直与蒙昧和野蛮裹卷在一起，又搏斗在一起的文明。”
“就这样一圈一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它文明。既从其它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