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凳切率贝∨┚梅⒄沟谋匦杼跫Ｖ劣诟母镆岳吹南绱骞ひ岛统鞘芯鸵担俏阌顾凳堑鼻芭┮捣⒄钩鱿掷沸云趸那疤崽跫Ｕ饫镆刑致鄣氖窍喽员缓鍪拥男∨┡┮的诓拷ㄉ璧奈侍狻！�
我的建议不涉及到土地所有权的诸多争论，只涉及土地的经营权。我有意要把已经僵化了的左、右双方关于产权的争论置于一旁。今日需要的不是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讨论。至于国家的作用，我绝对无意提倡现存政治“体制”诸多弊端的进一步强化。国家从控制—榨取性的机关转型为服务—协调性的机关乃是抓住今日转化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契机的关键。
世界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经验回顾
回顾西方先进国家历史上农业发展的历史，主要有两种模型值得注意。其一是现代工业兴起之前的农业革命，即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当时，农村务农人数在一个多世纪之中（伴随城镇化及其手工业发展）基本稳定，与此同时，源于一些因素的偶然巧合，农业得以改组——在圈地运动过程中把社区公共放牧土地私有化，为新的种植—养殖交替的制度创造了基本条件，其典型就是诺福克（Norfolk）轮耕制度（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其中芜菁和三叶草乃是牲畜饲料）——使农业产出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说，使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提高了一倍，由此导致相应的“消费革命”，从而促成了亚当·斯密理论中的城乡良性交换，推动了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规模效益，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是过去经典作家们引以为典范的英国经验。
其实，在大多数的西方先进国家，如此幅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都要等到一个世纪以后经过工业要素（化肥、机械和科学选种）的投入而形成农业现代化革命才能做到。后者其实比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更具代表性。它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先进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比较普遍的实际经历。
在中国，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年代，出于诸多历史因素，农业在经历如此现代化投入的同时，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利用机耕来实行一年三作制，在江南地区把一年两作的水稻—小麦改为一年三作的早稻—晚稻—小麦。这样，本来可以减低劳动投入的机械化被转化为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密集度的方法：机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使在连接一、二两茬的紧张时段中赶收早稻与赶耕赶种晚稻成为可能。这样，机械化所起的作用其实主要是提高了劳动密集度和投入量，结果形成内卷型的一年三作生产制度，导致不可避免的效益递减，从而蚕食掉了机械化所可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提高。尽管农业总产出最终提高了三倍，但是同一时期的劳动总投入却提高了四倍，结果是劳动报酬的停滞不前，亦即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中国也因此没有实现西方和日本等先进国家所经历的农村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回首往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国人口数量实在太大，增长速度也实在太快，而在政策上又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致积重难返。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契机
其后，在改革时代，因为几种不同历史趋势的汇合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历史性契机。一个因素是八十年代的乡村工业发展，在十年之中吸收了一亿的农村劳动力。其后是九十年代后的大规模城市打工浪潮，又吸收了一亿的农村劳动力。这样，在短短二十多年中，非农劳动吸收了农村总劳动力的40％，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虽然如此，在今日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农村仍然具有大规模的劳动力剩余，相当于今日务农劳动力总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也就是说，今日三亿农业从业人员中很大部分都是半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亦即“隐性失业”的）。这样的情况，使人们普遍认为，唯有在更高度的城镇化解决了人口压力之后才有可能根本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连农村人民自己也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农业看做是没有出路的绝境，千方百计地想让自己的下一代跳出农业和农村。这是当前所谓“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
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今日农业的革命性变化，即近二十多年伴随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而引起的农产品消费结构，以及连带的农业生产结构的根本性转向。如下页表所示，从一九七八年到二○○四年，人均生产总值上升了七倍多。其中，（狭义的）“农业”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一九七八年的80％降低到二○○四年的50％，而牧—渔所占比例则从一九七八年的17％上升到二○○四年的44％。这意味着全国人口（其中城镇人口当然更为突出）在食物消费上的结构性转移，即从以粮食为主的消费型转到粮—肉、鱼并重（相似西方式）的消费型。而种植业内部更有另一个结构性的转移，即从“以粮为纲”到粮—菜—果兼重型。二○○四年蔬菜和水果在（狭义的）“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已达到37％（以播种面积计算则是1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106；《中国统计年鉴》2005：460）。作为佐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体格和其父母辈形成鲜明的对照，无论在身高、发育、面色等等方面都显示出丰富得多的营养。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转折。
城镇化当然也是这种发展的一个体现。同一时期，全国人口中城镇人口所占比例总共增加了将近24个百分点，从一九七八年的18％上升到二○○四年的42％。假如今后三十年人口城镇化的增长大致维持在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这将意味中国的人口可能达到城乡七三分的局面。如此规模的城镇化将意味农业人口压力的进一步降低。虽然如此，城镇化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农业的结构性转型，真正的关键是人们收入的提高，由此增加了副食消费，减少了粮食消费。
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包含全体人民在内的普遍性转变，而是伴随着社会分层以及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转变。首先，城市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一般要高于农村，但是城市中仍有相当比例相对贫穷的人口，包括城市本身的下岗工人以及农村来的暂住人口，他们的食物消费和过去差别不大。至于农村（和小城镇），虽然也有一定比例收入相对高的居民——主要是从市场经济谋得利益的人们，但是一般人口，尤其是只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民，在食物消费上和上一代仍然基本相同。
因此，社会下、中层的收入今后如果能够广泛提高，全人口食物的消费以及农业生产的结构应会更完全地转化，即从长时期的以粮为主的“单一”型农业和农产品消费结构转化到种植业—牧渔业并重的农业结构，以及从传统以粮为主的食物消费型更完全地转化为粮—肉—菜兼重的消费型。改革以来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可能会是这种转型的前半时期，今后的三十年则可能会成为其后半时期。除了更高的肉—鱼和蔬菜消费外，应会包括更高比例的精品蔬菜、鲜奶、绿色食品等的需求。
一个可能的出路
我们要问：食物消费的这种结构性转型，对中国极长时期以来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问题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它赋予农业什么样的机会？
首先，它并不意味中国农业结构将相似于美国型的农业。当前中国农业的三亿劳动力（相对于美国的三百万），即使减掉一半，也还是意味着中国的农业仍将以小规模、相对劳动密集的经营为主，不可能转化为美国的那种地多人少型。中国的农场规模不可能达到美国式的劳均九百亩的农场，而将长时期徘徊于十到二十亩的小家庭农场的规模。新时代的农业仍将具有中国式高密度人口的特点，哪怕在农—牧兼重以及粮—肉—菜兼重的形式上将不同于中国传统农业而更相似于美国农业。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的将来仍需依赖小农场，其出路不在大农场而在于新时代的小农经济。
但在这同时，适度规模设想已从原先八十年代流行的不太实际的理想，也是六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都没有可能达到的规模，转化为完全可以实行的目标。这里的关键性因素还是上面说的农业和食物消费转型。众所周知，蔬菜和水果以及舍饲养殖在土地利用上都比一般种植业需要更高程度的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换取成比例和更高的劳动报酬。今日一般的农户只散养一两头猪、十几只鸡。一个农户如果养殖十来只猪，其收入便会提高不少；如果养殖收入更高的菜牛、奶牛、肉鸡、蛋鸡等（见下面的讨论）则会提高更多。兼种蔬菜或水果，逻辑一样。我们如果用（比较保守的）二到三倍的劳动投入和报酬来理解，这就意味每一个从以粮为主的农场转化为种—养兼重以及粮—肉—菜兼重的农场将可以容纳两三倍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说八十年代以粮为主的适度规模在华北是三十亩，江南是二十亩，今日粮—菜和种—养兼重的农场其适度规模则是华北十到十五亩，江南七到十亩。
这样的规模是今日许多地方已经能够做到的。当前的人均耕地是2。4亩，劳均7。3亩。若以一家两个务农劳动力来计算（并不排除其他成员外出打工），亦即一家平均14。6亩，那么，今日很多地区已经完全能够达到这种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适度规模，尤其是专业化的高度劳动密集型种植（专业蔬菜种植户每劳动力只需要两三亩地）。今后可以根据新型食物消费结构的进一步演化而适当推广。
此外，从初级加工的肉—鱼和蔬菜产品转向更高比例的深加工的精品，应会带来更高的劳动容量和收入。中国今日的食品产业相对农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