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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能源危机和争夺的意义上，美国和欧盟有着共同、却裂隙渐广的利益诉求。在柏林墙的创口上尝试弥合的欧洲，尽管不时尝试在这新一轮的环球争霸中小试刀锋，但毕竟在更多的时候只能将自己隐蔽在影片《三色·蓝色》式的哀悼、歌吟与祈愿之中。或许这便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巴拉迪一经获奖，法、德首脑即刻致电祝贺的微妙之处。
若说二○○五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真义在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巴拉迪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正面抗衡美国政府，那么，相当反讽的是，近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所重点核查的对象，却始终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关注点高度同步。最富反讽意味的是，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绝大部分“合理”依据，正出自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联合国的多达数十页的报告书，辅以之英美情报机构的（现已证明为“有误”的）谍报。换言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政府的冲突，并不在于是战争与和平，并不在于是否以“人权高于主权”或“国际安全”为名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而仅仅在于是否“师出有名”。其分歧所在，只是该机构的运作程序与美国军方的作战时间表之间的吻合程度。若借用传媒用语说，该机构一直在伊朗问题上出演着“青天”的角色，那么，二○○六年伊始的一则新闻，相对和平奖而言，可谓“耳光响亮”：二月四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报告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其含义众所周知：相对于美国，这便是并非必需、但不无益处的战争背书。风暴尚未平息的波斯湾再度战云密布。
在此，讨论二○○五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寓意，并非质疑或论证这一颁授的“正确”与否。亦非出自笔者参与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二○○五年诺贝尔和平奖”行动落败的怨声——因为介入之初，我所瞩目的，正在于这是又一次“注定失败的事业”，或者用行动的发起人、瑞士国会和欧洲议会议员维尔莫的说法，是实践“一个疯狂念头”。于笔者看来，尽管在百年诺贝尔和平奖那一长串名单上，有着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纳尔逊·曼德拉、戈韦塔·门琴等屈指可数、名副其实的和平斗士，但一般说来，正是二○○五年的和平奖得主，更具代表性地呈现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现代世界主流的和平理念。和平，只是战争的对立项，甚或是暂停键；和平的努力便是与战争相推移；和平的赢得，只能是延迟的战争，或胜利者稍感满足的片刻，或各种势力达成某种岌岌可危的平衡或曰制衡的瞬间。而战争或暴力，却是现代社会逻辑内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中注定的劫数。面对这样的主流逻辑与和平理念，“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只能是“疯狂的念头”，是幻想，乃至梦呓。然而，尽管噪声纷扬，但我们毕竟完成了这次行动。超越政治精英主义逻辑、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一次不可能的汇聚达成在一份长长的名单之中，达成在一个迫使主流世界侧目的行动之中，达成在一卷二千二百页的巨书（此书赢得了瑞士文化部颁发的“年度最美图书奖”）之中。在此，汇聚起的是一个集体，一个由形象各异、独立而平凡的个人汇聚起的群体，一个种族、年龄、宗教、政治立场、政治信念、性取向千差万别的群体。但是，这不是任何意义上利益的结盟，或为分享、猎取权力而集聚起的力量。这只是迥异其趣的另一扇窗、另一面镜：令世界看到为全球化的大屏幕所略去的画面，一幅幅日常生活的画面，为生命而抗争的画面，自救而至助人的画面。迥异的和平理念是：不是、不只是相对于战争与暴力的和平，而是相对于生命、人类生存和明天的和平；不是、不只是战争、灾难、浩劫过后的橄榄枝，或无助、祈祷的黄丝带，而是无言而倔强地站立着的生命之树。
在中国区，北京、香港和昆明举行的和平妇女聚会上，一向耻于真情流露、泪水轻弹的笔者，一次次地泪流满面，乃至不能自已。但那泪，是为动乎于衷而淌，是为终于窥见了希望而流。如同面对意气勃发的王选，深深地知晓这美国人口中的能“令日本沉没”的“中国女人”，不仅是在为日本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讨还公道，不只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尊严而战，而且是在为人类的尊严、人类记忆的权利、书写记忆的权利而战；为了“活着，并且要记住”。如同面对隽朗热诚的高金素梅，体认着她带领台湾原住民、自己的泰雅族人前往东京靖国神社讨还祖灵，将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小泉告上大阪法庭；和自己的族人前往纽约，向联合国控诉日军对台湾原住民犯下的种种暴行；不只是在国族的意义上伸冤雪耻，也是在向日本、向世界昭示原住民——这一在现代世界上饱受苦难与剥夺的群体的存在与力量。还有“天国的女儿引我与和平妇女相遇”的黄淑华，她在泪水和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为我们背诵食指的《相信未来》的农村妇女王树霞、英气勃勃的农民演出队的领头人王霞、用阿拉伯文引证着《古兰经》讲述和平道理、男女平等的女阿訇金梅花、香港女工合作社那些充满活力、不屈不挠的女人们……一百零八位，一百零八个故事。讲述着和平的真义。另类的和平或朴素真切的和平。
或许，便从这里开始，寻找并构筑别样的故事，别样的世界。我感到欣悦，我参与了成就这场梦，我参与了尝试开启别样的现实。
二○○六年二月 北京
返回目录似曾相识的敛财大亨们
□姜 纬《读书》2006年第3期
美国社会中有一个由极少数人组成的阶层，他们是社会经济金字塔最顶端的万分之一超级富翁（目前大约一点三万户）。他们中的最上层，其人数为一百三十二户，是我们所说的“亿万富翁”（即家庭净资产在十亿美元之上）。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在不同人的笔下，这些人有不同的别名。在好莱坞电影中，他们叫做“XX（钢铁、石油等）大亨”；在我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中，他们是“寡头资本家”；在卡内基音乐厅的墙上刻着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他们是“慈善家”。
这一阶层离我是如此遥远，如果我斗胆谈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只能是贻笑大方。我对他们的兴趣是因为我长期以来感兴趣的问题：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及其历史变迁。这一特殊群体的产生机制以及他们对美国社会财富控制行为的演变，标志着美国过去一百余年收入及财富分配史的三大阶段：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镀金年代（the
Gilded Age）”；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中产阶级社会（the Middle…Class
Society）”；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新镀金年代（the New Gilded Age）”。
谁是富人？
三年前我问过父母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美国中位（50％百分位）家庭（通常为三到四口之家）的年收入是多少？95％和99％收入百分位的家庭年收入应该是多少？”95％百分位的家庭收入在95％的家庭之上，在5％的家庭之下。由于收入统计资料来自美国国税局，而报税以核心家庭为单位，收入分配也是以家庭（而非单个收入者）为单位。每个家庭税收抵扣情况各异，税前收入比税后收入更有可比性。所以谈到收入分配时一般指税前。我父母是生活在杭州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美国的印象来自浮光掠影的访美经历、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参考消息》、好莱坞电影，以及来自在纽约工作的女儿的只言片语。他们的回答是八万、五十万和一百万美元。
事实上，二○○○年美国中位家庭、95％和99％百分位家庭的年收入分别为四点二万、十四万和二十五万美元。也就是说，我父母远远高估了美国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水准（他们高估中位家庭收入两倍），同时他们也高估了美国中位家庭与高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99％百分位家庭收入只是中位家庭的六倍，而不是他们估计的十二点五倍）。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也问过我在哥伦比亚商学院的MBA和EMBA学生们同样的问题。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成长于美国上中产家庭，毕业于名牌大学本科，进商学院之前有良好的职业，对毕业后的收入前景充满了高期望。他们的良好禀赋、勤奋和自负让他们把自己牢牢定位在社会精英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同类竞争压力和成功机会的倏忽交臂又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相对平庸。他们中多数人对美国50％、95％和99％百分位家庭收入的估计为六万、五十万和一百万美元！事实上，大多数哥伦比亚商学院的MBA，如果与收入相当的配偶组建家庭，可望在毕业后三年内步入1％最高收入家庭的行列，而EMBA学生们则大多已在其中。
但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幸运的少数之列。每次我公布真实数据后，课堂里总是有一阵骚动。学生们没有想到的是，即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真正的“中产”（50％百分位）家庭的收入仅够支持一个文明社会所要求的基本开支。一方面，他们能够达到95％或99％目标感到兴奋和自豪；另一方面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