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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支持他走上总统的位置。＇以种族隔离主义者身份参加竞选的弗吉尼亚州的哈里？F？伯德（Harry F。 Byrd）参议员夺走了50万票。＇虽然有一大批少数党总统与肯尼迪的情形相似，包括伍德罗？威尔逊——他在1912年的大选中仅仅依靠42％的公众支持率进入了白宫——但这一点并不能让人宽慰多少。自1884年格罗弗？克利夫兰以2。3万票的优势战胜了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 Blaine）以来，肯尼迪的优势最为微弱，而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以多出65张选举团选票的优势击溃了克利夫兰的连任努力，但公众选票少了100；456张。
以下任何因素都能解释肯尼迪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大选年的经济委顿；对国家显然失去应对苏联威胁之能力的焦虑；肯尼迪绝对占优的个人魅力以及尼克松在电视镜头面前和演讲台上的卤莽表现；林登？约翰逊在赢得南方7个州（亚拉巴马、阿肯色、佐治亚、路易斯安纳、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得克萨斯）方面提供的帮助；在民主党内部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参与投票运动——尽管艾森豪威尔当选了2届总统，民主党仍然是多数党；支持肯尼迪的黑人选票；像纽约、布法罗、芝加哥、纽瓦克、费城和匹兹堡这样的大城市里少数民族选民的支持，包括但远非仅限于天主教徒。肯尼迪在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和堪萨斯城的优势使他在密歇根、明尼苏达和密苏里州分别获得了50。9％、50。6％和50。3％的多数票。促使肯尼迪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因素是尼克松有关走访所有50个州的不明智允诺，造成他在竞选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无法把精力集中在摇摆不定的关键性地区。由于艾克错误地否认了尼克松声称的行政领导能力，并且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没有能够在他的副总统的竞选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也许也是尼克松后期势头衰减的决定性因素。
尼克松的支持者们几乎立刻指责说，肯尼迪获得竞选胜利的原因是伊利诺斯和得克萨斯州（肯尼迪在那2个州分别以8；800票和46；000票的优势取胜）的选票欺诈行为，但这种指控是不可能得到证实的。戴利的运转机器可能从尼克松手里窃取了伊利诺斯州，但是即便没有伊利诺斯，杰克也同样胜出。至于得克萨斯州， 46；000张虚假票数即便是最有手腕的选票数字操纵者也无力隐瞒。虽然尼克松公开采取高姿态，拒绝置疑投票结果，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瑟斯顿？B？莫顿（Thurston B。 Morton）参议员却敦促11个州的共和党在州里和当地的官员“对指控中的选票欺诈行为提出法律诉讼。”但是，谁也无法证明任何地方出现了重大欺诈。比如，伊利诺斯州和新泽西州的选票重新计数与最终结果没有区别，而在其他州，法官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命令重新计数。无论双方的票数如何接近，肯尼迪的胜利代表了全体选民的意愿。
在最后的分析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肯尼迪为什么会取得胜利，而是为什么他赢得那么玄。哈里？杜鲁门对如此势均力敌的竞争感到十分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即便我们的朋友阿德莱在与尼克松竞争时也会取得压倒性胜利，”他对康涅狄克州的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参议员说。鉴于民主党的多数党地位，鉴于对经济状况和国际事务的不满，鉴于肯尼迪卓越的竞选班子和竞选活动，他应该至少获得52％…53％ 的公众选票。在他的职员班子里，每个人都预计会取得53％至57％的胜利。差距之小令他们震惊。他们所忽略的是人们对天主教徒入主白宫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虽然大约46％的新教徒投了肯尼迪的票，但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和南方各地数百万的新教徒将他的宗教信仰当作一个决定性的考虑因素。这是在拥有少数新教徒选民的情况下，候选人第一次当选总统。
在1960年大选过去43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想像在讨论是否适合入主白宫时现在看起来已经无足轻重的因素在当时有多么重要。无论约翰？肯尼迪的总统身份可能给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益处和损失，他在1960年的当选标志着宗教宽容心怀有了一个飞跃，而这种胸襟从此令国家大受裨益。
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1）
所谓总统，就是一位光彩照人的公共关系人物，
整天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连打带骂，
为的是让人们去做他们原本就应该做的事情。
——1947年11月14日，哈里·S·杜鲁门
在总统宝座上待了1年以后，肯尼迪很容易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危机管理者的角色——一个首席执行官，努力不让与苏联、古巴、老挝和越南的问题演变成灾难，努力不让经济和民权方面的困难干扰国家的稳定、破坏国家的国际名声。但是，身处各种艰难险阻之中——索伦森的形容是，“他作为美国总统所处的窘境” ——肯尼迪保持着他的客观性和幽默感。他那超脱自我、避免将难题变成纯粹个人挑战的能力，在处理惊人的负担时是一种罕见的优良品质。他还从自己的信仰中找到了慰籍。1961年6月，在从欧洲飞回国的途中——在欧洲与赫鲁晓夫的会谈结果使得一场核战争似乎太有可能了——伊夫林·林肯在整理总统堆满文件的办公桌时，发现了肯尼迪手写的一张便条。便条上回忆起了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爆发前夕对自己的宽慰：“我知道有一个上帝，而且我看到了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如果上帝为我安排了地方，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面临可能要承担一场核战争责任的时候—— 届时可能会有上亿的人送命——是不可能不处于巨大的紧张心理之中的。但是，那种紧张心理从来没有体现在肯尼迪对朋友们说过的话中，而他与自己的所有朋友 ——除了博比以外——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一个人能够毫不犹豫地称自己是肯尼迪的一个密友——无论是白宫的内幕中人，还是索伦森、施莱辛格，或者是爱尔兰后裔群体中的3大重量级人物：奥布赖恩、奥唐奈和鲍尔斯。“我和他继续以奇特的非个人方式保持着亲密关系，”索伦森后来说。而肯尼迪担任总统之前的朋友们，比如比林斯、保罗·费伊、托比·麦克唐纳、斯马瑟斯和沃尔顿，都不如从前亲密了。
虽然他隐藏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但总统身边的人们感觉到了压力的迹象。“他很疲倦，有点暴躁，”伊夫林·林肯在日记中记载了总统对自己的压力做出的一次反应。“有那么多的事情取决于我的行为，所以我见的人比过去少了，自己的生活简化了，生活的安排不让我自己总是处于焦躁不安的边缘，”他告诉戴夫·鲍尔斯。1961年夏天，埃夫里尔·哈里曼与总统会面后，觉得肯尼迪“不像我上回见到他时那么紧张，但他的双手还是经常挥舞着”。1961年10月，记者们问博比，“你觉得你哥哥能够处理好总统的职责而不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吗？”他回答说，对他的要求并不比他在总统大选运动中面临的要求高。但是，他承认，“责任太大，太繁重，一定会” 产生影响。
个人问题给总统职责增加了压力，考验着肯尼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忍耐力。他的健康问题经常影响着他履行总统职责的能力。他在1961年8月的病历记录展现了他为了有效地关注公共事务而进行的斗争。腹部和泌尿疾病每天都令他分心。比如，8月9日，他抱怨 “肠胃”不适、“拉稀”和“痉挛”。11日早晨，他在5：00时因下腹部不适而醒来。8月23日，检查结果表明他除了患有“急性腹泻”和寻常的脊背毛病以外，还同时得了“大肠杆菌”尿道感染。用硫盐酸可待因和普鲁卡因注射抑制疼痛，用盘尼西林治疗感染，用可的松对付艾迪生氏病，用Bentyl、复方苯乙哌啶、Transentine和复方樟脑酊应对结肠炎，用睾丸素控制体重减轻，用戊巴比妥钠帮助睡眠——这些治疗使他得到了一些缓解，但却又导致他抱怨感觉 “疲劳”、“头晕”和“困倦”。“他总是在用麻醉剂，”审查约翰·F·肯尼迪医疗记录的杰夫里·凯尔曼（Jeffrey Kelman）大夫说。“他之所以感到疲倦，是因为他被麻醉了。”
肯尼迪的脊背疼痛是在身体上最令他分心的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疼痛感令他更加难以集中精力，而且因为这一点在把他当作健壮魁梧的公众面前更难隐藏。像在演讲台上低头读讲话稿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痛苦。在媒体看不见的时候，他上下直升飞机时每次只迈一个台阶。珍妮特·特拉维尔跟工程师们一起设计了一种讲台，读稿子时可以减轻拉力，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的朋友查利·巴特利特觉得，饮食结构是约翰·F·肯尼迪身体毛病的根源。巴特利特认为他食用的白宫丰富的食品以及那么多的红酒和“那些该死的代基里酒”是罪魁祸首。）1961年6月，在政府的食品换和平计划主任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向博比表示同情约翰·F·肯尼迪的病痛之后，博比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博比写道，如果不是特拉维尔在过去几年里的悉心照料，他哥哥“现在就不会是美国总统”。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1961年的春夏期间，这种痛苦几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特拉维尔每天给他注射2…3次普鲁卡因。8月 27日，她在自己的记录中写道，在肯尼迪因注射的疼痛而发出的喊叫声中，杰基从另外一间屋子跑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特拉维尔的注射是对马克斯·雅各布森调配的止疼药和苯丙胺的补充。
白宫的内科医生乔治·伯克利上将认为，那些注射药物以及让肯尼迪动弹不得的后背支架和固定设施弊大于利。伯克利和一些秘密特工——他们注意到总统从椅子上起身很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