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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明军在辽东的防御能力。袁崇焕已经向后金投降了！” 崇祯帝竟信以为真，非常震惊，他思前想后，于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焕，并处以磔刑，制造了明末亲者痛、仇者快的最大冤狱。崇祯帝自毁长城，无疑使士庶寒心，军心离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镇守辽东的一大批将领多心存疑虑，结命自保，无心死力御敌；或在后金的威逼利诱下，举城投降。后金铁骑继崇祯二年入关后，分别在七年、八年、九年又相继突破长城边塞，进入京畿甚至更远的山东地区，兵锋所向，如入无人之境，大肆烧杀抢掠。明军畏之如虎，只敢在后面远远地追击。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清，改女真为满洲，加紧了消灭明王朝的步伐。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清兵在关内滞留5个月，纵横两千余里，历经57战，攻陷城池70余座。
崇祯十二年10月，朱由检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期望凭籍洪承畴之力能加强对辽东的防御、“灭寇雪耻”。崇祯十四年（1641年）4月，清兵围困锦州城，洪承畴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的优劣，主张“守而兼战”、“且战且守”，以稳扎稳打的方式去援救锦州守将祖大寿及其部属。但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唆使崇祯帝下密诏，催促洪承畴急速出兵、速战速决。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伤亡惨重。明军一度在乳峰山争夺战中屡败清军，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致使皇太极“忧愤呕血”。但是明军的短暂胜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错误决策所带来的被动局面。清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将主力推进到塔山、杏山之间，将明军团团围困在松山，切断了明军与后方的联系，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明军坚守长达八个月之久，仍然见不到援军。1642年初，弹尽粮绝的明军人心大散，松山副将决定投降，引清军入城，洪承畴被俘降清。至此，明朝在关外的八处镇守据点被清兵夺走大半，宁锦防线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无计可施、无兵可用的崇祯帝只好暗地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军议和，但清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彻底打碎了他的美梦。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碍于体统与脸面进行的秘密和谈，竟然被泄露出去。恼羞成怒的崇祯帝杀掉陈新甲以挽回颜面。谈判既已无果而终，清军又屡屡内侵，肆意深入内地劫掠财物，历时长达7个月，俘获人口近37万，牲畜32万头，金银珠宝无算。崇祯帝与廷臣相顾无语，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追究战败者的“责任”，包括总督赵光卞、范志完，还有巡抚、总兵、副将等多人都被斩首。
崇祯十六年（1643年）8月，皇太极暴病而亡，清最高统治者内部因争夺皇位，暂时停止了对明朝的进攻。而此时，农民起义军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大明江山的腹地，并一步步进逼北京。清朝当国的多尔衮在一批汉族降官的建议下采取了静观其变、伺机而动的策略，为入主中原作最后的准备。
晚明悲歌（1）
晚明悲歌
明末，大半个中国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的五六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灾害类型包括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祯初年，陕西延安地区连续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采食山间蓬草，稍后剥食树皮，最后只能吃山间一种名叫“青叶”的石头，不数日便腹胀而死。每天都有儿童饿死，每天都有儿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数个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数百，许多大坑都被塞得满满的。此情此景，官府不仅不予以赈灾蠲免，反而束于功令，赋税之外又加“辽饷”，地方官趁机勒逼，严加催科。百姓“转相逃则转相为盗”、“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万历末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绘《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崇祯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间，河南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残，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祯九年以后，山西保德州几乎无岁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如蝗灾和鼠疫的爆发。蝗灾最初出现在陕西的渭河两岸，然后陆续向关中、河南、淮河、长江一带发展。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除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个华北平原成为蝗灾的重灾区。鼠疫也流行开来。崇祯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兴县出现，“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此后，鼠疫迅速从北向南漫延。北直隶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河南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甚至出现了“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的悲剧情形。
由于旱、蝗、鼠疫等自然灾害的交相出现，百姓死亡甚众。据估计，万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区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达700万人之多。而崇祯年间北直隶的疫区内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祯初年的1095万人下降至730万人；山西人口由崇祯三年的1024万降至620万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余万人。陕西、山东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数百万以上。幸存下来的灾民为求生存，初则三五成群，后则数十百千人聚结一起，组成了一股股“盗贼”、“土寇”、“流民”或“流贼”等。他们如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组合成为一支又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成为灭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灾既已发生，人祸也接踵而来。地方官员们担心本地出现民变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和升迁，不如实上报，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不去设法救济安置，反而继续催逼税赋钱粮，追索历年积欠，引发百姓更大规模的逃亡。由于明政府规定：一户逃税，同里甲的农户要受到连累、代纳逃户的赋役，如此只会引起百姓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陕西“流贼”作乱的奏报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原陕西三边总督服毒自杀。崇祯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剿匪”事务。然而，朱由检在“剿”和“抚”的态度问题上却举棋不定，他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只要能把叛乱平息下去，就万事大吉。杨鹤说，招抚赈济和解决农民复业最为紧要。他认为：只有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才有可能彻底平息动乱；如果一味镇压，虽可以弹压一时，却无法恢复社会生产，参加起义的农民只会更多，后患更加严重。听了杨鹤头头是道的招抚言论，崇祯帝同意了招抚计划，并派御史吴带帑银十万两到陕西放赈，“招抚流盗”。招抚工作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政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农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发放的少许赈恤银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时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解救饥民。为了生存，饥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祯四年的招抚既已失败，崇祯帝转而使用剿杀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绥巡抚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全力镇压在山西和陕西的农民军。洪承畴有谋有勇，对陕西军民情况颇为熟悉，他率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兵马，四面出击。到崇祯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境内的几支比较强大的义军均被镇压下去。剩余的农民军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千里跃进，声东击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农民军突入防守空虚的明中都凤阳城，纵火焚毁了朱元璋的“龙兴之地”；皇陵享殿、龙兴寺等都尽数被焚，义军还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来欢庆胜利。
农民军的胜利引起了明廷朝野上下的极度震惊，崇祯帝身着素色布袍，亲自到太庙告祭祖宗之灵，下罪己之诏。同时，展开了对农民军更大规模的镇压，崇祯帝筹措白银百万两充作军费，调洪承畴的陕西兵出关，与中原各省的军兵会合，限期六个月消灭农民军。为配合行动，崇祯帝又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统筹全国军务。杨嗣昌认为，“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先全力剿灭农民军，再全力对付关外的满清贵族。为此，他提出了镇压农民军的“四正六隅十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而言，就是以陕西、河南、陕西和凤阳等四个农民军活动主要区域为“四正”，责成地方巡抚专责防守，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等六个地区为“六隅”，设六个巡抚，以防止起义军进入各自的管辖地区，必要时参加联合协剿。“四正”和“六隅”结成“十张网”，犹如布下的天罗地网，企图一举全歼农民军。为配合这一宏大计划，他提出增兵增饷建议，加派“剿饷”，计280余万两。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杨嗣昌的剿杀计划在短时间内确实发挥了“强心剂”的作用，农民军严重受挫，一部分军队在高压之下主动投降明军。李自成军队的人数锐减，生存极其困难，而张献忠、罗汝才等也只得接受明廷的“招抚”。然而，复杂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尖锐，大批灾民补充到农民军队伍里去。他们英勇无畏，抱着赴死的决心，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崇祯十四年新年刚过，李自成义军就攻克了洛阳、杀死福王。将没收的福王府大量的粮食与钱物分给贫困的百姓，并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受到饥民的热烈欢迎。此后的一段时间，李自成农民军又多次攻打河南省城开封，转战于河南各地，基本消灭了明王朝在河南的抵抗力量。与此同时，张献忠也在湖广谷城重举义旗，转战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