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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山西的晋商们不仅边贸做得红红火火，而且开始介入金融业，一些商人已经将票号开遍全国，其中当然包括厦门在内的最早通商的五个沿海港口城市。晋商们通过边贸起步，通过票号发达。当财富源源不断的从四面八方汇聚山西晋中地区后，一座座高大威严的山西大院拔地而起。
福建厦门，山西晋中；鼓浪屿海岛，黄土高原的古城；洋别墅，土大院；洋鬼子和老海龟，土老西儿；开放的心态，保守的作风；宗教信仰，家族教条；万国租界，晋商故里；扩张的海盗文化，内敛的晋商文化；西方社区集约式管理模式，中国乡村粗放式发展模式；西方民主色彩的宽容，东方集权文化的苛刻；用工业革命的物质创造精神，用农业文明的精神驾驭物质。
和山西晋商深宅大院的浮华奢侈、森严冷峻不同，鼓浪屿的老别墅更多的是新颖华贵、稳重大方； 山西的晋商大院是由基本没有出过国的中国商人建造的，厦门鼓浪屿的老别墅大多是由有着海外工作生活经历的外国人和海外归来的华侨建造的；山西大院的建造者都是原籍当地的商人，厦门鼓浪屿老别墅的建造者都不是原籍本岛的居民（先是外国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后是福建籍华侨商人）；山西晋商大院并不集中在一个小社区，而厦门鼓浪屿老别墅都集中在这个海岛上；山西大院是晋商财富的物质载体，而厦门鼓浪屿老别墅是；山西大院记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厦门鼓浪屿老别墅记载的是东西方文明的斗争和交融。
这两组建筑群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他们还是可以传递出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两组建筑群之所以都建造的规模宏大，气派非凡，其实都在为自己树立自身的权威。
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最有力量让人顶礼膜拜的：权力、上帝和金钱。
尽管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对这三样东西的理解和表述不同，甚至载体不同，但是本质是一样的。 人类是最善于通过建筑来反映他们各自的精神追求，因为建筑也有人的性灵、个性和表情。
在鼓浪屿，代表权力的是那些各国的领事馆，代表上帝的是那些庄严的教堂，代表金钱的是那些富丽堂皇的老别墅、公馆。
在山西晋中，代表权力的是隐藏在建筑物上的各种传递官阶爵位的建筑符号 ，代表上帝的是每个大院中的家族宗祠，代表金钱的是那些大气磅礴的山西大院。
洋人们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清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从而获得特权，然后强行占有鼓浪屿。他们一边通过金钱改造这个小岛，也一边通过宗教统治小岛。
晋商们依靠强大的经济基础构建了和清政府的官商合作关系，四面八方的财富最后都汇聚到小小的山西晋中。他们一边通过金钱在各自的老家建造豪宅光宗耀祖，一边通过严格的家教和商教统治自己的家族和商业王国。
建筑物的高大、厚重会给人一种安全、信赖和可靠感。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样才可以代表国家的形象，才可以代表企业的实力，才可以代表上帝的崇高。晋商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大多是经营票号（类似于现代的银行）的，银行建筑风格的第一准则不是华丽、漂亮，也不是明快、舒适，而是高大、厚重、坚固、牢靠。
洋人信奉宗教的多，严守家规的少。在他们的心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晋商信奉宗教的少，严守家规的多。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上帝就是自己的祖宗。
假如，我们站在1000年以后的一个历史节点回看当时，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还会认为鼓浪屿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桥头堡吗？我们还会认为乔家大院是山西土财主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的历史见证吗？
宽容，会使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看清真实的今天。
四、鼓浪屿的旅游价值
一直以来，厦门鼓浪屿的旅游总处于不瘟不火的状态。
2003年的某一天，厦门盛传鼓浪屿准备收取“上岛费”。此票改方案在坊间一传，竟一石激起千层浪，将其背后蛰伏了许久的问题显现出来。它随票改而来，却不能随票改方案的确定而消失。虽然，这些问题是鼓浪屿票改带来的，但其反映的核心问题却是鼓浪屿的旅游价值如何界定和体现的问题。
这类问题，是当前中国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从这个角度说，“鼓浪屿票改现象”有一定的符号意义。
在我的记忆中，鼓浪屿是一个很难说得清楚的地方。她既是一个地道传统的居民区，却又有一些鲜明的旅游色彩。这些年来，由于从事旅游策划工作的原因，我得以经常游走厦门。而每一次来厦门，都会想方设法抽空去一趟鼓浪屿。
究竟是什么吸引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鼓浪屿呢？
是因为鼓浪屿是一个海岛吗？是因为鼓浪屿有很多老别墅吗？是因为鼓浪屿是一个钢琴之岛吗？是因为鼓浪屿有日光岩吗？是因为鼓浪屿是一个大景区吗？是因为鼓浪屿是一个国家级旅游区吗？
好像都不是，又好像都有点。
其实，鼓浪屿对于我最大的魅力并不来自于海岛本身，并不来自于别墅本身，也并不来自钢琴本身，更不来自于那著名的日光岩，而是那些透过所有这些物质载体的远去的人和事。
凡是读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朋友们，想必还记着有位在陈寅恪最艰难的日子里，帮助他完成《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重要著作的助手黄萱女士。陈寅恪说：“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陈寅恪如此尊崇的这位黄萱女士，就是“中国第一别墅”的建造者、著名华侨黄奕住的四女儿。但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在鼓浪屿默默地居住了几十年而不被外人知，直至几年前去世。
如果在老人还没有过世前，如果政府适当地做一些引导和宣传，如果游客们知道有这样一位杰出女性还居住在岛上，我想，至少我是会专程去一趟鼓浪屿，来一次主题文化旅游。我完全可以想象，在海风徐徐吹拂下，在凤凰木浓密的树荫下，在老别墅挺拔的身影里，一张小木桌，几把小竹椅，关键是要有一壶清香的铁观音，静静地听黄萱老人讲述她的父亲“剃头住”的传奇人生，讲述“中国第一别墅”的幕后故事，讲述陈寅恪的岛上生活……。
每一位岛上的老人，都是一部海岛的历史。不同地域的历史，所代表的文化、人物、事件都是截然不同的。而鼓浪屿的历史，不仅和对面的厦门截然不同，而且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历史也不尽相同。
独特的人物，选择了独特的海岛，创造了独特的历史。而独特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鼓浪屿。这一切，构成了鼓浪屿的独特，也构成了鼓浪屿最大的旅游卖点。
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样更能够真切地体会和感受鼓浪屿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鼓浪屿是典型的文化旅游区。
至少，我是从文化的角度解读鼓浪屿的。
把鼓浪屿作为景区销售，是对鼓浪屿的侮辱。
首先，鼓浪屿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风景名胜区的概念。准确的说，鼓浪屿是一个文化气息浓郁的特殊社区。
其次，鼓浪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厦门近代史、乃至中国东南沿海早期开埠的活化石。鼓浪屿绝对不是一个狭隘的地方性旅游区，它应该是国家的，社会的，人文的。
说到底，鼓浪屿并不适合匆匆而过的观光客。鼓浪屿整个岛屿的面积也就1。78平方公里，常住居民还有23000多人，观光旅游，导致了大众对鼓浪屿的认识就停留在一个人满为患、小的不能再小的日光岩上。如果从视觉的角度来看鼓浪屿，那么游客眼中一定是大海、沙滩、别墅、小巷等等，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那些老房子，老别墅，老教堂，老公馆，老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就是与隔着500米宽的海峡的厦门市区的建筑截然不同，仿佛两个世界。
我想，游客们恐怕不会对“这些是什么”太感兴趣，而很有可能会对“为什么是这样”感兴趣。
鼓浪屿只喜欢悄悄住下来、静静品味的度假客，就好像品功夫茶一样，一个程序一个程序地慢慢把玩。鼓浪屿不是北方适合牛饮的花茶，而是地道闽南适合品味的功夫茶。
如何能让游客进入别墅内部，听现在的房主聊聊过去的历史，浓密的树荫下喝喝功夫茶，海风吹起的傍晚吃一吃闽南饭菜，吃饱了就去游泳了，躺在沙滩上数星星，盘算着明年的什么时候再来鼓浪屿。
错误的定位，导致了鼓浪屿不可避免的商业化和世俗化。
五、公众参与的缺失
鼓浪屿的票制问题，之所以在厦门引起轩然大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有关
部门在制定关于鼓浪屿的重大发展计划时，往往更多考虑的是政府本体的利益，而常常习惯性地忽略了原居民和旅游者的利益。换句话来讲，政府出台任何一个社区的旅游发展政策和计划时，都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旅游资源的竞争、人口数量季节性的波动、土地权属、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等问题。
像鼓浪屿这样的独立社区，在社区发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对于鼓浪屿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利益的统一以及社区经济增长是十分重要的。实现鼓浪屿旅游经济的良性发展，不仅要在开发规划中考虑经济、政治与生态因素，政府决策还应该具有本地性、参与性和可操作性。政府应当让所有受到鼓浪屿票制改革影响的个人或者团体参与到这个计划中去，争取他们对于这个计划的支持，加强他们对于政府以及这个计划的信任与信心。而不是采取一些公众参与缺失的策略，这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很有可能为将来的发展留下隐患。
政府在旅游决策过程中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公众参与呢？这是因为公众并不认为政府官员能够很好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