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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绘画艺术之间的深刻的情感关系，不了解他和他所处的时代的情感关系，则我们无法理解他的某些画。
当然，人类的全部文艺的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即使我们教学的是中文，中文和我们的关系，也远不及社会和我们的关系那么紧密。
故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我们的心，不能只去看、听和想从前的人事，文艺中的人事，文化中的人事，更要关注现实。我们必然要立足于今天审视文化，也必然要借助文化来解析现实。
我们的情感教育所涉及情感现象较多，比如情调、情绪、情结、情愫、情操、情怀……
依我想来，情调是后天的，易变的；往往与时尚有关，甚至某阶段比较刻意的、做作的一种表层面的情感现象，每具有欺人性和自欺骗性。却又往往是宁愿的，愉悦的。
而情绪，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感的冲动表现。每一个人都常有这样的情况，企图掩饰是一件极难之事。比之于情调，它是情感的真实流露。不一定可取，但肯定真实。一般情况下，它是一种应该予以宽容的情感表现。但同时，又是一种需要克制的情感表现。
情结乃是情感长期堆积于心而形成的意识块垒。通常并无大害，只不过使人一厢情愿地一往情深，但也可能导致人的情感偏执，于是远离了客观和真实。
情愫是可持续的，相对稳定的情感现象，每以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为其基础。
情操乃是在情愫的基础之上升华了的一种情感现象。这一词汇的表意是决然正面的。它所体现的情感之质，高于人类所普适的情感之质。它并非人人都具有的一种情感现象。正因为如此，一个有情操可言的人，几乎必有良好的信仰和操守，于是可敬。
情怀是一种超越一般情感本能的，受理性引导而又与理性水乳相融的情感现象。世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什么情操可言而居然有情怀的；世上也没有一个人是有情怀的而居然毫无操守。
情怀乃是一种大情感，使人具有不寻常的情感之境界。这使有情怀的人有时有点儿像宗教徒。他们的信仰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肯定和人类情感的崇高方面有关。
最基本的情怀是人道主义以及对公平和正义的超一己利益关系的主张。
真正的公仆人物理应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公众有着责任性质的真挚情怀的人。
国家和民族若有许多这样的人，幸也。
以上种种情感现象，都必然地生发于人的心理，亦作用于人的心理，于是决定人的心理的明暗，于是体现为林林总总的言行：
高尚、无私、爱、同情、宽容、感激、理解……
或相反：恨、妒、歧视、轻蔑、嫌恶、恐惧、自私自利……
而有时，情怀以相反的状态所表现的恰恰是它的优秀之质。
比如，对于不道德的、丑陋邪狞的人事所表现的轻蔑和嫌恶，证明人之拒绝同流合污也。
诸位，我们每一个人，不分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地位和贫富，每几天内，至少有一次会受到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情感所影响。
我们的人性是有先天弱点和缺点的。
我们不必修行为圣人。
但我们若不互相进行情感的教育，若不师从于人类文化中的文明，则我们有可能渐渐成为邪劣之辈，丑陋之人，而我们还不自知。
仅仅具有本能情感的人是没有进化的人。因为本能的情感，那是连动物也有的。甚至，连动物身上，也偶而表现有超本能的情感。
诸位，没有文化方式所进行的教育，人类的历史将停止在奴隶社会。而那时的人类，是凶恶的。
比地球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凶恶。
我关于我们的情感教育课程的发言结束了，谢谢诸位！
2006年4月
《未死的沙威》第三部分复旦与我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感激》。
在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讲到了当年复旦中文系的老师们对我的关爱。在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他们的关爱还体现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真情系之的保护。非是时下之人言，老师们对学生们的关爱所能包涵的。在当年，那一份具有保护性质的关爱，铭记在一名学生内心里，任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凝重的。
我还讲到了另一位非是中文系的老师。
那么他是复旦哪一个系的老师呢？
事隔三十余年，我却怎么也不能确切地回忆起来了。
我所记住的只是1974年，他受复旦大学之命在黑龙江招生。中文系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也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据说那一年复旦大学总共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他肩负着对复旦大学五六个专业的责任感。而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中的一个，万分幸运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为了替中文系创作专业招到一名将来或能从事文学创作的学生，他在兵团总部翻阅了所有知青文学创作作品集。当年，兵团总部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班，创作成果编为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通讯报道与时政评论六类集子。1974年，兵团已经培养起了一支何止百人的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分散在各师、各团；直至各基层
连队。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基层连队抬木头。兵团总部编辑的六类集子中，仅小说集中收录过我的一篇短篇《向导》。那是我惟一被编入集中的一篇，它曾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
《向导》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职工的率领之下进山伐木。那老职工在知青们看来，性格孤倔而专断——这一片林子不许伐，那一片林子也坚决不许伐。总之已经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到的树，一棵也不许伐。于是在这一名老“向导”的率领之下，知青离连队越来越远，直至天黑，才勉强凑够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回连队也难以劈为烧材的那一类。而且，他为了保护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还被倒树砸伤了。即使他在危险关头那么的舍己为人，知青们的内心里却没对他起什么敬意，反而认为那是他自食恶果。伐木拉到了连队，指责纷起。许多人都质问：“这是拉回了一爬犁什么木头？劈起来多不容易？你怎么当的向导？”——而他却用手一指让众人看：远处的山林，已被伐得东秃一片，西
秃一片。他说：“这才几年工夫？别只图今天我们省事儿，给后人留下的却是一座座秃山！那要被后代子孙骂的……”
这样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当年是比较特别的。主题的“环保”思想鲜明。而当年中国人的词典里还根本没有“环保”一词。我自己的头脑里也没有。只不过所见之滥伐现象，使我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罢了。
而这一篇仅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它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于是他要见一名叫梁晓声的知识青年。于是他乘了十二个小时的列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转乘八九个小时的列车从哈尔滨到北安，那是那一条铁路的终端，往前已无铁路了；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第二天上午从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团。如此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识青年梁晓声正在连队抬大木，团部通知他，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他。
当我听说对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内心里一点儿也没有惊喜的非份之想。认为那只不过是招生工作中的一个过场，按今天的说法是作秀。而且，说来惭愧，当年的我这一名哈尔滨知青，竟没听说过复旦这一所著名的大学。一名北方青年，当年对南方有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一向不发生兴趣的。但有人和我谈文学，我很高兴。
我们竟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我对于“文革”中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倍觉渲泄的快感。
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革命文学”的“样板书”《牛田洋》，问我看过没有？有什么读后感？
我竟说：“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那一本书中，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左”，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比如——“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成问题”，那么我其后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
但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时，他说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那将会对你不利”。
这是关爱。在当年，也是保护性的。
后来我知道，他确实去见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
没有这一位老师的认真，当年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学子。
我入学几年后，就因为转氨酶超标，被隔离在卫生所的二楼。
他曾站在卫生所平台下仰视着我，安慰了我半个多小时。
三个月后我转到虹桥医院，他又到卫生所去送我……
至今想来，点点滴滴，倍觉温馨。
进而想到——从前的大学生（他似乎是六二年留校的）与现在的大学生是那么的不同。虽然我已不认得他是哪一个系哪一个专业的老师了，但却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系的老师。而当年在我们一团的招待所里，他这一位非是中文系的老师，和我谈到了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