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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下面可以举例分析一些作品中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十日谈》。这本书为什么在文学史上说它具有人文色彩？那也不过写了一些风流逸事。如果我们弄不懂这部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我们就几乎一点儿都没懂文学史。我在课上也讲过这个问题，如果有当代的作者说凭什么《十日谈》你们就说它是经典，凭什么我写了一点性，我还觉得我没写够呢，你们就大加挞罚？我的学生也提出过这个问题。说是：你们都说歌德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写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你们搞文学的大加捧吹，我们今天上了大学好不容易写一点烦恼，你就让我们抬起头来？我们不把人类的人文主义的过程来做梳理的话，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在三万五千年到五千年的这一时期，人类还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那时候连文明史都没有，只不过有一点文明的迹象。到五千年的时候开始有城邦出现，这时我们叫作人类的原始文明时期。但是一直有文明，比如冶金业、制陶业、农业、渔业，到三千二三百年前的时候，才有了楔形文字的出现。那也不过是图形文字、象形文字，但是毕竟可以记录了。
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说人类历史从这里开始。到两千年前的时候，人类的历史最主要是神文化的历史。通过祭祀的历史，表达对神的尊崇、对神的屈服和恐惧。但是在距今两千几百年前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伊索——希腊的奴隶。他虽为奴隶，却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我们为什么说人文主义是自由、平等、博爱？在两千二百年前的时候，有个奴隶叫伊索，他表达了这种愿望。他第一个提出了对于奴隶和主人之间的关系的疑问，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化事件。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感受这一点的时候，从三万五千年一直到五千年，一直到两千二百年伊索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历史深深感动。然后到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伊利亚特》，已经出现了《荷马史诗》。我们不能只当《荷马史诗》是神话来看，那里有人文。应该看到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两军作战，一方把另一方的主将打死之后，将他的尸体在沙场上拖了一圈。你们应该看到这个片段，是吧？然后他的老父亲在夜里化装深入敌营，找到对方，说我以一个上了年纪的老父亲，以一个王的身份，放下了我的尊严，向你这个胜者乞求把我儿子的尸体还给我。而对方还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早期的人文啊，人道主义啊。我们人类的文明心理是这么一点点发育起来的。到了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已经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时整个希腊的文化、艺术、建筑，已经那样的发达了，非常辉煌。而就是在那时的绘画和雕塑中，人类开始表现自己不只是神的奴仆，在绘画时想到把自己，把自己的情人、朋友、父亲，把自己最亲爱者的形象画在天神们之中。人要争取和神平等的地位。小心谨慎地，不被察觉的。再后来，基督出现了。因此我们看西方文化，一直认为西方全部文化的支柱就是基督文化和它的科学，和它的人文哲学。我们习惯了都只不过把基督看作宗教。我对自己的观点还不敢确定，因此我不失时机，直到昨天还和我的朋友、复旦大学的另一位教授探讨这个问题。我说我的观点对不对，因
为第二天我要到清华来讲这个问题。基督教本身是人类相当重要的一次人文文化的体现。在此之前，天主教崇尚上帝，但是基督教之基督耶稣是人间母亲所生。基督还有个名字是“人之子”。因此天主教才要把基督教作为异教类来制止。我们看基督教里传达了一些什么。比如说，提出了如果战争不可避免，获胜一方对于所俘虏的儿童和妇女有责任加以保护。这不是人文吗？获胜一方要以仁慈之心对待俘虏，人不要去虐杀幼兽和怀孕的动物。人要热爱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自然环境。当然圣经教条里是另外的话语。这些不都是今天我们要做的吗？富人要关注穷人的生活状态，要帮助那些患麻风病的人。富人有责任让穷人的孩子也同自己的孩子一样读得起书。因为穷人更穷的话，富人的生活不会更加幸福。这不是人文吗？
在公元以后那么长的时间里，宗教本身又走向它的极端，被王权所利用，因此才变成了另外的样子，这时才出现了《十日谈》，开始嘲讽被王权利用了的变质了的宗教。人类的文化一直在那么漫长的时期里一点点的积累，先是人文的迹象，接着是人文的祈求、思想，人文的思潮潜移默化地在一些绘画、诗歌、史籍中出现，然后经过文化知识分子的提升，变成了十八、十九世纪的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悲惨世界》所要张扬的是这些思想。那以后又用了二百年的时间，来夯实它。如果我们对这些不了解，我们就无法判断，在大仲马和雨果之间，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纪念雨果？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之间，为什么《巴黎圣母院》得到的殊荣更高一些？因为《三个火枪手》不过是传奇故事加历史故事，而《巴黎圣母院》张扬的是那么激情的批判精神。又为什么在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之间，我们对后者尤其另眼相看？乃因前者只不过表现了复仇心理，而后者表现的是人道主义信仰。因此我对我的学生说，其他系的学生我不管，你们是中文系的，你要知道这两本书的区别在哪里。《基督山伯爵》所张扬的是欲望，《悲惨世界》所张扬的是信仰。就是这个区别，你没看出来，就愧是中文系的学生。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什么样的？为富不仁的现象我们见得还少吗？为官不仁的现象，同胞和同胞之间的冷漠我们见得还少吗？许多发生在我们国家里的事情在其他国家里都是极为震惊的。还不说“文革”时期，就是当代发生的，随便只要想听的话，都是极为震惊的。因此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不再想像自己是什么著名的作家，好像应该写出多么了不起的作品。我只是希望以我的笔，以我这样的年龄，以最朴素的方式，能够在传达朴素的人文文化方面，哪怕是一首小诗，一篇散文、随笔，做一点事情。我已经在做了，免得以后说起我们这代人时说“他们无作为”。剩下的时间给大家提问题，我讲得太沉重了，是不是？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读书与人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4）
提问：
问：我手上有一本书是您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现在快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在这里把中国社会阶层分成了七个部分。而现在社会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刚才您提到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信仰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普遍的宗教信仰。那么政治信仰呢，有一个功利化和教条化的倾向。那么想问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普遍信仰，人们内心没有共同的价值认同的国家，很多人热衷于通过制度设计来弥补这种社会阶层的分裂，您认为这可行吗？您认为文化在社会的整合方面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答：我在很多场合和一些政治人士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指出过他们思维上的不全面，就是认为通过政治制度可以达到人内心的情怀的培养。这是不实际的，此第一点。第二点，文化对于人性的培养，我们所要经历的时间恐怕不见得会比西方更短。好在我们现在方式很多。电视可以比纸质的传媒更快地来表达。但是电视文化也只不过把一个事件摆在我们面前，
而不能作为一种令我们感动的情怀来细化某事件。影视剧可以，但如果不允许深刻的批判，则没有人文文化的自然空间。说到我那本书，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但是我比较安慰的是，至少我比较早地把黑社会作为一个雏形的社会的现象提出来了。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这期的《读者》上有我的一篇小故事，叫做《箫之韵》，这当然是虚构的。我经常虚构这样的故事，然后经常直接把自己介入，然后别人就说，你总是巧妙地利用这一点塑造了自己是一个好人的形象。我说：“如果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坏人的话，别人就不相信了。别人不相信我是一个坏人。我们大家都是好人。”这故事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女孩。她是学琴的，家境非常好，从来不知愁滋味，只不过有时候“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且就业也不成问题。她还要到国外去深造。在她放假的时候，本地有一个画廊开业了，她的父亲和画廊的谭老板是朋友。画廊要招收一个会奏乐的乐师。她近水楼台先得月。设想在画廊中有这样的音乐，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女孩去了，认识了一个青年，名字叫穆晓晓。这女孩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青年，他是那么的眉清目秀，而且谭先生给他们都买了白浮绸的镶黑边的吹奏时穿的服装。但是后来她发现一些奇异的事情。首先谭老板虽然日进斗金，但还是那么小气，他还要
把事业做得很大。他给穆晓晓的钱是很少的，但是你要随叫随到。我请了画家、评论家来座谈的时候，你得给我们伴奏，一小时给五十元或者一百元。穆晓晓怎样被聘的呢？在对众多应聘者都不满意之后，谭先生想起了他收到一封信，这封信说：“你能给一个天生的哑子一次机会吗？我不会说话，但是我能吹箫。”谭先生用手机给他发了个短信，问他家是哪里的，师从谁，是不是学院出身，他都答无可奉告。于是就吹。一吹就非常好，就留下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