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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食的方法,而且学得相当不错,以至能以揭示民间相关说法中一切荒谬可笑之处的口吻来谈论这一现象了。
洗礼的恩赐使我们在欧洲置身于那么多知识的包围之中,以至一旦来到此地,我们无法想像在此遇到的盲目和愚昧,甚至科学在这里也几乎只是蒙昧。正是为驱散愚昧的黑暗,蒋友仁神父才利用我们所有的科学知识并利用温度计、气压计、棱镜及实验物理学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来贬斥中国文人们在哲学方面的胡言乱语。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4)
他频频长时间地在宫中露面,这使他能常常重新提及同一些问题,而且总有一天会使它们变得不可忽视。他的声望成了那些只会说空话的文人的心腹大患,却也使他成为真正的学者们希望结交的对象。众皇子的师傅们及某些真正有学问的官员都想与他结为朋友。他的处境不允许其经常接待和拜访别人;不过他通过写信回答他们问题,尤其是给他们寄使之了解基督教的书来弥补这一点:因为他看重的是基督教,即便在表面看来与之完全无关的事情中也是这样。我们真是无法细述他纠正了多少偏见,消除了多少玷污它的无稽之谈,又是如何把(人们对基督教的)憎恶和成见变成了重视和尊敬,平息了多少次正要爆发的迫害并把人们强加给宗教的诬蔑变成了为人所不齿的东西,以至反对基督教的人即使在禁教令中也承认,基督教只教导人们以真理!
皇帝宫苑里第二座西洋楼安装有几处非常漂亮的喷泉。楼内一些房间很具审美情趣,而那个大房间简直堪与凡尔赛(宫)和圣克卢(宫)(SaintCloud)的那些房间媲美。当皇帝就坐于御座上时,他在两侧可看到两大股金字塔状的水柱及附属部分,前面则是一组布置巧妙的喷泉,还有一套喷水嘴喷出的水柱象征着在池中、池旁和悬崖上的各种鱼类、鸟类等动物之间所发生的某种争斗;这些喷泉被布置得似乎纯属偶然,却又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它们越是富有乡野气息和原始风味,就越是令人惬意。不过,给蒋友仁神父造成更多困难的是位于这座西洋楼下面的飞瀑;因为中国人用十二种动物象征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他便设想利用动物造型建一座永不停息的水钟,即让每个动物造型在各自象征的两个小时里喷出水来。
皇帝见到他衰弱和有气无力的样子,所以不催促任何工程的进度,频频把自己餐桌上的菜肴送给他,还常询问他一些迫使他呆在家里(才能准备答案)的问题;人们原以为此举可让他得到一些休息,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在家里做的事比在宫苑里的更难。为回答这位君主关于中国古今地理的问题,蒋友仁神父决定绘制一幅使君主对此一目了然的地图。蒋友仁神父的朋友中有一位显贵见过这幅地图后被迷住了,他对神父道,皇帝六十诞辰已经临近,应把这幅地图誊清并将其送呈皇上。为让自己的工作更令陛下满意同时又对他更加有用,他着手绘制一幅世界地图,每个半球的直径达5法尺。鉴于他工作繁忙、健康不佳,尤其是他严谨的作风,人们对这项最终将使他筋疲力尽的计划都感到吃惊。人们给他配备了一名画师以复制地图,另有一名文人往上注中文字。尽管如此,他还是累倒了,生命垂危。皇帝闻讯后多次派自己的首席御医前往诊治。御医是一位八旬老人,精于医道;他答应使神父脱离危象,却不敢让其指望再活六个月以上的时间,而且还有一个条件,(神父)必须严守以下饮食制度:只能吃没有菜肴的饭,稍稍吃点蔬菜及喝点汤。
地图顺利完成了,他将其送呈皇帝,同时对那些新征服的地区及其范围作了空白处理,因为他不想在这一问题上承担任何责任。对其他几处地方也作了类似处理,而且在手记中陈述了自己的疑虑。陛下收下了他这份礼物,这在此地是莫大的荣耀;陛下当众称赞他,还赐给他好几匹漂亮的丝绸。为了更方便地仔细端详这幅地图,皇帝命人将其送进自己房内,任命了几名文人协助蒋友仁神父完善这一开局如此出色的计划,还委派其皇叔主持这件大事。
蒋友仁神父幸亏在博学和地理学方面预先作了那么多准备,但面对这些在皇帝关注的问题上拥有丰富知识的饱学之士,他必须前往地图室(bureau des cartes)工作,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意见,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且无论在口头或书面表达中都必须谦逊、节制,才能使自己的理由具有说服力。好奇而又博学的皇叔指康熙第二十四子胤祕,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去世;次年10月,蒋友仁神父去世。——中译注是如此喜欢此类彬彬有礼、心平气和的讨论,因此命人将双方提出的看法统统整理成文。他通常会出席所有会议,而且最终往往赞成蒋友仁神父的意见。
地图完成后,皇叔以一份公开的奏章禀明了皇上,后者在奏章上批示,将其中一份副本送进大内,另一份送军机处(tribunal des ministres),正本则存于帝国地图馆(dpt des cartes);使神父更体面的是,皇帝请他复审人们即将绘制的达百幅之多的帝国全图(不过从神父的健康状况来看这是很不合适的)。
若再讲述皇帝从让蒋友仁神父用抽气机在他面前做的实验中获得了多少快乐,以及当这位神父用中文向他介绍广东总督送来的没有任何文人知道的一只非洲奇鸟时皇帝是多么入迷等等,那(这封信)就太长了。人们只要记住当皇帝让刚从欧洲新来的潘廷璋修士为他画像时,他赐予蒋友仁神父的长时间谈话就够了。除亨利四世法国波旁王朝创立者。——中译注(HenriⅣ)和乐善好施的斯塔尼斯拉斯1677—1766、1704—1709及1733—1736年间几度出任波兰国王。——中译注(StanislasleBienfaisant)外,没有任何君主能以更为慈父般的关怀来对待一个外国人了。
但蒋友仁神父并不以此炫耀,可以说他身在宫廷,心却不在宫廷,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使他感动,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依恋,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激起他的欲望;他出现于宫廷只是为了尽感谢皇帝的义务,尤其是为履行宗教职责,他使宗教得到了重视和尊敬,特别是使它免遭迫害。
他被委任为我们修道院的院长,虽说他是被迫接受这一职务的,却以罕见的、令人敬佩的虔诚和谨慎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履行了职责。来自欧洲的接济几乎已经枯竭,然而传教士和讲授教理者的给养仍须供应,还要为贫病的新信徒们提供救济。蒋友仁神父满怀信心地指望的上帝为他提供了许多办法,因此,在那些宛若被遗弃的匮乏的岁月里,他设法增加了施舍,在我们传教会里安排了更多的讲授教理的文人,兴办了让新信徒们免费食宿的避难所,而且增加了(宗教)书籍的分发量。他常常亲自布道,前往临终者家里举行圣事,分发药品,关注(传教会)内外精神和世俗的一切需求:因为我们法国传教会——确切地说是北京传教区——延展范围很广,直至长城以外。总之,他不惜一切救济我们基督教徒,而且做得如此谦虚谨慎,以至他是以馈赠礼品的方式而不是作为施舍来向他人提供他认为必需的东西的。
为了使大家执行来自罗马的教谕,他时刻警惕、细心操持、循循善诱、坚定不移,但又温和、耐心、仁慈;总之,他以新的热忱实践了基督教和使徒的所有这些美德,终于使一切都保持了秩序,而且保证了一切供应,直至他两个亲爱的弟子——杨(德望)和高(类思)的到来;他高兴地拥抱他们并将其接纳进我们传教会。这两个中国年轻人把在法国时人们给他们及给国内传教会的所有礼品都交给了蒋友仁神父——就像孩子们交给其父亲一样。噢,我的上帝!请您奖赏王室中那些给了他们那么多礼品的人们的好意吧!看到他们的虔诚之心如此仁慈如此体贴地关注着我们的基督教徒及他们的传教士,这对我们是何等的安慰!在我们当时的处境下,这些寄给我们从事各种虔诚的慈善活动的救济物品简直是奇迹般的事件!它在中国留下的回忆将和宗教同样长久。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5)
蒋友仁神父见到那位以政治家眼光看待中国、希望丰富法国关于这个广袤帝国的一切知识的开明而又乐善好施的大臣指法国国务大臣亨利·贝尔坦(Henri Bertin)。——中译注给杨和高的指令后,便不遗余力地鼓励我们中间稍有闲暇的人支持(大臣)这些如此爱国的想法。他发现我们所有人都为此作好了准备;尽管糟糕的健康状况迫使他辞去了我们法国修道院院长的职务,但他仍带领我们工作,而且以惊人的才干提供了许多概述、论文、详细说明及描述。这些文字,人们可与我们设法送往欧洲并以《中国回忆录》为名刊印的其他作品一起读到。
蒋友仁神父终于被那么多工作压倒了。当时他正准备前去面见皇帝,却突然中了风,不过他仍有时间接受临终圣事,而且再次以其顺从、毅力及对上帝的热爱感化了我们。1774年10月23日,他去世了。
如人们有朝一日撰写中国教会年鉴,甚至只需引证非基督教徒对蒋友仁神父的说法和想法便可让后人明白,他的美德更高于其才华。皇帝为他的葬礼出了一百两银子,还详细询问了他最后的病情,最终道:“这是个善人,非常勤勉。”出自君主之口的这些话是很高的赞扬,若这些话指的是一个鞑靼人或中国(汉)人,它们将使其子孙后代享有盛誉。
这位杰出传教士的功绩在于,他总是担心并躲避人们的赞扬,却热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