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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小的成功促使基督徒们向传教会提出了让我在教堂里布道的要求，这发生于我在此居住了仅二年多一点时间以后。虽说我学习中文比多数欧洲人来得容易些，而且已习惯于不再把讲授内容形诸笔墨，然而，考虑到圣职的荣誉，我对于需要（连续）讲授一个小时或更多时间依然感到担心，因为官场上那点惯用语以及对孩子们进行教育带给我的中文积累毕竟相当薄弱。但我还是服从了。我先构思（布道的）内容概要，用七八天时间反复以中文思考，随之再琢磨两至三天，于是前去布道。不过在很长时间里，布道中仍出现许多缺点：如布道时间过长——因为我无法知道以拉丁文或法文构思的概要用中文表达需多长时间；又如因缺乏简洁的表达方式，致使我使用的总是那些无生气的转弯抹角的说法。再如，当我为避免冗长而控制表达时，偶而又说得不够清楚。前来听我布道的欧洲人还认为我语速过快，不过这种流利仅在他们看来是个缺点，中国人倒是喜欢的。其他一些缺点随时间推移日见减少；然而我只能通过分割或减少布道内容使自己局限于一小时之内——如果我能这样表述的话。
三四年后，我们教会中负责圣体修会（Ｃｏｎｇｒｇ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ｓａｉｎｔ ｓａｃｒｅｍｅｎｔ，它是我们基督徒的基地）的资深教友去世了，人们让我替代他。这使我仿佛处在了各种圣职活动带头人的位置。除了特定的教育任务以及我已承担的每月第二个礼拜日的布道外，我还需负责第四个礼拜日的布道。这便是十五年来我作为圣经传播者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我组织过由六人、八人和十人参加的特别退省；我们还组织了两次公开的退省，我负责检查、比较及部分布道或默祷工作。我还在情况必需时外出宣教达十至十二次，甚至去过长城以北地区；为不被认出来，我只得走可怕的悬崖绝壁上的羊肠小道。那样的地方，如今即便找不到可经由大路前往的当地人，我也很难去了。我每年听忏悔3000多次（不到4000次），大致占我们北京法国传教会及附属机构听忏悔总数的1/3，因为每年来我们这里忏悔或我们外出听忏悔的总数为10000~12000次。我听忏悔的次数之所以多于别人，是因为我是欧洲人而且能凑合讲中文。中国人对本国教士不大相信。在北京城内和我们教会附属机构里接受洗礼的人数每年达六七百名；不过这方面的情况并无一定之规，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都一样，他们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由亲属送来要求受洗的非基督徒。与基督徒人数相比，举行临终涂油礼和宗教婚礼的人数很少，因为除住在京城及近郊者外，其他基督徒很难找到为其行此类圣事的教士。妇女不来，也不能到教堂来。每隔一段时间，她们在一幢有小祭台的房屋里举行十五至二十五人的集会。传教士前去听忏悔、做弥撒、授圣体，若有新入教者或未经洗礼的孩子，便为其施洗。凡参加修会的妇女每月于规定日期在本区一幢内设专用祈祷室的房屋中集会。她们首先像男人们在教堂一起做的那样跪倒在地、高声祈祷，唱某支优美动人的单旋圣歌，这些歌大抵属同一套路，虽时有变化，但易记易学。祈祷结束后，专门为这类集会而派来的讲授教理者赠给每个女教徒一句当月警句，并对她们稍作解释。事毕，他还要向她们下达他负责传达的命令或通知，例如在哪些日子里可举行复活节领圣体的仪式（通常或在3月或在9月原文如此。据公元325年召开的基督教宗教评议会规定，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包括这两天）的星期日皆可能是当年的复活节；未识可于9月举行复活节领圣体仪式的情况。——中译注），之后便离开了。他走后，女讲授教理者要对需要听讲的女教徒作一番考核并解释某些内容。这便是我们法国传教会尚未完全定型的大致做法。以前，我们只有一种依据信经编撰的较完善的教理？
我们刚把基督徒引上你大致已看到的轨道，来自欧洲的消息指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发布通谕取缔耶稣会一事。北京于1774年8月5日获悉教皇这一谕旨，但在次年才予以公布。——中译注便使我们担心起它即将到来的毁灭了。葡萄牙不再派员来华；法国派来的人倒不少，但他们不再是接受过完全（宗教）教育的人员，他们本人及其志愿也未经受过审慎安排的各种考验。有的人既不学鞑靼语，也不学汉语；另有人既不愿布道，也不想讲授教理；还有人当基督徒前来忏悔时，他自己却要去祈祷。那些因艺术才华而被安排在宫廷任职的人既不愿遵循先辈的惯例，也不愿服从教会的指导；另有人以种种借口拒绝将才干奉献于圣职，却热衷于科学或新奇好玩的事情。真希望上帝怜悯我们，给我们派一些比我们更强的传教士来。我们经受的灾难已使传教会大大萎缩，在此情况下它不可能长久支撑。传教士人员稀少，此后也不会再把像我们那样培养出来的人派来；因此，必须求助于对拯救灵魂充满虔诚热忱、对科学有某种兴趣，但尤其是充满仁慈、节制、耐心、忘我和爱德等各种美德的某些修会了。我有许多事情想告诉你，但属于我的时间很少；掏出笔来，凡令我不安和烦恼之事，它却拒绝向你描述。
我想你还会问，我在宫中是否也有什么差使，因为你知道我既非画家、钟表匠，也不是机械师，而这是使我们在宫中得到使用的三种主要才能。人们看到我学说汉语的能力较强，便于我抵华的次年又让我学鞑靼语——一种很美的语言。于是我学会了它，其用途是：与我们相邻的莫斯科人有什么事情需要与（中华）帝国交涉或后者需要与前者交涉时，他们行的是拉丁文文书；遇此情况，中方便把韩国英先生和我（或两人中的一个，这要视委托我们办的事情而定）叫到宫中大臣们跟前，我们将拉丁文译成鞑靼文后由大臣们送皇帝御览，陛下简短但内容充实的答复以及内阁的说明均是用鞑靼文写的，我们拿到后将其译为拉丁文，再寄往莫斯科。处理此类事情通常需三四天；每年有时有五六次，有时一两次或一次也没有。你看，这占不了我多少时间，因此不会妨碍我对传教的关注。此外，这里的人之所以珍视欧洲人，惟一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天文学以及准确可靠学识丰富的翻译。当今皇上喜欢绘画，但他继承者中的某一位对此或许会不屑一顾。欧洲寄来的钟表和机器比人们需要的更多。
我忘了告诉你：不应认为中国籍教士能够支撑起宗教在中国的局面；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只剩下中国本土教士，宗教将一败涂地。
若有人迫使他们工作，若让他们临时负一点责任并有人严密监督，本土教士可以有效地提供服务；否则，他们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该结束这封信了，我把自己托庇于你感人的友爱和神圣的祈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方守义先生具有崇高的心灵
在北京的晁俊秀神父致莱克西本堂神父多利埃尔此人是前信作者方守义先生的兄弟，两人同姓Ｄｏｌｌｉèｒｅｓ；前信作者是来华传教士，故依其所取的中文名译出；此人无中文名，故依其法文发音译作多利埃尔。——中译注（Ｄｏｌｌｉèｒｅｓ）的信
（1781年11月17日）先生：
去年，您的兄弟方守义先生二十年来第一次得到您的消息，这于他是极大的安慰，于我们——他的朋友们，也是一件乐事。为知道能否在回信中把我们不幸的传教会的状况告诉您，他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告诉他可以这么做，因为您会明智而审慎地利用他所提供的这些情况。何况他向您描绘的我们传教会的情景或许能激发某些圣洁的教士的热忱，促使其前来分担我们的工作——这些工作我们不久就将忙不过来了，因为我们人数日益减少，而且在必要时和我们需要时不大有希望看到有人会来替代我们。
从那时以来，我们的不幸有增无已：矛盾、分裂，尤其是缺乏教士。魔鬼便借此妨碍我们工作，阻挠我们收获宽广肥沃的田野向我们展现的丰硕果实。亲爱的方守义先生未能挺住，他成了这一切的牺牲品，或更准确地说，是殉难者。1780年12月24日，他去世了。1773年的敕令指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发布的取缔耶稣会的通谕。——中译注给他造成了创伤，这一伤口从未愈合过：虽说他屈从了（他是很驯服的），但我们感到他的心灵受了伤害。不过，要是他能把这个声名远播的因他的热忱、美德和才华曾是其主要支柱之一的传教会支撑起来，或许他就会幸免于这场被他视为无论对他还是对传教会都是重大的灾难了。然而，尽管他殚思竭虑、热情不减，但他只见到传教会目前正日趋衰败，未来将彻底破产。这就要了他的命。
方守义先生具有崇高的心灵，无愧于创立这个传教区的诸位前辈使徒。正如您所知道的，自归信宗教之日起，他已经受过长期剧烈的痛苦的考验。他经受考验时表现的顺从和勇气感化了目击者并使人盛赞其美德。当上帝召唤他前来遥远之地传播福音之际，他的道德、虔诚和智慧早已使他在欧洲赢得了虔诚的真正具有基督精神者的信任。方守义先生当时身体很差，可以说生死难定；人们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但他只服从上帝的意愿。有人告诉他，以其病弱之躯，他在船上过不了四天就会倒下。这种预言或者说威胁丝毫未把他吓倒。为服从被他视为上帝意志征兆的这种内心的诱惑，他上船出发了。途中，他不顾自身健康而专注于拯救灵魂。到达这里后，他如此勤奋地学习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