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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出点儿忧患着什么的意思似的。起码的，怪替这样的小说家有所忧患。故我总被视为忧患型的小说家。尽管每次对话之后，我再三声明——现实其实是挺美好的，无须乎什么人再替它忧患，人们只忧患自己就足矣了。大学生们却更视我为忧患型的小说家了。且都厚道地以为，我是替现实忧患到了不愿再言忧患的地步了。
我当然也不是那种很耐不住寂寞的人，忙里偷闲的，溜到大学去寻觅小说家的自我感觉。再者说啦，寂寞是多么难得的宝贵时光。中国人，你想寂寞，又寂寞得了么？每次“对话”，都是被动员去的。而每次“对话”的命题又一概的是“文学与人生”。小说家谈文学，无疑是再适合不过的。但于今天，仅谈文学，难道不是挺脱离群众的事么？搭配上“人生”一块儿谈，才谈得下去。听的人也才听得下去。若无“人生”佐味儿，任何内容的“对话”，似乎总有点儿不咸不淡的不是？文学与“人生”，在我这儿，纯粹是两个命题的人为的遭际。在大学生们那儿，大概相当于啤酒，烧酒兑成的“鸡尾酒”吧？文学的啤酒因了人生的烧酒而似乎使人血脉贲张。人生的烧酒因了文学的啤酒而似乎有沫可冒。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但每次“对话”之后，回到家中，严肃反思，扪心自问，又总觉得自己像卖假药的江湖郎中，自产自销，兼自作广告，近乎蒙世的行径。只好以这么一种逻辑替自己辩解——有大学便有学生会。有学生会便有各种活动举行。没活动大学生们便对他们的学生会有意见。而文学又总是在大学生们的“活动”之列的。不请我去也得请别人去。别人恐怕未必如我那么好请。大学生们乃国家的栋梁。还没成栋成梁的时候便四处碰壁，难免不挫伤他们成栋成梁的自信。由好请的我而鼓励他们的自信，是否也算对国家的未来尽了些义务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
这么一想，也就泰然自安了。
有一天我在家里病着，来了位不速之客。又是位素昧平生的大学生。“什么事？说吧！”待他落座之后，我明知故问。“梁老师，你身体不太好？”我说是的我病了。“什么病？”我说老病没愈，又添了新病。自己也闹不清，使我停了写作，不得不
躺倒下来的，究竟是老病，还是新病。他便嗫嗫嚅嚅的，有话欲说不说的样子。
他不开口。我也不开口。他坐着。我卧着。他看电视，而电视没开。我看他，而他似乎不觉得我在看他。他是个身材瘦小的青年。面容倒还清秀。一件西服是新的。裤子却显得有些脏。起码半个月没洗了。一双旧皮鞋已经穿走了形。却分明的，来之前打过鞋油。尘土积了一鞋面儿。西服内是一件很薄的毛衣。领口袖口都已开线了。裤子肯定短。因为他往那儿一坐，线裤露出了一大截。袜子，在脚腕处破了。刚入冬，第一股寒流却扑入城市了。还没来暖气，几盆花在室内都冻蔫了。外面刮着五六级大风，我铺上电褥子，盖着床小被。我看出他身上冷。心里也冷。想对他热情些，又唯恐一旦主动撤了防线，重蹈覆辙，带着病再次被弄到大学去，老调续谈，再胡扯一通“文学和人生”，便打定主意，此番矜持到底。如果他不开口讲出登门造访之目的，不必问。倘若他见我病着，仍开口讲了，那么证明他是个不懂事理的大学生，应坚决地回答一次“不！”
“梁老师，我。。走吧？”他站了起来。不说“我走了”，却用征求的口吻说“我走吧？”仿佛要走，也须获得
我的允许似的。其实我盼着他走。但不是盼着他这么说。我认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
这么说的。“不再坐会了么？”我也是征求的口吻。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虚伪了呢？“你病着，我不多打扰了。”“其实，你多坐一会儿没什么关系的。我病得不那么重。。”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还是盼着他走。“不。不多坐了。回去晚了，就错过学校开午饭的时间了。。”他的话说得相当认真。“是么？”我故意看了一眼挂钟，进一步虚伪之至地施予着我的歉意，“家
里也没什么现成的饭菜，要不，其实我是愿意留你再多坐会儿的。。”“谢谢。。”他说，便往外走。“我送送你。。”我说，并没立刻下床。只不过象征性地在床上欠了欠身而已。听着门轻轻地关上了，我又谴责起自己来。外面的风声似乎更响了。如果我留他吃饭，于我并不费什么事儿。我也还没病到卧床不起的程
度。于他，哪怕是喝一碗热粥，吃半个馒头，将是多么愉快的事儿呢？为什么我竟不肯给这个青年一点儿愉快呢？是的，我不认识他。素昧平生。是这即使能够成为我不愿接待他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我虚伪地应付他的根据啊！人，人啊，中国人啊，在我们熟悉和熟悉我们的人之间，我们经常地用虚伪腌制我们的性格不算，对于我们完全不必有任何顾忌以真实的态度证明坦率在生活之中是可行的机会，我们竟也要习惯地把它变成发了馊的“疙瘩汤”一样彼此难耐的时刻。我们宁肯奉陪某些我们十分反感甚至厌恶的人东拉西扯，却对一个也许还没被生活中的虚伪毒素所污染的青年吝啬话语到了如掷千金的地步。我们往往本能地以虚伪亵渎别人的虔诚，却不愿以坦率痛痛快快地回答一个“不”字。难道我们已虚伪成性？难道我们已不会坦率了么？否则，为什么我们在根本用不着虚伪的情况之下，竟也自以为成功地虚伪起来了呢？。。
这一种自我谴责，直至儿子放学回家后才告一段落。
热了饭，打发儿子吃罢去上学，独自拿起本书，竟看不下去，又想那青年登门造访的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似的翻来覆去的想，倒并非因为自己多么具有“自我批评”的美德。
而是因为一时不能从尴尬中解脱出来。是的，那是一种不可言状的尴尬。那青年坐在沙发上时，我不过只替他感到尴尬。并且觉得是他的冒昧的结果，我是不必负什么责任的。他走了，才觉得并不尽然。才觉得当时自己也是处在尴尬之中的。才觉得那一种尴尬倒统统的留给了自己。细细咀嚼，越发的品出馊味儿。好比自己为了蒙骗别人，将一只苍蝇夹入口中吃了。开始后悔。开始反胃。开始恶心。
这一种古怪的自己对自己过分敏感的心理，使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前几天我的中学同学来到了北京，电话里我们约好，第二天我去看他。他住在苏州胡同的机械部招待所。也就是火车站对面邮局旁边的一条胡同。可第二天我去时，却记成了“金鱼胡同”。自然在那一带转了半天也是没找着“金鱼胡同”的。遂问几个坐在平板车上打扑克的小青年。他们表示出相当大的热心。详详细细地告诉我怎么乘车，怎么转车，转几次车，最后乘几站，下了车再怎么走。总之听来特别远。这使我顿生疑心。因为我那中学同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就在那个邮局附近，三分钟不到的路！疑心既起，顺理成章的，接着便只能作如是之想——现在的人也太缺德太坏了呀！不知道，就摇头说不知道。知道也懒得告诉或不愿告诉，不理睬我也就是了。何苦将我当外地人，诓我上当，骗我乘车转车地越走离目标越远赶许多冤枉路呢？中国人之心理不是太阴暗太成问题了么？于是我非但不谢他们，反而狠狠地瞪他们。边走开边回头瞪。如果目光可作伤人凶器，他们一个个是立毙无疑的了。他们被我瞪得似乎莫名其妙。在我看来那当然的是他们装的。我暗想我已识透你们的恶劣居心，岂能上当受骗！
我的目光定会使你们一整天如芒在背，寻思起来就浑身不自在的。他们终于被我瞪火了，一个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地也一齐瞪我。他们的目光中都有种就要发作的恼怒。四比一，我招架不住他们的目光，更怕他们真的发作起来，收了“兵器”，怀着几分阿Ｑ式的精神上的胜利，扬长而去。。
我想我也够死心眼的，干吗非问“金鱼胡同”不直接问机械部招待所呢？又经一问，果然近在咫尺。但那条胡同却并非“金鱼胡同”，而是苏州胡同。方顿悟，原来是自己记错了。几分钟前，闪回于头脑中的，是那四个
可恶之极的“热心”青年“伪善”的嘴脸，并因了他们的嘴脸而进一步诅咒人心的不古世风的败坏。此时闪回头脑中的，却是自己频频回首作怒目金刚状的嘴脸了。便觉得自己的心理，实在的也很有些成问题。
见了中学老同学，闲聊不过三五句，就问有没有市区交通图。
答曰有。
十分急切地就请拿来看。
心想——便确凿地证明此处是苏州胡同，也不一定就可证明北京真有我记错了的一条什么“金鱼胡同”。即使北京真有一条胡同叫“金鱼胡同”，那四个青年详详细细地告诉我的乘车路线，也不见得是正确的路线吧？倘是错误的路线，那么仍证明他们有诓我上当受骗的恶劣居心。那么当时嘴脸可恶的仍是他们。而不是我自己。头脑中的几个闪回即使放大一百倍，我也不必因当时瞪了他们而自责了。
人有时候真是古怪的东西。或者微观而具体地说，我自己有时候真不是个东西。总想把恶劣彻底地推给他人。总想要把良好的与恶劣一向毫不沾边儿的自我感觉留作自己的专利。
并且自己一旦怀疑自己的时候，总希望寻找到证明自己那一份儿自我感觉的根据和旁证。
这样的旁证我没从交通图上寻找到。却寻找到了金鱼胡同。进一步旁证四个具有真正热心的青年详详细细地告诉我的乘车路线，乃是一条可以说是和我们党的路线一样正确的正确路线。
于是我说：“走，跟我出去一趟。”
同学愕异，问：“哪去？干什么去？”
我说：“去向四个热心的小青年赔礼道歉。”
遂将自己的恶劣复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