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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
毛主席显然也非常兴奋，一会儿走向东侧，一会儿走向西侧，一会儿伫立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国徽之下那个地方。不停地走动。不停地挥手向红卫兵致意。时而挺身远眺，仿佛在注视天安门对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而俯身低视，仿佛要同仰视他的观礼台上的红卫兵们交流什么感情。“林副统帅”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毛主席。毛主席走向东侧他跟随到东侧。毛主席走向西侧他跟随到西侧。毛主席站住他亦站住。毛主席远眺他亦远眺。毛主席俯身他亦俯身。毛主席挥手，他挥语录。我们能仰到毛主席的上半身，却只能仰到他的头和肩。尽管离得远，尽管毛主席站得高，他老人家的身影毕竟显得伟岸，而他“最亲密的战友”却象个侏儒。
忽然，毛主席摘下军帽，在天安门城楼西角又一次俯身，手臂大幅度地挥了一下，又挥一下，并用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高呼：“红卫兵万岁！”
“林副统帅”也摘下了军帽，也来回挥了两下，由于身材矮小，手臂被天安门城楼栏杆所挡，又想象毛主席那样大幅度的挥动，却不能够，仿佛居高临下的捞取什么似的。
他也高呼：“红卫兵万岁！红卫兵万万岁！”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着魔了！万语万言变成了一句话，有拍节地喊叫：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成千上万条手臂，挥动成千上万本宝书。“红雨随心翻作浪”，“天若有情天亦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又开始播音：“红卫兵小将们，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请继续往前走，请发扬崇高的革命风格，使后面的小将能够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幸福地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
女播音员广播完，男播音员接着广播，语意相同。
一股人流以湍水决堤之势汹涌过来，冲走了广场上累卵石般的一批，取而代之，积石累卵。
我随被冲走的那股人流，一直“流”到电报大楼，才算能够选择方向自己步行了。
人们好象一离开天安门广场，一离开那种人的漩涡，那种如梦如幻的场面，顿时也就个个全部恢复了常态，匆匆地散向四面八方。使人感到被检阅是一个“任务”，他们盼望的这一天实际上是盼望早点完成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就可以离开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福建，去西安，去一切他们想去的城市和地方了。南方的大抵要往北方去。
北方的大抵要往南方去。
今天他们如愿以偿，“大功告成”。某些人的心情，与其说兴福，毋宁说轻松。
许许多多红卫兵的鞋被踩掉了。有的两只鞋都被踩掉了，光着双脚从哪里来的走回哪里去，一个个“赤脚大仙”般招摇过市。有的被踩掉了一只鞋，或者拎在手中，或者仍穿着脚上的一只，怪滑稽的。没遭到这个“损失”的，就瞧着他们的笑话，揶揄着他们大寻开心。
我光着双脚回到了地质博物馆，为自己“损失”了一双半新的“解放”鞋闷闷不乐。更是发愁，因为我要去四川看望我的父亲。父亲很久没往家中写信了。我要亲眼看到他现在的“下场”怎样。倘他在受折磨，我决心留在他身边，陪伴他，给他些慰藉。总不能光着脚出现在父亲面前，使父亲见了我伤心啊！
正愁得没法儿，一个上海的红卫兵，凑过来与我商议，要拿一双新布鞋，换我抢到手那块矿石。
那是很好的纪念品。但换一双新布鞋还是很合算的。遗憾的是他那双布鞋我穿着太大。
我遗憾了半天，他也遗憾了半天。
傍晚，听人说，首都体育场（或者是另一个体育场，记不清了）摆满了鞋，在被检阅中失掉了鞋的可以去认领。
吃过晚饭，光着双脚去了体育场。偌大的足球场地上，一圈一圈摆了几十圈鞋，起码两三千只。还真有不少红卫兵去认领。
天色以暗，我从最外圈绕到最里圈，没寻找到我那双鞋。那是“解放”鞋的时代，两三千只中，半数是“解放”鞋。而且，我的鞋，绝不可能成双成对地摆在一起，哪里辩认得出来呢？
一个毛主席的“小老乡”对我说：“寻么子么，哪双‘孩’合脚，穿去就是了哟！天下红卫兵一家子嘛，你穿我么我穿他！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么，莫啥子关系哟！”
受他启发，一只只往脚上穿，试了二十来只，终于两脚都选到了大小般配的，同样的“解放”鞋，很新。旧鞋换新鞋，占了便宜，不敢逗留，怕被后来者一眼认出，忙不迭地就离开。
乘错了车，又到了天安门广场。检阅早已完毕，仍有不少人，在红墙下干着什么。走近方知，都在用手掌或手指抹红墙上的红粉。抹了，再往笔记本上按下一个个指印或掌印。不消问，那也是一种留取纪念的方式。红墙人手够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难看极了。
我也挤上去抹。抹了一手红粉，才想起身上跟本未带笔记本。觉得没趣，又无处洗手，更无手绢（十七岁的我还不懂随身带手绢是一种文明的教养），从地上捡起团肮脏的纸擦擦了事。
又见一群人忽地围拢起来。不免又好奇。又挤进人墙看究竟。原来被围拢的是两位蒙古少女。围拢他们的人认定她们是“草原英雄小姐妹”——
两位为救集体的羊群而与暴风雪博斗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纷纷将笔记本和手绢塞给她们，让她们用蒙文签名留念。她们不懂汉话，也不会说汉话，却明白人们的意思，认认真真地用蒙文签名，满足大家的心愿。
人们中有一个大煞风景地说：“她们不是‘草原小姐妹’，我从《人民画报》上见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长得跟她俩完全不一样！”这话引起了众怒。大家认为她们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却道不是！扫
大家的兴！真是罪该万死！“是！当定是！”“你胡说！”“你别有用心！”“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冒牌的红卫兵！”众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赶紧离开了。谁破坏了群众的某种情绪，谁就成了群众的敌人。即使明知群众在自
欺欺人，也千万不要点破。点破了，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更多的时候是不但甘于而且乐于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的办法可使没意义没意义的某些事变得有意义有意义。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善于寻找到各种他们认为有意义有意义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众认为，凡是毛主席语录，不论刷写在墙上的或是印在纸上的，同时都应该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头像，于是便会组织起来，用硬纸板镂刻了毛主席的各种头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墙有语录，便“制作”上一个毛主席的头像。还寄联名公开信与《人民日报》，于是《人民日报》头版的语录栏左上角，从此也有了毛主席头像。于是全国各省市地县的报纸以及各红卫兵组织的战报、传单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头像。没有这一类有意义的事层出不穷，革命群众就会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没多大意思了。
我虽然没带笔记本，但又不甘错过机会，灵机一动，脱了外衣，打手势让“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写字，并指指天安门城楼，举起双手跳跃两次，意思是让她们写“毛主席万岁！”
也不知她们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反正她们点了点头。于是我向她们背过身去。感觉她们写完了，我还有些不放心，问旁边的人：“给我写完了么？”“写完了！快躲开，该给我写啦！”那人一把将我推开。穿好上衣，怀着得到意外收获的喜悦，怕再乘错车，走回了地质博物
馆。临睡前，脱下背心，光着脊梁，捧着欣赏。写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弯弯地象花边。离我近的那个上海红卫兵又凑过来，问：“谁给你写的？写的什么？”我炫耀地说：“‘草原小姐妹’写的！毛主席万岁！”他两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问：“你在哪儿碰到她们的？让她们
写她们就肯写么？”我说：“在天安门前，只要是戴红卫兵袖标的她们就肯给写！”“你又到天安门去了？我也去，现在就去！路上买几条手绢，让她们全
写上！”他说着，站起来就打算走出去。我说：“老弟，别去啦！你以为人家会在天安门那儿等你呀？早走啦！”他有点不相信：“真的？”
我说：“骗你干什么呢？我在天安门那儿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她们，我瞧着她们，心想，好象在哪儿见过呀！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吗？就拦住她们，问：‘你俩是龙梅和玉荣吧？’她们回答：‘是呀，你怎么知道？’我说：‘《人民日报》上登过你俩的照片啊，给我留个纪念吧！’姐姐说：‘行！’妹妹说：‘那你可别声张，否则人们该围住我们，都请求我们留纪念啦！’我赶紧撩起衣服，让她们往我背心上写字。她们一写完就走了！全北京没有第二个人会得到这样的纪念！”
他听我说完，捧着我的背心，没够地欣赏那些曲曲弯弯的蒙文字，爱
不释手。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编出那么一番谎话骗他。他低声说：“咱俩商议商议吧！”我说：“又想用你那双布鞋换？得了吧，我已经有鞋穿了！”他用更低的声音悄悄说：“不是换，是买你的！”“买？”我一怔。他说：“你要个价吧！”我想：还要到四川去，穷家富路，钱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东西。遂问：
“你想给多少？”他朝我伸出了一只手。“五元？”他点点头。我一把夺过背心来：“拉倒吧！光我这件背心还是两元多买的呢！”他说：“可你这背心都快破了！”我说：“但它的纪念性是无价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是蒙文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