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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象当年八路军的武工队一样，短枪明面插在腰间，岂敢不借？
胆小的立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地回答：“好说，好说，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够不够？人手不够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装车！。。”
胆大的可能会斗胆问一句：“什么时候还啊？我对上边总得有个交待呀！”
“什么时候还？等我们夺取了政权再还！”照例是这样的回答。
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写一份“借”据：
今借某某粮店面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两桶。革命胜利之后，如数归还。
“炮轰派别动队”
一九六七年×月×日
还要郑郑重重地盖上“炮轰总司令部”的鲜红大印。
还要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当然一百袋，两桶不过是象征数字。
但他们有一点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骂，很象是“借”的样子。“借”据上写着“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绝不贪得无厌。
他们走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挺好的。有人甚至认为“炮轰派”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借”东西还留“借”据！“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组织不是怪少见的吗？
“别动队”没有给“炮轰派”的声誉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相反，倒是给被“捍联总”攻击为“炮匪”的他们涂上了种种传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样喜欢。传奇色彩竟冲淡了“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别动队”给“东方红城”带来了许多新故事。老百姓对这类新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茶余饭后有了谈
话的资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述着这些话题。用他们的想象丰富着这些话题。演义着这些话题。
“炮轰派”有时也使“捍联总”难以预测地冲出各个“根据地”，汇聚一起，举行示威。那是挺壮观的情形：装甲车和坦克前头开路，后面压阵。有时出动三四辆，有时出动五六辆。连他们的广播车也焊上了装甲钢板。坦克的乌黑炮筒高昂着、随时准备射出“愤怒的炮弹”似的。装甲车的机关枪口，前后左右不停旋转，虎视眈眈。“捍联总”虽然有省军区发给的优良枪支，但毕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省军区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所以当“炮轰派”举行示威，“捍联总”便偃旗息鼓，绝不敢与“炮轰派”发生正面冲突。而老百姓则夹道观望，为其军威大鼓掌。在老百姓的心里，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普遍地产生了相当强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说：“左右也是个乱，总归也是个乱，那就让‘炮轰派’乱他妈个够吧！他妈的中国乱到不能再乱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才能结束！要不是没个结束的！”
我们学校是“捍联总”掌权。只有几十个“炮匪”。我们不敢在学校里暴露身分。我们仍得参加“捍联总”的活动。我们可算是“炮匪”的“地下成员”吧！我们经常对“捍联总”的活动进行点小破坏，比如将他们写在“紧急通知”上的活动时间偷偷更改啦，藏起他们的旗帜啦，盗走他们的公章啦，撕毁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啦，割断他们的广播喇叭线啦，以“炮轰派别动队”的名义往他们的头头家里写恐吓信啦。。我们做这些事，觉得自己如同革命电影中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觉得是在与“白色恐怖”进行卓越的斗争。
我们认为所做的一切还是不够英雄，无非是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做的一些事。连“小兵张嘎”为革命所冒的风险我们还没冒过呢！
我们渴望着经历真正的出生入死。
有一天，我们凑在一起来商量，英雄所见略同——人人都认为我们应该参加“炮轰派”的“别动队”。
腰间明面插着短枪，站在装甲车的踏板上，抖擞威风，招摇过市，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将一份“借”据啪地拍在一张桌子上，凛凛地说：“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借。。”
或者凛凛地说：“你们不要再死心塌地追随‘捍联总’了！我们‘炮轰派’总有一天是要掌握政权的！。。”
那是何等的气魄？
这一切光想一想都使我们一个个激动不已！重要的并不在于“总有一天”“炮轰派”究竟能不能掌握政权。我们对什么鸟政权一点也不感兴趣！政权掌握在谁手中对我们反正都是一个样。重要的在于，除了当“炮轰派别动队”，还有当什么更能使我们显示出自己是些铁血男儿呢？“别动队”——比什么造反团之类响亮多了！
于是我们纷纷咬破手指，合写了一份要求加入“炮轰派别动队”的血书，由一人揣身上。当夜，我在家留了一张纸条——妈妈，我和我的战友们到我们的根据地去了。我们要为我们的根据地的存在而浴血奋战！如果我一去不回，您千万不要难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这乃我和战友们的铿锵誓言！
我悄悄离开家，与我的“炮匪”伙伴们会合在一起，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哈一机”外，摸过“捍联总”的封锁线，由一个下水道口涉着齐胸深
的污水钻入了“哈一机”围墙内。
“炮轰派”的第一“根据地”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四辆装甲车三辆坦克成两列停在大门前，仿佛只要一声令下，就破门冲出。数千人头戴柳盔，手持大棒，严阵以待。另有三百余名“别动队”员，荷枪实弹，分乘六七辆卡车，个个脸上是肃穆的敢死神情，如同箭在弦上，引而不发。
原来“炮轰派”的一支“别动队”在执行“特别行动”时，受到“捍联总”袭击，尽数被俘，据“内线”报信，连日来倍受拷打，仍囚禁在某大学地下室。
他们要去营救战友。我们刚钻出下水道，便被发现，押到了一个女头头跟前。她面容清秀，英姿飒爽。穿一套无领章无帽徽的男式棉军装。她问：“你们从下水道钻这里来干什么？”我们齐声回答：“坚决要求参加‘别动队’！”她又问：“你们不是‘炮轰派’，要求参加‘别动队’干什么？”我们七言八语告诉她，我们是“炮轰派”。“什么人批准你们加入了‘炮轰派’的？”“没谁批准，我们同情你们，我们自己批准自己是‘炮轰派’了！”一个伙伴振振有词地回答。她微笑了，转身望着她的部下们，大声说：“听清楚了吗？连这几个中
学生也同情我们了！我们的处境真落到这般田地么？”她的部下们却一个也没笑，异口同声回答：“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浴血奋战！死而后已！”字字铿锵，显示出坚如磐石的意志。她又转身望着我们，充满自信地笑道：“你们也听清楚了么？‘炮轰派’并不认为自己可怜呀！”
我们争抢着回答她，正因为“炮轰派”在强权镇压下不屈不挠，我们才由衷地敬佩“炮轰派”！我们既然投奔“炮轰派”而来，就绝不回去！我们要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呈出血书交给她。她看了一会，似乎大受感动，递给另一个人看。那人看完，传给第三个人。我们的血书在“炮轰派”的队列中一一传阅。忽然队列中有人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潘复生！救回我战友！”大棒擎举如林，数千人连声高呼：“救回我战友！打倒潘复生！打倒汪
家军！打倒耗子兵！”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又是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故“炮轰派”称省军区为“汪家军”。“捍联总”捍卫“东北新曙光”，“曙”字被“炮轰派”贬为“鼠”字，故“炮轰派”称“捍联总”为“耗子兵”。我们的棉裤棉衣都被下水道的污水泡湿了，直到我们的一个伙伴冻昏过去，才使他们发现。她赶快命令一个人：“带这些小鬼到浴池去洗洗澡，再找几套棉衣给他
们换上！”于是我们被带到“哈一机”的职工浴池去洗澡。等我们洗完热水澡，换上替我们找来的“炮轰派”孩子们的衣服走出
浴池，偌大的院子里已空寂无人。我们奇怪地问人都到哪里去了？带我们洗澡的那个人说：“去营救我们的战友！今天是我们的一次大规
模行动，一定要给潘复生一次严厉警告！”我们质问，为什么不等等我们。他说：“这不是儿戏，有生命危险！头头命令不许让你们跟去！”我们正是为了要冒几次生命危险才来投奔他们的，赶上了这样一次机
会却没让我们去！我们又遗憾又愤怒，质问是哪个头头的命令？他严肃地回答道：“是潘二嫂的命令！”“潘二嫂？就是‘黑大’那个潘二嫂？”“就是曾在省‘革命委员会’门前为‘炮轰派’家属募捐那个潘二嫂么？”“就是刚才跟我们说话的那个女头头么？”他告诉我们，正是。我们见到了“潘二嫂”！而且还跟她说了话！我们一个个都感到荣幸极
了！这稍稍弥补了我们因为错过了一次出生入死机会的遗憾。“潘二嫂”在我们心目中是比“阿庆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炮轰派”女豪杰！“潘二嫂”是她的绰号。她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并没结婚。何以被她的“炮轰派”战友们称为“二嫂”，我们则不得而知了。一次，“炮轰派”的广播车和“捍联总”的广播车在闹市区相遇。所谓“仇人对面，分外眼红”。但那一次双方展开的是一场文斗，不是武斗。“捍联总”的广播车内坐的是一名男广播员，手中拿着厚厚的一份广播
稿，照稿宣读。“炮轰派”的广播车内坐的是“潘二嫂”，手中无稿。一方是男，一方是女，一方有稿，一方无稿，优势似乎全在“捍联总”
一边。
“潘二嫂”虽然无稿，却镇定自若，唇枪舌剑，出口成章，滔滔不绝，遣词用句，尖刻辛辣，应答质问，逻辑清晰，冷嘲热讽，幽默百出，引马恩列斯之经，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