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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全译-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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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谕,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而至;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惧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樊英刚接到诏书时,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不会贬抑自己的志气,而去应命。南郡人王逸平素和樊英很要好,因而特地写信给他,引用了许多古人的事进行比喻,劝他接受朝廷的征召。于是,樊英听从了王逸的建议,而前往洛阳。可是,后来他在应对皇帝的提问时,没有什么奇谋远策,大家都很失望。河南人张楷和樊英同时接受征聘,他对樊英说:“天下只有两条路,即出仕和隐退。我先前认为,如果你应召出仕,一定会辅佐君王,拯救百姓。而你开始时以贵重之极的生命,去激怒君王,等到享受爵禄之后,却又听不到你有扶正补救的方法,这是进退没有依据。”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而致之,屈已以访之,克已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臣司马光曰:古代的正人君子,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暴虐时,他就隐退为民。隐退为民,本来不是正人君子所愿意的。但他们深知,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则正道不能得到推行,而和一群奸佞之辈共事,终将伤害自己,所以,才隐藏自己的才能,远远躲开。圣明的君王之所以选用避世隐居的逸民和提拔出身卑微的人,原本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益,并不是以此来迎合世俗的视听。所以,在道德上足以使君主尊敬,在智慧和才能上足以庇护百姓的人,就犹如身穿粗布衣而怀有美玉一样,深藏不售。而圣明的君王应该竭尽礼节,将他征聘到手;降低自己的身分,向他请教;克制自己,听从他的意见。然后,才能使恩泽普施于四方,功业留传千古。因为圣明的君王所用的是隐士逸民的治国方法,而不是隐士逸民本身,因此,必须注重实际效果,而不是徒求虚名。

  其或礼备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则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岂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乱而不可辅乎?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诚心不至而忧其言之不用乎?何贤者之不我从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远矣,诚心至矣,彼将扣阍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使彼诚君子邪,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贪位畏刑之人也,乌足贵哉!

  如果礼节很完备,情意很殷勤,而贤才仍不愿出来做官,则圣明的君王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而应该冷静地深自反省:难道是我的品德太薄,而不值得他仰慕?政治太混乱使他无法辅佐?奸佞当权,使他不敢出来做官?我的诚意不够,使他忧虑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为什么贤才不接受我的征聘?假如我的品德已厚,朝政已清明,奸佞已疏远,诚意已到,那么,贤才定将叩门求见而自荐,哪里会有再三征召而不肯应聘的!荀子说:“晚上燃火捕蝉,必须把火光照亮,再摇动树枝就行了。如果火光不亮,只摇树枝,也没有用处。而今,君王如能发扬厚德,则天下的人都会归心,犹如蝉去投奔亮光。”有些人主因贤才不应征聘而感到羞耻,于是,用高位来引诱他,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则对高位一定不贪婪,对严刑一定不畏惧,君主最终还是得不到他。能够得到的,都是贪图高位和贪生怕死的人,又怎么值得尊重呢?

  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谊隆于乡曲,利不苟取,仕不苟进,洁己安分,优游卒岁,虽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当褒优安养,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韩福,光武之遇周党,以励廉耻,美风谷,斯亦可矣,固不当如范升之诋毁,又不可如张楷之责望也。

  如果能以孝悌著称于家庭,品行高尚闻名于乡里,不要不义之财,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谋求做官,洁身自好,安守本分,悠然自得地过日子,虽然才能不足以辅佐君主和造福百姓,但也还属于品行洁美的善人。圣明的君王,应该给予褒奖和优待,成全他的志向。如汉昭帝对待韩福,光武帝对待周党,用以砥砺廉耻之心,美化风俗,这也就可以了。实在不应该如范升,去加以诋毁,也不要如张楷,加以指责和抱怨。

  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圣王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至于那些作假伪装来窃取荣誉,以奇特的举动惊动世人,提高声望,不要朝廷俸禄而和屠夫酒贩一样争利,拒绝做小官而想爬上宰相和九卿的高位的人,他们的名与实恰恰相反,心里想的和行动做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华士、少正卯之流,得免于圣明君王的诛杀,就是很幸运的了,还有什么值得征召的?

  '9'时又征广汉杨厚、江夏黄琼。琼,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陈汉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为戒,拜议郎。琼将至,李固以书逆遗之曰:“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间,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士行其志终无时矣。尝闻语曰:‘者易缺,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琼昔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数上疏言事,上颇采用之。

  '9'这时,朝廷又征召广汉郡人杨厚、江夏郡人黄琼。黄琼,即黄香的儿子。杨厚到洛阳以后,向朝廷上奏,预言汉朝到三百五十年左右,将会面临险恶的命运,提出了警告。他被任命为议郎。黄琼快到洛阳时,李固派人送给他一封信,信上说:“正人君子认为伯夷心胸太狭隘,而柳下惠则又太傲慢,既不效法伯夷,又不效法柳下惠,而是选择在两者之间,这才是圣贤做人的准则。如果真正愿意头枕山峰,身卧山谷,步巢父、许由的后尘,那就罢了。如果认为应该出来辅佐朝廷,拯救百姓,现在正是时候。自从有人类以来,善政少而暴政多,一定要等有了唐尧、虞舜一样的君主,才出来推行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恐怕永远没有这种机会。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山太高易崩,玉太白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最近,鲁阳人樊英受到征召,初到时,朝廷专门为他设立讲坛,犹如对待神明。他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奇谋深策,但言行谨慎,也没有什么失误。可是,对他的诋毁和谴责到处流传,他的声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岂不是因为大家对他的期望太高,他的声名太盛!因而,世俗的舆论都说:‘所谓隐居之士,纯粹盗取虚名。’但愿先生这次能够提出深远的建议,让大家赞叹佩服,以洗刷这种舆论。”黄琼到达洛阳以后,先被任命为议郎,后来逐渐被擢升为尚书仆射。黄琼过去曾跟随其父黄香在尚书台,熟悉典章制度,等到后来他自己在这里任职时,对尚书诸曹的事务都很精通。每当在朝堂争议国家大事时,大家都不能驳倒他的意见。他曾经多次上奏言事,往往被皇帝所采纳。

  李固,之子,少好学,常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从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为世大儒。每到太学,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业诸生知其为子也。

  李固是李的儿子,自幼喜爱读书,经常改换姓名,执鞭赶驴,载着书箱,不远千里,投奔名师。于是遍览各种古本秘籍,成为当代的大儒。他每次到太学,都要秘密地进入三公府,去向父母请安,不让同学们知道他是李的儿子。

  三年(戊辰、128)

    三年(戊辰,公元128年)

  '1'春,正月,丙子,京师地震。

  '1'春季,正月丙子(初六),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2'夏,六月,旱。

  '2'夏季,六月,发生旱灾。

  '3'秋,七月,茂陵园寝灾。

  '3'秋季,七月,汉武帝陵园茂陵寝殿发生火灾。

  '4'九月,鲜卑寇渔阳。

  '4'九月,鲜卑侵犯渔阳郡。

  '5'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

  '5'冬季,十二月己亥(初四),太傅桓焉被免官。

  '6'车骑将军来历罢。

  '6'车骑将军来历被罢官。

  '7'南单于拔死,弟休利立,为去特若尸逐就单于。

  '7'南单于栾提拔去世,他的弟栾提休利继位,号为去特若尸逐就单于。

  '8'帝悉召孙程等还京师。

  '8'顺帝将孙程等十九侯,全都召回京都洛阳。

  四年(己巳、129)

    四年(己巳,公元129年)

  '1'春,正月,丙寅,赦天下。

  '1'春季,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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