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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 清洁剂 花王和狮王占据了日本市场的70％，实际上却没有国际地位
服装 低于1％的世界出口份额。在服装上有巨大的贸易赤字
精制食品 巧克力 低于0。1％的世界出口份额
资料来源：《经济学家》，1996年5月25日。
化学制品是被通产省作为目标的部门，价格控制非常普遍。从1949年到1989年化肥的价格一直受到控制。化肥、合成树脂、合成纤维和石化产品得到了税收激励和政府贷款的促进。进入这个产业需要通产省的许可。生产能力的扩张受到调控，公司按顺序增加厂房。设备的联合投资得到鼓励。无论化学产品部门是否遇到市场严重低迷的情况，组建衰退卡特尔都会得到批准（例如，在石化产品、合成树脂和合成纤维产业都是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石化产品、合成纤维和化肥过度生产能力的削减通过卡特尔进行协调。80年代以后，其他种类的定向辅助包括组成聚氯乙烯和聚烯烃联合销售公司，这造成了垄断。
在证券业方面，1965年以后一个严格的、按业务划分的特许系统弱化了竞争。经纪人和承销商的佣金是固定的，而且公司和政府债券发行市场的份额由政府分配。直到1971年，外国公司才获得了设立代表处的许可，到1980年才可以获得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会员资格。1964年的证券恐慌期间政府对公司发放了紧急贷款，1990年市场的低迷时期再次发放了紧急贷款。
在软件业上，政府在销售、产品开发和系统一体化上给予了广泛的补贴和税收刺激。信息技术促进机构则向计算机服务公司提供了贷款担保。
巧克力产业直到1974年才取消了进口限额。这些限额被高关税所代替，关税从35％逐渐降到1988年的10％。进口限额从1961年开始用于配料上（糖和牛奶），后来变成35％的关税。国内的配料产品得到了高额的补贴，但是极为缺乏竞争能力。
第一部分第二章 对日本政府模型的质疑（6）
在其他失败的产业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相似的政策。实际上，公认可以解释日本成功的政策介入这个国家失败的方面要比成功的方面普遍得多。它们没有促进生产率、出口和国家的繁荣，反而形成了阻碍。
深入观察一下这些失败的产业，我们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意料之外的问题。第一个是训练有素的人才的缺乏。人们常常称赞日本具有强大的基础教育系统和众多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虽然日本的大学培训了包括电子和生产工程在内的许多领域的大批毕业生，但是在我们研究的许多表现很差的产业的非常重要的领域中，他们的作用却出奇地差，这些产业包括：化学与化学工程、金融、软件工程和航空工程。更明白地说，日本的就业系统—具有灵活的工作形式、在职的培训和公司内工人的轮换—善于培养多面手的工人，而在培训专业人才方面却缺乏效率。在证券和软件等要求工人高度专业化的产业中，事实证明这种状况是非常成问题的，因为这种产业的排名会随着经济的知识密集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第二个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是地方的产业大大拖了贸易产业竞争力的后腿。我们再一次发现，诸如零售、批发、农业和物流等国内部门缺乏效率的问题使日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在批发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日本每10 000个人就有34个批发商，而美国只有16个。高昂的成本和日本批发业的特殊性是日本的公司在巧克力、服装和清洁剂产业上不敌美国对手的一个主要原因。
国内产业的缺乏效率常常源于政府对没有效率的公司的保护，主要是使这些公司免于竞争的制度和特许规定。例如，在货车运输业，在美国开始放松管制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日本进入这个产业仍需要特许和运输省的批准鉴定。
隶属于这些部门的日本公司要面对交易中的高昂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部门的结构是日本是特有的。因此，日本公司被迫以与国外市场相悖的方式运作。结果，许多出口产业的竞争力被弱化了。
第三，许多失败发生在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革新对于竞争力的获得非常重要的部门或产业。尽管日本R&D支出整体比例很高，并且其R&D公会制度很著名，但是深深扎根于基础和应用研究的产业很少。这在化学制品、航空器、软件和证券业是一个持续了很长时间的问题。即使是在正规研究对竞争的作用不突出的产业中，设计的革新对于成功也是很根本的，而日本公司却做得很差。例如在日本的服装产业，原创设计缺少得惊人，绝大多数的设计是得自于海外的许可。这些弱点反映了日本大学研究体制的基础性问题和日本公司及机构革新存在的障碍。
最后，几乎所有的失败都涉及了日本国内的消费者需求与全球市场的需求之间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在化学制品业，日本国内的消费者坚持消费规范，这导致了产品不得不进行评级，进而提高了成本。再如，在塑料制品中，照字面意思就有几千种级别。日本消费者对外观和包装非常敏感。比如，超市和其他商店的购物袋必须由“无瑕疵的”、高密度的聚乙烯做成，即使有不影响产品性能的微小污点的袋子也会遭到拒绝。由于面对高昂的包装成本和无瑕疵表面或外壳的要求，日本产品相对于其他亚洲国家（或美国）的产品就不具竞争力。
在服装业，日本的消费者关注于织品的外观、质地和针脚，而对舒适、容易保管性及色彩的协调并不重视。在软件业，日本的消费者非常偏爱定制软件，定制软件常常由日本的计算机公司将其与主机一起捆绑出售。因为日本的消费者希望软件“免费地”与计算机一同购入，因此，他们抵制为预装的软件单独付费。这抑制了增加成本效益的软件解决方案的发展，而这种方案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被普遍接受。
有时，国内需求的限制或需求的不一致是政府干涉的结果。例如，在航空器产业中，政府阻碍空中旅行，而鼓励地面（特别是铁路）旅行。在东京、大阪和其他城市，政府阻碍小型民用机场的发展。日本航空器工业失去了为潜力极大的、超短距离的国内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机会，而实际上日本国内市场的需求与欧洲的相似，并可以引发出口机会。即使日本政府实际上没有损害国内的需求状况，它也忽略了提升这个产业的时机。再如，在巧克力产业，政府对巧克力中可可粉和可可油的数量制定的产品质量标准比其他领先的国家要宽松得多，这加强了日本生产者扩散低质量产品的倾向。
政府部门之间和部门内的办公厅之间的竞争有时阻碍了新生的市场需求，抑止了新产业的产生，并延缓了向创新产品的转移。例如，在大藏省里，银行办公厅和证券办公厅之间处于强烈的敌对状态。每个办公厅都想要保护其传统上所管理的企业领域，因为可能使银行和证券公司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所以诸如浮动利率票据和中期票据等新产品。始终未能推出，结果使得日本在金融服务方面缺乏竞争力，并且阻碍了日本的公司使用现代的金融产品。
信息技术（软件、计算机和半导体等）和电信服务产业受害于另一个敌对状态—通产省和邮政省之间所谓的“电信战”。通产省不希望邮政省染指计算机产业，而邮政省希望通产省远离电信产业。这个敌对状态严重阻碍了信息技术和电信的联合所能引发的进步。
对日本政府模型的检验
作为这些详细的产业案例研究的补充，我们更进一步系统地探讨日本政府模型贯穿于整个经济的两个核心举措，即合法的卡特尔和合作R&D。
第一部分第二章 对日本政府模型的质疑（7）
卡特尔与日本的竞争力
人们普遍相信，日本的国际成功部分是因为政府通过软弱的反垄断强制力量和合法化的卡特尔调和了地方的敌对状态。的确，这些政策转移了堪称美国产业特色的“破坏性”竞争，鼓励了被认为使得日本公司更有效率的集体行为和合作活动。在某些方面，比如合作研究和联合生产，美国的反垄断法已经仿照了日本的经验做了放松。世界其他地方的竞争政策也受到了日本的影响。
日本的反垄断政策是从美国引进的：盟军占领军司令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这个概念介绍到日本。日本第一部反垄断法于1947年颁布，它起码与美国的法律一样严格。其目的是分解财阀集团，这个集团被认为是战后日本民主化和竞争的障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法律被放宽了，执行起来也很不严格。
中小规模的公司的卡特尔在最初的法律中是得到认可的。它们是试图通过创造集体交易的力量在大买主和大卖主中保护公司。用这种方法保护小公司被看做有利于竞争，因为它限制了大企业的力量。在这种类型的卡特尔中，公司被允许达成任何协定，包括产量、价格、销售条款和能力的扩张。这些卡特尔所要满足的条件要比其他卡特尔更加开放。
在1953年，为了适应朝鲜战争后的衰退，所谓的衰退卡特尔（recession cartel）得到许可，以度过严重低迷的时期。衰退卡特尔对于公司大小没有限制。在衰退卡特尔中，公司可以就生产水平、价格和能力扩张的限制达成协议。正如先前所发现的，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失业。
合理化卡特尔（rationalization cartel）也是在1953年推出的，其设计是为了帮助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在这种类型的卡特尔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