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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单独全程操练，一路上不断地滋生小心眼，到最后销售时就留了一手，把大部分货卖给花蝴蝶，剩下的小部分拎回到学校，在自己的屋里一一摆放开来。我想，自己手下有那么多学生，先叫他们一人买一样（略低于市场零售价），然后叫他们去搞传销——自以为是一条鲜为人知的致富好路子，颇为得意。试了一下，效果还挺好——那些小型望远镜、猎人牌怀表、手雷式打火机，学生们喜欢得不得了，当即就抢购一空。由此开始，我便发动学生们搞传销，同时还给他们制定了一个奖励的政策。现在想来，学生能传销给谁，不就是自己的几个家人嘛；而勉为其难的家人又能传销给谁，不就是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嘛。老师怎么也干起了这种缺德事——这话传到我的耳里，事情已经闹大，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为此，校领导迅速做出反应，写好一份添油加醋的“事实真相”，向教育局呈报，然后由一个副局长出面找我谈话，训斥我败坏教师的光辉形象，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后给我指定两条出路，一是退还全部非法所得，挨家挨户去道歉；二是马上背起铺盖卷，滚出教育系统。
通过学生们一双双纯洁的手，我一共赚了多少钱，真是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有一点，我至今仍不会忘记，那就是，当时我对一张张钞票已产生了“感觉”；我觉得，有钱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比方说，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找个好点的城市定居下来，衣食无忧地写两本书。所以，我是自觉自愿“滚出教育系统”的。那个正与我谈着恋爱，又缺乏情趣的姑娘，当时闻讯赶来，向我发出分手的威胁：如果你离开学校，那我们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说心里话，这正中我的下怀。有关这段恋情，其实没什么值得多说的。我只想说一点：一种在我们之间难以消除的障碍。她是乡卫生院里的大夫，因为我老是失眠，经常到她那里去配“养心安神”之类的药物；她呢，丰满的胸怀里有个小小的文学情结，喜欢看日本的“私小说”，偶然到我这里来借书；这样，同在一个乡里谋生的教师和大夫，孤男与寡女，你来我往，搞对象的味道就出来了。老实说，起初我还是蛮爱恋和珍惜她的（在乡村里碰到这种姑娘实属不易），但后来随着关系的逐步深入，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主要原因是，她对生理卫生重视得太过分了。说她有严重的洁癖，也不为过。举个不该举的但又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吧。即使是在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她也牢牢地把住嘴巴这一关——从不跟你接吻。而我又特喜欢用舌头与舌头这种灵巧的接触，来展开爱情的对话。这便是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她搬出“病理学”来为自己的洁癖进行辩解——所有病毒的传播媒介不外乎“三液”，即唾液、血液、精液。而唾液这一关，又往往最容易被热恋中的人所忽视。她叫我好好想想，当一男一女忘情地接吻时，通过这条“脏兮兮”的舌头，将有多少病菌传入对方的嘴里啊！面对这样一个女大夫，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上床做爱，她无一例外地叫我使用安全套，也就顺利成章，不难理解了。戴上安全套做爱，我还得闭紧嘴巴。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有，既然每次都要用安全套，事前，她还要叫我往那儿抹上一种由她提供的药用肥皂，一遍又一遍地“消毒”；在破教堂里又没有专门的卫生间和淋浴设施，用水也不是很方便，但她不厌其烦地更换面盆水，一次次端过来，叫我清洗这个在她看来比舌头更“脏”的玩意儿。洗呀洗，洗到她点头认可，我的兴趣和热情也被洗掉了一大半。在床上，还有些男女间隐秘的事儿，我认为可以增添情趣和快乐，便跃跃欲试，而她却从生理卫生的角度来考虑，予以坚决抵制，毫无回旋余地。总之，她有她自己牢固的理性的卫生观，而我，有我自己灵活的感性的做爱口味。是啊，彼此的隔阂，或者说障碍，不可能消除，只会日趋加重。由此看来，趁我这次“越轨”之际，我们以破教堂为终场，再吃一顿团圆饭，然后互道一声珍重，劳燕分飞，无疑是最现实也是最妥善的结局。
对我的这个抉择，阿三不但大加赞赏，而且还向我提出忠告：往格罗杰科沃跑边贸时需多加留意，看看那边有什么生意上的空子可钻。据他分析，现在这种倒来倒去的小生意并非长远之计，在不久的将来市场就要饱和，而一旦到了那时，他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了。因为，他即将动身前往哈尔滨，到那个“东方小巴黎”去操练房地产，向人家学习学习，就像我刚开始做生意需要他领路一样。当时，我真信了他的话，是因为，我没有理由不信。谁知——恐怕全知全能的上帝也难以预料，他这一走，竟然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当然，这是后话。我还是要说说我自己以后走的一段路。也就是说，你已经豁出去了，在商路上无论有没有阿三的引领，都得硬着头皮干下去。这是用不着跟谁商量的。
阿三离开绥芬河不到一个月，我就决定做蔬菜生意了。
说起来，是这么回事。经常跑格罗杰科沃那阵子，阿三的忠告老是在我的耳边回响，因此抽空去过几回海参崴，在那里最繁华的小商品市场摸过行情，也可以说是商业考察吧。出人意料的是，我偶然在菜市场里发现，这里的蔬菜价格贵得离谱。像每天在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西红柿、柿子椒、茄子等，不但奇贵，而且少得可怜；一个小摊位通常不到一米见方，用一块帆布一铺，上面堆放的蔬菜也就两三公斤，哪像我们这边，铺天盖地的，简直可以把人压死。这无疑是一条生财之道！我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兴奋不已，回来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奔忙起来。因为要涉及到运输，又是正儿八经的买卖（有点类似于外贸出口），所以必须同密山口岸设在这边的办事处商谈，一旦赢得人家的支持，以后报关、检验什么就方便了。可喜的是，那边的口岸和这边的办事处，都有我读大专时的同学。这让我再次感觉到自己学俄语真是学对了，学得正是时候——到处都有我们的人！然而，有个同学却笑我傻到了家，说对方BBS局局长为这事来跑过好几次，而他们始终不同意合作。他叫我好好琢磨琢磨，这活儿能干吗？蔬菜生意历来不好做——利润小，风险大——别人又没瞎眼，好买卖光等着你去做——趁早打消念头，另谋发展吧！
苦口婆心，一片好意。
对我而言，不过是一阵耳边风。因为，我已在花蝴蝶那里，跟远在哈尔滨的阿三通过电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或者说请教，他大力支持我做这桩生意，还说资金短缺的话，可以向花蝴蝶借用周转；说到他自己，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一切都好，不过还在活动”。当时我想，无论在哪方面，阿三都比我有见识有经验，不必寻根刨底问个没完。
我拍拍胸脯，显示一副大无畏的气概，口气坚定地对他们说，自己愿意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办事处里的人几乎都瞪大了眼睛，认为我这是在跟谁赌气，跟自个儿过不去。我放大嗓门说，请哥们伸出友谊之手，帮帮忙，搭座桥吧——到头来是亏是赚，我都认了。他们还以为我在格罗杰科沃做小生意亏得一塌糊涂，脑子受到一些刺激，便糊里糊涂地跑到他们这里来胡说八道。既然如此，我说，那么请哥们忍一忍，听我再胡说八道一番。首先，我给他们算了笔账。这些蔬菜在我们鸡西、虎林的地头上收购，哪一种每公斤都超不出六角，而过了境，哪一种也打不下六块——瞎子也摸得出，中间有十倍的差价；扣除损耗、分成和其他费用，钱是必赚无疑；当然，赚多赚少还得看运气。随后，又给他们分析客观情况。我知道那BBS局的势力，海参崴的边检、海关，基本上同他们穿一条裤子；而我们这边的密山口岸，恰好有我的同学把着大门儿，正当的贸易必定一路畅通。这样一来，入境出境都不存在着问题。另外，据我所知，这桩生意不曾有人做过——原因正是他们说的新鲜蔬菜不易储运，风险太大。反过来说，没有人敢跟我来竞争；最起码，不会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
见我说得头头是道，他们个个点头称是。
接下来，我得抓紧时间跑趟海参崴，主动与对方接洽。双方洽谈是在列宁大街上一家中国餐馆里进行的。可能上帝早已默许我做蔬菜生意，也可能，我生来跟BBS局有点儿缘分，总之，谈判非常顺利，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