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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谜。一个是“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斯密注意到，水是生活必需品，对人的价值极高，但价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对人的价值并不高，但价值很高。这种矛盾现象，斯密没有作出解释，称为经济学史上的“价值之谜”。另一个是斯密著作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在《国富论》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观。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又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被经济学家称为“斯密之谜”，或“斯密问题”。
现代经济学已经解开了价值之谜。斯密是劳动价值论的奠基者，但他的劳动价值论存在内在的矛盾，他往往混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家用主观价值论代替了客观价值论，并用边际效用价值论解开了这个价值之谜。
边际学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它所包含的社会必需劳动量，而是消费者从消费一种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即消费该商品带来的满足或享受程度。一种商品的价值大小不取决于它有多大用途（使用价值）或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消费者对它的主观评价。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是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消费所增加的效用。随着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增加的最后一单位商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决定了该商品的价值。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某种商品数量多（供给多），需求少，则边际效用低，价格低；反之，价格就高。
根据这种理论，价值之谜就不是谜了。尽管水是必需品，效用大，但其数量极多，边际效用几乎是零，如果不是在沙漠这类缺水的地方，水的供给大于需求，价格低是正常的。钻石虽然效用不大，但数量极少，边际效用高，钻石供给极小；总远远少于需求，价格高当然正常。这种解释已在经济学中得到公认。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分工的赞扬正来自他对这些工场的观另一个谜就不那么简单了。自从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他们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依据《国富论》来解释斯密的经济思想，排除了《道德情操论》在经济思想中的意义。他们不承认这个谜的存在。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德国历史学派和前苏联经济学说史权威卢森贝则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认为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存在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性。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因为由利己出发，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实现利他。话经济学人
我想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要从斯密的身份与当时社会科学的状况开始。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道德哲学是当时对社会科学的总称，包括了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斯密讲授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斯密最初的计划是写一部有关道德哲学全部内容的著作，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标。但斯密没有完成这个庞大的计划，只写出了有关伦理学的《道德情操论》和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国富论》。由于斯密临终前烧毁了他的全部手稿，我们无法了解他这个庞大体系的框架，以及已写出的这两部书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留下了这个谜。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5章
理解这个谜的关键是斯密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斯密深受其好友大卫·休谟人性论的影响，并把人性作为他研究的出发点。斯密的研究是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即重农学派所说的“自然秩序”。人性中既有动物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从前者出发，人是利己的；从后者出发，人是有同情心和利他的。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由此出发来建立自然秩序。这就是《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秩序。但人又有同情心，这就要求人要适当抑制自己的利己本性，社会也应该有道德规范，人应该有利他精神。“道德情操”一词指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一书正是论述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社会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完整地理解斯密的思想应同时重视斯密在这两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
斯密之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但也需要道德与正义。私欲与道德、利己与利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斯密之谜并不是斯密的失误，而是这种矛盾的反映，是斯密思想的深刻之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存在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也是这种经济产生许多问题的根源。
市场机制如何协调这种不一致性呢？斯密也给了我们一些思路。一是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价格把利己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实现利他。市场机制是统一利己与利他的保证。把利己与利他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毫不利己才能利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二是建立社会道德和法律制约机制。《道德情操论》论述道德规范问题。从《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根据斯密一个学生的笔记整理出版）来看，斯密还要写一本“说明法律和政治一般原理”的书。这本书应该是讲立法规范的。所以，应该说，斯密之谜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而且可以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用道德与立法来解决。只不过斯密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思想全讲出来而已。
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往往会留下许多令人费解或困惑之处。解开这些谜也是有趣的智力游戏。读了这篇文章，你有这种感觉吗？
被误解的马尔萨斯
每读经济学史我总要为马尔萨斯的命运感叹。说起来马尔萨斯也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富有而有教养，还有一个家庭图书馆，马尔萨斯本人也毕业于剑桥大学，被称为“最为诚心诚意的牧师，纯真而虔诚”。马尔萨斯在当好牧师之余又勤奋研究经济学，著作颇丰，涉及当时社会关注的许多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却一生清贫，被历代人批判，指责为人类的敌人。经济学也由于他而被卡莱尔称为“忧郁的科学”，流传至今。
当然，马尔萨斯清贫怨不得别人，要怨自己不善理财，或命中没有财运。他的好友李嘉图是理财高手，也想帮他脱贫致富。滑铁卢战争前，他请李嘉图代他购买了一小笔公债。但当英法战局不明朗时，价格波动，马尔萨斯坐立不安，写信催促李嘉图赶快把债券抛出去，有点微利就可以。李嘉图劝他再等等，他沉不住气，作为代理人的李嘉图只好照办。李嘉图一直等到滑铁卢战争英国胜利后债券价格暴涨时才卖出，赚了一大笔。马尔萨斯坐失赚钱的良机，大概怨不得别人。
对学者来说，清贫一点算不了什么，马尔萨斯的最大不幸在于学术观点被歪曲，被各个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共同指责。马尔萨斯受到批评最多的是人口论，他对人类前途的悲观论点也使经济学蒙受“忧郁科学”的不白之冤。当然，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这种悲观论也不正确。我想人口论的错误在于把动物的繁殖规律用到人类，并且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人口增长与动物增长不同，它不仅由生物规律决定还由社会规律决定。人口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工业社会的高出生高死亡，第二阶段是工业社会以后高出生低死亡。这两个时期出生受生物规律支配，死亡由经济状况决定。第三阶段是后工业社会的低出生低死亡，这时低出生的原因更多是社会经济的。马尔萨斯生活于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把这个时期的短期现象一般化了。同时，马尔萨斯又把短期存在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长期化，低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潜力。
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绝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反动”、“恶毒”。马尔萨斯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是从对人类未来关心的角度来考虑人口问题的。当时人口剧增的确是社会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戈德温（诗人雪莱的岳父）等人一味盲目乐观，无视问题的严重性。比起唱赞歌的戈德温来，马尔萨斯更严肃地正视问题。而且，马尔萨斯的观点也并不全错，起码有局部真理性。从短期来说（这个短期也许是几十年），许多国家的确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贫穷，现在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不正是如此吗？如果不是这样，何必在发展中国家提倡计划生育或家庭计划呢？提倡计划生育的老祖宗不就是马尔萨斯吗？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人、自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尽管科技发展最终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例如，移民月球或火星——但协调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罗马俱乐部那些预测人类灭亡的学者被称为“带着电脑的马尔萨斯”，但他们的观点（协调发展）不正体现在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吗？
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最受指责的是对穷人的态度，说穷人不该来到世界上（在以后的《人口原理》中这些话删掉了），反对修改济贫法给穷人盖房子等。这里又有许多误解。马尔萨斯之所以不同意修改济贫法，反对为穷人盖房子是为了实现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