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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 2004年第12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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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们看见“新姑娘”仍然躺在床上,而她男人则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打毛衣。绿毛线。一根线挑在他翘起的小指上。他穿一件洗旧了的绿军衣。后来我们知道,他是个“老转”。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上班。事实上他们刚搬来不久。婚后不几天,男人去上班,“新姑娘”仍然躺在床上,只偶尔出来倒痰盂。大人们看见她,悄悄议论说,痰盂还是倒的。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画画,画的是毛主席的头像。正画到耳朵那里,忽然看见“新姑娘”匆匆地闯进来,将痰盂往我家床下一塞,接着就又跑了出去。我非常纳闷。扭头朝窗外一看,立刻明白了。来了一个男人,显然是来找她的,她嫌端着痰盂不好看。“新姑娘”和那男人笑着,不紧不慢地将他领到家去。我妈下班回来时,那痰盂还在我们家。“新姑娘”来取时,我妈脸色不大好看,说,又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又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新姑娘”陪着笑脸,说我画得很像,很像毛主席他老人家。
  不久,就出事了。是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和“新姑娘”关在屋里。“老转”突然回来了,不一会儿就听到了一些响动,像是有人在扭打,奇怪的是没人说话。屋外已静悄悄地围满了大人和小孩。有的小孩想扒窗子,被自家大人喝住了。但最后还是有一个人趴上去了,是四儿。四儿像个猴子,没人管他。他趴在窗上说,在掐脖子,在掐脖子。下面的人连忙问,在掐谁的脖子?谁掐谁的脖子?四儿一会儿说,他在掐他!他在掐他!一会儿又说,他在掐他!他在掐他!他的话没有变,变的只有语调。但人们还是感觉得出掐和被掐的变换。到这时才有几个大人说,这样子恐怕不行,掐来掐去的,怕要闹出人命来了。后来还是姚伯伯走近去,用他仅存的一只手在那门上捶了一阵。门好一会儿才开,是“新姑娘”开的门。那两个男人互相抱着,滚在床上,仍在掐来掐去。“野男人”走了好一阵,“老转”才慢慢出来。他的脖子很红,满是抓痕。有几个女人说,你当过兵,还打不过他吗?“老转”说,要不是她帮他,要不是她帮他……这一来,大家就很看不起“新姑娘”了:居然帮着野男人!想谋害亲夫啊?!同时也很看不起“老转”:你还“老转”,连个野男人都掐不死,还“老转”!更有女人说,一开头,就知道要出事,哪有男人打毛衣的,说起来还是个“老转”,这么秀气!
  掐脖子事件之后,门锁了几天。又过了几天,“老转”一个人回来了。没什么人跟他说话。过了一阵,那门又锁上了。锁了很久,直到有了新的面孔来开门,大家这才知道“老转”已搬到别处去了。从此再没人见过他。倒是“新姑娘”有人见过,见过的人是我妈。我妈说她看见“新姑娘”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吃着东西;一个男的推着她慢慢地在街上走。那男的好像又换了,还是她先叫的我,我妈说。
  有时我想,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在街上遇见她。那时,她也许是坐在一辆小车里。多半是她先看见我,她从车窗里伸出头来,说,画得很像,像毛主席他老人家!
  
  老姚:一只膀子,拎拎馒头也不行吗?   
  
  老姚就是那个用一只胳膊捶门的人。掐脖子事件之后,大家都说是他用一只胳膊挽救了“老转”的生命。不过那“老转”也太不像话,居然连个谢字都没有。老姚(大人都叫他老姚)倒不计较,笑笑说,又不是什么好事,要人家谢什么?
  老姚说这话时正坐在自家门口的小板凳上喝稀饭。他光着上身,不流汗。他个子大,瘦。看上去只是一副骨头架子。他的左胳膊短了一截,小臂基本没有了,只留下了二三寸,刚好弯过来,与大臂形成一个角度,将饭碗跟儿卡住。经常有人欣赏他吃饭的姿势。大概没有人问过他的胳膊是怎么断的,但肯定不是因为打仗。他没当过兵,从我们叫他姚伯伯起,他一直都在水果公司工作。他的老婆(我们叫她姚妈)经常帮着他拣水果。她在门口放两个藤筐,一个是满的,另一个空着。扒开粗糙的黄裱纸,一只一只地检视:红的、光滑的则放进那只空筐。她那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好东西都叫老大哥吃了!老大哥?老大哥是谁?有人问。老大哥都不知道?你连老大哥都不知道?!她说,我们的苹果到了苏联,苏联人就拿一个圆圈,篾的,把苹果放上去一卡:正合适的,收下;太大或太小都不要,让装上火车,再拉回来。那时就有人问,那拉回来的是不是都叫火车司机吃了?屁!她说,火车司机吃什么?不都是自己拎一个饭盒儿吗?妈也,好东西都让老大哥吃了。从前我们都以为越大越好,听了她的话才知道:不大不小,才是最好。后来,我们知道这些话其实都是老姚跟她说的,她不过是学舌。老姚说什么,她就说什么。
  有一年(那时文革已开始几年了)武斗搞得很厉害,一群工人将一帮学生包围在天主堂里。四面架了枪,三天三夜学生们水米未进,饿得在顶楼上对着扩音器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老姚不知怎么弄了一篮子馒头,想悄悄送进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老姚被一些拿枪持棒的人逮住了。人说,你一只膀子还想干这事儿,难道就不怕折了另一只?老姚说,一只膀子,拎拎馒头也不行吗?拎拎馒头也不行吗?别人见他还算老实,就没有打他,还让他把那一篮子馒头也拎回来了。后来大家分析了好一阵,认为是怕他在馒头里下毒。所谓送馒头说不定是个计策,就那么一只胳膊还去送馒头,这不蹊跷吗?
  老姚的计划失败后,姚妈十分气恼,见人就说,也真是,一只胳膊怎么啦?拎拎馒头也不行吗?拎拎馒头也不行吗?!
  老姚后来死于肺癌。老姚死后,姚妈就不怎么说话了。
  
  黄混儿:飞起来像燕子,摔下去像砂包
  
  黄辉,这个名字一到方言中,加上儿化音,就成了黄混儿。意思是说一个人有点混里混沌的。实际上黄辉并不“黄混”,憨厚而已。这是个极其魁梧的人,我很少见到像他那样宽的肩膀,那样厚实的胸脯。夏天他光着上身,穿条肥大的短裤,坐在门口跟人下象棋。他的棋很臭,但战斗性还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往往一下就到了后半夜,尤其输了棋,更是纠缠不休。他下棋时,架势很大,两腿分得开开的。这时,从那大荡荡的裤管处就露出了不雅。小儿们就互相挤眉弄眼,一齐叫:二球悬铃木!二球悬铃木!那时,街上的行道树大多换成了法国梧桐。听说法国梧桐又叫二球悬铃木。大家有事无事就念着这个词,好像别有意味。二球悬铃木,二球悬铃木,二球,还悬铃木!一开始,黄混儿还不明,跟着笑,后来就有点明白了。再听人叫二球悬铃木,便赶紧把两腿往里拢一拢。但不多一会儿,就又原形毕露了。
  
  黄混儿在食品厂上班。隔不几天就用白铁桶拎一桶“流蛋”回来。所谓“流蛋”,就是厂里便宜处理的破损鸡蛋。黄混儿利用休息时间去掉蛋壳,下班时拎着半桶流蛋晃荡晃荡地走回来。他一回来,大人们就都出来了,拿一只大碗。一大碗只要一毛钱。若是夏天,甚至只收五分钱。有时到最后不够一碗了,他就不要钱。大家经常享用便宜流蛋,黄混儿的人缘无人能比。大家都说他好,只有一样,打孩子太狠了一点。
  黄混儿有个儿子叫三儿。三儿长到十四五岁了个子还那么小。有时别人跟黄混儿开玩笑,说你这么“蒯”,三儿怎么这么点儿呢?黄混儿说,那有什么办法?再好的种子,落在一块薄田里……后面的话被他吞了进去。他指的是三儿妈。三儿妈又干又瘦,一向病病歪歪的。三儿妈一听到这话就要生气。说,我原先是这样的吗?还不是叫你弄的!说什么呢?叫我弄的?黄混儿回过头来,有点生气的样子。这时,开玩笑的人就赶紧说,是啊,是啊,你还不承认呐?不是你弄的是谁弄的呢?黄混儿愣了愣,也想不出更好的理由来,于是就不吭声了。
  黄混儿打人的确很厉害。但他有一个原则,只打自家人,不打别人。打自己的,别人说不起;打别人,犯法。文革中搞武斗。有人说,你这样的块头,一个顶仨!但黄混儿从未参加过武斗,他一直在下棋。大家的确没见他打过谁,只见他打三儿。有一次,他一掌将三儿击飞了。不少人都听到了一声闷响,擂鼓一样。只见三儿从屋里凌空飞扑而出,像一个砂包似的狠狠地摔在地上,接着就哇地一声吐出了几条蛔虫。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惊心动魄的场面。从前,壕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飞起来像燕子,摔下去像砂包。说的就是这件事。 
  不过,有一天黄混儿终于动手打了自家以外的人。挨打的是个强盗。说起来,强盗在壕坑还是比较少见的。有时甚至到了夜不闭户的程度。白天就更不用说了,门窗都大开着,任人进出。那个夏天不知怎么就有了强盗。先后有两三家人都说晾在外面的衣服不见了。有一天夜里,我刚刚睡着,忽然被一点什么响声弄醒了。我睁开眼睛,看到虚掩着的窗子慢慢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开了。接着,从窗口伸进来一根向日葵秸秆。这秸秆我是很熟悉的,一向放在窗外,每三根一组,做成支架,用来晾衣服的。那人一定是从中抽出了一根,算是就地取材,再用它来取“财”。不过,实在说,他想偷的也算不上什么“财”,只是晾在屋里铁丝上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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