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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不是她自己要炒作，是社会要炒作她，是她值得炒作，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一个演员能从18岁演到50岁，一直能保持火爆状态，没有谁能做得到。很多人都是往事如烟，但刘晓庆的往事并不如烟。她表现的是那么自立、自信、自强，没有哪个演员能做到她这一点，所以说她是一个时代的概念并不过分，她在这个时代的文化宝库中已经留下了丰富的数据和烙印。
刘晓庆是在党的辛勤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名演员，从影至今已有27年，在电影艺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曾6次获得“百花奖”和“金鸡奖”。党和国家为此也给予了她很高的政治荣誉，她曾任全国青联委员、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晓庆的成长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分不开的，也是我国女性自我奋斗、自强不息的一个缩影。“刘晓庆”作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词海里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谁也不能否认她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受着她的影响。
当然，单就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税案而言，刘晓庆确实在公司税务上有失职的地方，作为税务机关为履行国家赋予自己的职责，依法查税缴税是忠于职守。应该感谢办案机关经过400多天艰苦、细致，且求真务实的工作，澄清了晓庆许多年来自己想澄清却无法澄清的诸多问题。更有意义的是，此案也为办案部门今后如何从浩瀚的案件线索中过滤斟辨举报的真伪，及新闻报道的虚实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晓庆出狱后对国家没有任何抱怨，反而对因她的事件而促使成千上万的从业者依法积极照章纳税感到由衷的高兴。不是晓庆改变了自己，而是她更加成熟，对事物有了更高层面的认识。晓庆虽有422天的牢狱之苦，但若能促进国家税制改革，若能促进更多人依法纳税，若能促进中国法制步向文明，我想晓庆也会因此感到这个付出是值得的。
2004年两会修改宪法后，确立了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地位，而且还将“以人为本”的精神以“人权”的明确概念写进了宪法，使我们看到中国新的领导集体正致力于制定法制的“善”，走向法制的“真”，实现法制的“美”。
春天是复活的季节，在这“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早春三月，看见晓庆生机勃勃，容光焕发，又回到银幕上，我不禁要说：法制春天，是社会复活的季节，也是“小花”复活的季节。
第五章我们的刘晓庆
郑明明： 香港著名美容专家、企业家，香港蒙妮坦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66年创办蒙妮坦美容美发院，成为当时香港惟一一家女性开办的颇具规模及专业化的美发美容院。她推出了适合亚洲人肤质的化妆护肤品系列和领导潮流的化妆美容技术，推进了香港、东南亚，特别是中国内地的美发美容事业的发展，曾荣获世界美容权威组织IPCA颁发的“国际美容教母”的殊荣。
80年代初，由于刘晓庆的邀请；郑明明首次来到中国大陆，并从此开始了她在中国的事业。1987年，她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香港合资的美发美容职业教育学校—北京蒙妮坦美发美容学校。90年代，蒙妮坦集团在中国美容市场上突飞猛进，如今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商场中几乎都可以见到郑明明品牌的化妆品专柜。对于在中国市场中取得的成功，郑明明首先要归功于她这位已经有长达20年友谊的朋友—刘晓庆。两个不同领域中的明星彼此照耀着对方的不是明星的光芒，而是单纯的友谊。
我和晓庆认识已经很久了。1984年，她拍李翰祥导演的两部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到香港做宣传。晓庆在香港做发型，我有一个朋友和李导演很熟，就介绍我们认识了。她个性直爽，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马上就成了朋友，而这友谊从此就没有中断过。
我那时不了解内地，她也不了解香港。后来她要走的时候说：“明姐，你一定要到内地，到北京来，你要把美的理念带到内地。中国内地很需要美容方面的人才。”就这样，我到了内地。
我第一次到内地，只记得当时天很冷，我住在北京饭店，她见到我非常热情。我们在北海的一个很漂亮的饭店吃饭，见了很多名人。她把我介绍给画家范曾，还有很多作家、演员，也包括记者。当时我对这些人一点概念也没有，因为我完全不了解内地。她还把我介绍给她文化圈的女性朋友。在国际俱乐部，我讲了很简单的美容理念，做了一些简单的美容示范，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后来，北京一所学校的校长来找我合作办学校，一直也是晓庆在帮我联络。经过2～3年的沟通，1987年，我终于开办了在北京的第一家学校，也是国内第一所美容美发学校—北京蒙妮坦美发美容学校。当时我一点背景都没有，总是晓庆告诉我要打交道的都是些什么部门，是管什么的，这个学校要归西城区教育局管等等。3年下来我基本上还是什么部门管什么都搞不清。因为有晓庆牵线，才使我认识了内地，否则不可能有我今天在内地的事业，我很感谢晓庆。
我了解内地是从了解晓庆开始的。我父亲总告诉我要“饮水思源”。我海外的朋友都羡慕我能这么早就进入内地，在内地有学校、化妆品制造厂。其实，不是我有眼光，而是因为我认识了刘晓庆，是晓庆让我到内地，我才能有今天。香港的美容界中我是第一个踏入中国内地的，后来我也把很多人带到了内地。我出生在印尼，长大后就到了香港，根本不了解中国内地。中国内地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当时的北京到处都是暗暗的，没有颜色。那时我在香港做美容已经不错了，是香港做美容的第一个女性，开了第一家美容院。我从印尼到日本受到过传统的正规美发学习，当时香港都是扬州师傅给人理发，他们是用风格去做；我不同于他们，是用规律去做，而且我的美容厅很舒服。我开蒙妮坦的时候很红很火，很多当红的艺人都去我那里做头发。
在中国内地需要美容的人很多，我的学校也就有了很多学生。当时内地人去香港特别不容易，人们就跑到北京来学，西安、青岛、南京、大连等全国各地的人都到北京学，我在北京的美容学校也培养了很多人才。
我一直为一件事很骄傲。有一年晓庆跟东方歌舞团到香港，她去看我，我就介绍胡慧中跟她认识。那是两岸文艺界名人首次坐在一起，一个中国影后和一个台湾影后见面，由我牵线出面，共同面对记者，这可能是两岸三地的名人首次以民间的形式，以彼此非常友好的态度，在公众面前亮相，对外形成了一个祖国一家人的形象。当时在世界尤其是华人中引起了巨大轰动。她们两人日后也成为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
晓庆经商的首次尝试是买楼花，其中我给她提供了很多建议。当时香港投资物业很赚钱，我很喜欢也有兴趣投资，一直在买进卖出。晓庆说她也要学，她说：“能在香港这么自由的地方做生意，只要靠自己的本事，就很容易成功。”她很敏锐也很好学。她想买什么楼，我就给她建议，建议她买与不买。我们在生意上共同探讨，但从不合作，我做我的，她做她的。投资物业使她真正从做生意中挣了钱。那个年代很流行“下海”做生意，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促成了晓庆后来的决定——改行开公司。
做演员和做生意比较的话，我认为她做演员更好。她做演员的天分很好，有一次她拍戏时我去探班，是古装戏，很多台词都是文言文，像我们这些人，从小中文尤其是古文基础就很差，那样的台词看都很难看懂，更别说要记住还要演出来。可她，一看就消化了，她在镜头前不仅一句不漏，而且表情好得不得了。我对演戏就没有天分。我平时也偶尔在电视片里客串一下，玩一玩，可面对镜头还是很有压力，很多表情、语言都把握不好。而她演什么像什么，演年轻的十八九岁少女，她的眼神、手和表情都很传神；转而演老年，这些动作和表情一下子就都变了。我在片场看得十分惊讶，也万分佩服。
我对晓庆的生意不了解。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和家庭的影响，我一直很谨慎地使用我的名字。有很多人想要跟我合作，但我首先考虑的是对方能否保护好我的品牌，如果可能会砸了我的品牌的话，即使对方出再多的钱我也不会给他用。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要在利益之外把品牌保护好，这是一个不让的概念。
有一段时间，国内有很多人总是急着赚钱，或者说干脆就是想利用你的钱，太急功近利，往往忽略了在钱的背后信誉是最重要的，这和国外做生意就很不一样。现在我在全球有1000多个加盟企业，每个企业我都要求观察一两年，合格后再从中筛选。要经过多方面的考核才能决定哪个企业可以冠用我公司的名字，能真正保护好我的品牌的企业我们才能合作。晓庆在国内比较容易相信人，她的名字很容易就被拿去跟别人合作，而这中间出现了很多问题，对晓庆的形象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演艺圈和生意圈不一样，晓庆做生意没有经验。她在演艺圈中高高在上，所有人都围着她，她没有机会深入群众，做不到了解市场后再做生意。香港演艺圈也有很多人做生意，但一大半人是亏本，被别人骗，真正赚钱的很少。做演员的人非常感性，有太多表情，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她心里在想什么。一个成功的生意人要有相当的定力，任何事情都要放在心里，而不是写在脸上。先在肚子里消化，然后放在脑子里，让别人看不出来。商场必须要理性思维，晓庆个性率直，挡不住她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