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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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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内部周围各色人物间怎样应付,每有体会,便牢记在心。他常把现任工作和公开武装斗争作比较,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公开武装斗争,流动性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突击性大,战斗一打响,一鼓作气,胜败立见分晓。连续作战,当然也要力争胜利。战斗下来,休整、学习、练兵、宣传、大张旗鼓地壮军威声势。地下工作则不然,需要绝对隐蔽,使敌人没有一点感觉。在长期观察敌人、积累敌情、摸到敌人脉搏的基础上巧妙地完成任务。上海情报科还不同于一般地方和部队的敌工科,那些单位任务比较单纯,情报也多是局部性的。上海情报科要在敌人心脏里长期埋伏才能达到目的。
  对他的职责,他兢兢业业,力求使自己在中西功和老吴之间、南京站和老吴之间信息及时、气氛自然和谐,工作合拍顺利。他从来没耽误过事,出什么差错。他本来就不多言多语,什么事都是心里明白就行了。他和老吴接触,没有和中西功接触的那种亲切感。老吴不像中西功那样平易近人,甚至随和。对中西功,你可以在他面前赤裸裸地坦露自己,有不知道的事,不明白的问题,都可向他请教。中西功像个老师,直解说到你明白为止。老吴总是三言两语,除了交代任务,别的没有话说,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推你快离开他。但是看得出,老吴绝对信任他,把他当得手应心的工具。从党内原则讲,这很正常,然而总觉得缺少同志间那种亲切。就他所知,老吴对南京站的老李、张敏、陈一峰、汪敬远,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四人去南京前,都在上海和老吴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闹得不愉快,汪敬远常叹气,张敏两眼“咕噜”转,就是不说话。陈一峰嘴不把门,两杯酒下肚便借生活琐事,用说笑话指桑骂槐地发牢骚,绕来绕去,最后必落在讨厌这“首长作风”上。他常大谈痛恨商店老板,说他们是衣架饭囊,这些话,可以理解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阶级意识,但是了解内情的,也可作另种理解。老李是另种形式,平时有不满憋在心里,节骨眼上说两句不冷不热的风凉话,如果在领导碰头研究问题时,只要老吴对他板脸,他就毫不客气地瞪眼和他对吵。
  建立南京站以后,他们四人都去了南京,上海科清静多了。
  但是这一次,事关整体,老吴到底是个什么主意?一味叫大家等待,静观,这可不是办法。等待什么?静观什么?几个日本同志全被捕了,连一点下落的消息都没有,时间一天天地耗过去,难道这也叫长期隐蔽吗?他想过,至少叫大家改换个住址,改变个掩护职业,也是一种措施,即使不许离开上海、南京也行。
  他实在地忍不住了,决定去找老吴,向他平和地陈述一次自己的意见。
  老吴用警惕的眼神接待他。默默地请他坐下,递给他芭蕉扇,又给他沏了茶。这些动作,过去也有过,可是这一次,老吴没有正眼看他,也不坐下,像在心里琢磨怎么应付他;冷冷地问他:“什么事?”
  他仍然用以往对上级的尊敬态度和口吻,向老吴笑道:“想跟您说说心里话。”
  老吴看他一眼,等待着,仍是站着。
  他原是不善辞令的,但今天下定决心要认真地和老吴谈一次,便也不慌不忙,逻辑清晰他说起自己要说的话来,先说中西功被捕,自己内疚、悔恨,在斗争中缺乏经验、幼稚,没有保护好同志,请示组织根据情况,给以处分,目的是教育别的同志。
  说到这里,老吴在他对面坐下了,摇着一把大蒲扇,歪着头,眼睛仍旧不看他。
  他继续说,由于不知道中西功的情况,心里很着急。而且每过去一天,这种着急心情便增加一分。不知道上级通过什么渠道掌握了中西功的情况没有。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看老吴,老吴还是那么不动声色,也不回答他。
  他敏感到老吴不想和他说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拐弯抹角打住,把谈话限制在打听中西功消息的范围以内,也无不可。老吴对此也无可指责。
  但是者吴却是一副拉开架势尽他说的表情,他意识到谈下去将遇到困难。说不说了呢?转念一想,既然他是这副架势,而且自己也是决心准备了的,便索性说下去。他说他对当前的形势很担心,日本人对“特别调查班”不会不怀疑,班里那么些党员,还都蒙在鼓里。毫无思想准备,一旦日本宪兵动手,一个也逃不出去。这个损失太大了。南京站呢?都是些党的骨干,是些有资历、有经验的干将,如果不及早安排,遭受了损失,势将没法弥补。
  他说得很慢,郑重其事,使他自己都吃惊,怎么竟对领导如此讲话,好像对小学生那样上起课来了。再看老吴,只歪着头,呆呆地一下一下扇扇子。没有过去那种不许说话的神色,他心里有点高兴,想道:“他在考虑我的意见吧?”
  他说完了,老吴还是那样一下一下扇扇子,像在思索。
  “我的意见全说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
  老吴又摇了几下大蒲扇,看了看他,问道:
  “都是你个人的意见?”
  “是我个人的意见。”
  “见过张明达?”
  “没有。”“
  张明达没找你?”
  “没有。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
  “见过李得森?”
  “没有。”
  “他没去找你?”
  “没有。”老吴直眼盯了他一阵,口气缓和地轻声说。
  “意见嘛,党内民主,谁都可以提。”
  老吴摇了几下蒲扇,好像在生谁的气,继续说:“你要注意,我们有些人,形势有利的时候,他们冲锋陷阵,是好汉,也能鼓动千千万万的人去革命。可是遇到风吹草动,形势紧张的时候,他们就不行了,他们的法宝就是跑。”
  沉默了很久,两人谁也不说话。程和生壮壮胆子说:“把大家换换住址地点怎么样?”
  “怎么换?”
  “调动一下。”
  “怎么调动?”
  “互相调动一下,暂避一下风头。”
  “怎么互相调动?”
  “南京上海两地换一下。”
  老吴拿起大蒲扇猛摇了几下,然后抬眼看着他:“都离开各自的掩护岗位?”
  “可以找新岗位掩护。”
  “工作呢?”
  “在新岗位上逐渐深入。”
  “什么样的新岗位?”
  “研究嘛。”
  “什么样的新岗位能有现在这样的条件?我们为安排一个陈一峰费了多少周折你不知道?更不用说汪敬远了。你说是调换,敌人怎么看?人不见了,不就是逃跑了吗,不就是不打自招吗?南京的到上海、上海的到南京,逃出敌人的手掌了吗?我们是干小孩子捉迷藏的吗?你怎么想的嘛?!”
  “可是,我们。。”
  “我们怎么了?”
  “作为领导,你要考虑我们的处境。”他到上海以来第一次这样直视老吴,顿觉全身发热,头上冒汗。老吴却冷冷地正面直视着他,轻声问:“你还记得入党誓词怎么说的吗?”
  “记得”。他觉得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记得就好。”老吴摇起扇子:“现在你要反省为什么随声附和地提撤退。”“我没随声附和谁,这是我自己的意见。”“那就更应该深刻反省。”“我也没提撤退,我提调换住址地点。”“本质是一样的。”他很想起身告别,但就是站不起来。他又很后悔,本想来好好和领导谈一次心里话,给领导当当参谋,共同研究一个使同志们既安全、又能巧妙地继续工作的方案,却怎么谈着谈着竟要用入党誓词自我反省了!从什么地方错起的?赶紧补救。“你听着。”老吴直视着他,脸色严肃:“以后,不要再提撤退了。”程和生抬起头,快快地起身而去。吴纪光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很茫然,刚才硬端的领导架子垮下来了。他自言自语道:“我本应该和他推心置腹地谈谈才对。”
  林得山被领事馆警察署拘留所用汽车送回上海法租界霞飞路1270 弄26号他自己的住宅后,倒比在拘留所里还坐卧不宁了。在拘留所里,他安排他的中国妻子跑领事馆,跑拘留所,跑陈恭澍,请求他们按照谈好的条件,给他自由,允许他在上海经营旧业,做文具生意。如果需要,他也可以帮助新“国民政府”办些力所能及的事。由于陈恭澍出面活动,事情还算顺利。不料却冒出个中西功的事来,他不敢不接受领事馆、“特高”、拘留所三方联合交给他的差事。虽然比预想的提前几天出了牢房,但还不如在里面多蹲几天呢。因为与其说早放他出狱,不如说是早被日本人驱使。
  国家观念,民族感情,这是每个国家的人民根深蒂固的天赋,林得山也不例外。当年他逃亡到上海的时候,有一首歌曲,在他周围几个同胞间流传,那歌词是:
  “流亡到这里,不知多少时候,我亲爱的祖国!望了又望,再不看见你那美丽的山河!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亲爱的故乡?静静的夜啊,冷冷的风啊,明月向西落。”
  那曲调是纯粹的朝鲜民歌旋律,凄婉深沉,他每唱起来便潜然泪下,从心里往外发冷。
  那时他用经营自来水笔的生意作掩护。30 年代,自来水笔是洋玩意,在中国市场销路很大,收入可观,他把盈利都用来支援“大韩临时政府”的活动了。他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抱有极大幻想,对蓝衣社的行动很赞赏,和他们来往很密切,和陈恭澍私交尤深。陈恭澍派人拿着信到香港去见他,他知道逃不脱了,因为他对蓝衣社的手段了若指掌。
  现在一切都完了。
  现在他必须绝对听从日本人的指挥。
  现在他倒从心底钦佩那个中西功了。他是个日本人,竟帮助中国反对日本。这是反对他自己的祖国啊,而他却说这是为了挽救他的祖国免遭战败的毁灭,想想也确是这么个道理。并且,中西功还是个共产党。
  共产党这个名字,他听得太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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