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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阿Q头上生了块癞疮，特别忌讳，别说“癞”的同音字了，谁要是提“光”跟“烛’’他就恨谁。癞疮跟蜡烛之间音义的转折次数可以用来测量阿Q对疮疤上心的程度。不知同学们注意到没有，人类在吃的问题上几乎没什么联想——饥民除外，我没调查过——有也是一条直线不带拐弯。在“性”方面，人类特别是其中的光棍就特别能瞎联系，我有一回参观现代艺术展览，看到一件有圆有方有角的几何形雕塑，难以名状。老婆问我是什么，我哪儿知道是什么？只好按着朦胧诗的做法说那不是“创世纪”就是“天体”。等走近一看，牌牌上写着“女体”。我虽然不明白它怎么就是“女体”了，但创作者对异性的渴望和想人非非却是表达得再明白再强烈不过了。比较性竞争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者无心，不知哪句话就把别人自尊心给伤了，事后检讨，实在是八杆子都打不着，但架不住人家听者有意，跟打排球似的，七传八传就传成你在小瞧他了。我读过一篇讲现代学术史的文章，很有趣，据说梁宗岱有一回当胡适的面夸法国某位汉学家，从此跟胡适结了仇自己都不知道。钱穆现在已经被尊为“国学大师”了，就连他的徒弟余英时，大陆有好多人巴不得做他的徒弟。钱穆的回忆录里也说，胡博士去他们那地方讲演，被台下普通听众中的钱穆问了个学术问题，从此终其一生，二人的关系尽管有反共的大前提都再也热乎不起来。钱穆检讨自己当时求知心切，问题出得有点偏，得罪了人家。头些年知识分子当中掀起过一次学习宽容的高潮，把胡适当作楷模，认为他心无芥蒂，最具自由主义的绅士风度。我举这例子并不是说胡适不配当楷模，而是说楷模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有一回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聊了足足一个小时，先说他一个亲戚自杀了，又说起他小学同学得了大病，又说到他集邮的新进展，又背了明朝某隐士的两句散曲，又说到他老婆公司效益不低。不细心听还以为他更年期话痨呢。其实别看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最后都要归到他“混得还可以”这么一个中心上来。“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谁出身“革干”、“革军”，那感觉可以折合成今天女儿嫁了台湾富商。我当时老在思考里屋门背后边挂着的一条旧皮带，这条皮带比较宽，不像一般商店里卖的。我于是幻想，这大概是条军用皮带，很可能是我爸爸参加八路军甚至红军时系过的——那样的话，我爸就一定是“红小鬼”了。我没敢找我爸问究竟，怕没问好问出他参加过国民党兵来。与此同时，我们院的一个小伙伴也在他们家房檐下的破箱子里寻寻觅觅。他找出了一双黑皮靴，一口咬定他爸爸当过警察，而那时的警察一般都是部队转业的，因此他推导出自己出身“革命军人”的结论——其实他爸抗战时给美国军队干过业余翻译，因为这个“文革”没少挨整。同学们平时不妨留心一下身边，有时一些看上去的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头，被三拐两拐扯在了一起。我有一次听一个熟人谈起某“名人”。名人本来不新鲜，有名的用不了几年就会在人数上超过没名的。新鲜的是他那如数家珍的口吻，原来这位“名人”是他表妹的老同学的老公。这就更新鲜了：拐这么多道弯还算家珍么？咱朋友的三次方再加熟人的熟人还是国务院总理呢！他也感到得意的论据还不太充分，于是强烈地暗示他表妹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人家的配偶。
除了曲折拐弯法，衡量比较性竞争的力度，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看它和周围环境所形成的反差。其实前面讲宽度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比较性竞争出现在考场内外，就像苍蝇出现在厕所，没有一点不协调的地方，但如果在和尚宿舍、危重病房这种地方也如火如荼，那就像妓院里捉住精神文明办主任，应该问一问究竟了。我讲讲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反差，还是举例说明。大约七八年前，一位在美国学哲学的朋友回来探亲，我带他去认识我的一个邻居，在邻居家碰上另一个也在美国学哲学的人，这两位海外学子以前谁也不认识谁，就因为同在一个美国同修一门哲学于是就像同时看上了一个女人。这个说他们大学在全美排名第六，那个说他们系在全美排名第二；这个说他们系某教授是那个领域公认的泰斗，那个说他导师欧陆哲学界特别买账，你捣我一下，我咬你一口，整整掐了一个来小时。我当时挺纳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岁数也都不小了，在那样个一辈子见一面的场合，又没妇女在场，按说有一搭无一搭讲点政治笑话浑段子就算了，聊得来就留个电话，聊不来就说忘带名片了，哪儿至于非把人家的客厅变得跟个临时蛐蛐罐儿似的？其实我们留心一下，生活中好多本来是派其他用场的场合，都被比较性竞争搅合成了一锅粥。现在经常有一些讨论会，本来应是认真交流思想、切磋意见的地方，结果变成了口才学问的擂台赛，举办得越多，思想交流的可能性就越少。鲁迅先生希望他“死了就草草埋掉”，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的葬礼变成“挽联的比武场”。这种事在中国特别有传统，只要哪个公众人物快不行了，下一届舞文弄墨锦标赛的比赛地点也就算落实了。不足说这里头一点没寄托哀思，但同学们想一想，写上下四五百字的工整长联，哀思不一边歇着去，怎么可能写得出来呢？
比较性竞争的力度还表现为大家对它的敏感程度。在我们的语言系统里，有不少委婉语和心照意会的副语言都和这相关，有时最能说明问题的倒是沉默。同学们知道，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在自己家说话千万小心。考的很理想，到别人家说话千万小心，因为人家的孩子考得也许不好。在国家动荡的非常敏感时期——当然是解放前——酒楼茶馆里往往贴着“只谈风月，莫谈国是”的顾客须知。一件事远离了舌尖，恰恰说明它深入到心底。
（未完，待续）
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反思视角与经学的式微
■ 尤小立
经学在近代式微，可以从两方面找原因，一方面是外来的，即所谓西潮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内部的，即它自身发展的困境。
以提倡晚清“自改革”著称的朱维铮先生，在经学研究上并不仅从内部着眼。他关于晚清“自改革”的论述，更多地是为了提示研究者在“冲击一反应”模式外，还有另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贴近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的思路，不等于“中国中心论”，二者显然判然有别。
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朱维铮先生的经学理论，与其师历史学家、教育家周予同是一脉相承的。而作为五四学生辈一代，周予同的经学研究是在五四新文化反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
反传统可以是口号式的，也可以是研究式的。五四老师辈们先是通过口号，然后才诉诸于学术。1919年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提倡就属于后一类。对于习惯于口号式的反传统人士来说，研究式的反传统比较间接，没有广场上的呼喊那样热烈，所以就有退步的嫌疑。胡适虽然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已经说过，“整理国故”的目的是“再造文明”，但面对诸方的压力，他也不能不一再解释。但直到胡适把“整理国故”与“捉妖”、“打鬼”联系在一起，也还有人对此种“向后看”的方式，表示不满。
经学是国学的一个支脉，面对经学也有两种取向。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周予同的经学研究是从反传统的视角切人的。它源自现实的刺激。1915年以来，各地各类军阀和文化保守派的“读经”鼓吹，让周予同感到有必要“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转引自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以下凡引此书，均仅注页码）。虽则群经不多，但历代的注疏却浩如烟海，所以即使是了解，也实在不易。一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囊括了周予同先生大部分的著作，但也只是开了个头。
在周予同、朱维铮二先生看来，经学是古代的帝王之学。正因为如此，它的政治性相当突出。而历代统治者虽无不维护经学的正统地位，但阳奉阴违也不在少数。所以，古代经学的发展，按照朱先生的意见，也时断时续，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个说法，应该是“音调未定的传统”的另一种表述。
经学在晚清的式微，西潮的冲击是不能否认的。正是在新思潮的影响下，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了，而此举不仅堵塞了士人上升为官的进路，经学（儒学）所赖以维持的体制因素也就此消失。但从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清代经学的重要人物，要么与科场保持距离，参与者在科场上也不全是佼佼者，像江藩、方东树，都屡试不中，可是因学人游幕的现实，让他们也有可能发挥思想上的影响力。
《中国经学史十讲》中《汉学与反汉学》一文正是分析江藩与方东树的。1818年，坚守汉学一派的江藩刻成《汉学师承记》，其本意是为了编定清代汉学传承的一个权威系谱。不想却引来了今文经学派讲经世致用一路的方东树的反驳。方东树以《汉学商兑》来阐述自己今文经学的主张，言辞激烈，底气十足。但是，按照朱先生的意见，无论是江藩还是方东树，彼此的意气之争，正好显示出今古文经学在十九世纪初“都已走向末路”（第129页）。
晚清经学既有颓势，面对外来压力自然只有取防守的姿态。学者一向以为，今文经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主要是西潮涌人后，民族危机的产物。但其实，有清一代，讲求义理，大多为康雍乾等帝国的统治者所推重，宗汉学的考据学派出现的原因多多，明清统治者的文字狱的威胁也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考据学派通过考索古籍，辨析真伪，也逐渐从学术上镂空了清帝国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