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嗄甑拇甯刹浚�1983年因为计划生育工作出了一些问题——村里有个男子依照政策可以不作手术，可是乡里变了规定，要求他一定做手术，并让这位村干部把通知发给他。结果男子因为做节育手术死在手术台上。这位村干部因为这件事情想离职，于是在村中选举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候选人名单的最后一位，因为他很清楚村民选举一般都只选写在前边的候选人。恰好查票时乡党委负责人外出办事，于是村干部经过选举顺利下台。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对体制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些鲜活的东西提供给我们一些素材，让我们思考它背后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我们的研究就是沿着这条思路进行下来的。
詹成付：
我听了报告，抓住一个核心，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到了乡村，一些乡村干部凭借自己对政策制度的了解，参与、操纵、创造游戏的运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仝志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的报告是我博士论文的总体思考和结论部分。我论文的出发点是观察村民是怎样参与到选举的过程中的。他们对参与选举行为的价值是怎么从自己的行为去进行理解的。虽然村民选举制度已经成为定式，但是在学理上的挖掘是应该继续下去的。在众多的研究中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农民行动单位和行动认知进行充分的讨论。我通过四点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点，从村庄社会网络的角度理解农村社区。观察农民选举行为，就要对农民参与政治的基本空间有一个理解。一般来说就引进“社区”这个概念。那么社区是怎么结成的？我利用村庄社会网络将其分为二类：集体社会网络和群体社会网络。通过集体社会资源结成的网络叫集体社会网络。因日常社会关系形成的小范围的网络叫群体社会网络。村庄的网络是由这两种网络编织成的，而且对于不同的村民，网络的边界是不同的。村庄的边界是固化的，但在村庄生活中村庄社会网络内部存在着资源的流通。还有一种身份的认同。这样我就利用这两种网络的概念铺垫了村庄社会的社会背景。
第二点，村庄政治行为是一种多个村民共同发生的行为，我用“村庄社会关联’’来概括村庄社会网络内部村民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社会关联存在于村庄社会网络内部，并且以内部的资源流通为基础。社会关联因寄寓的社会网络不同而分为集体社会关联和群体社会关联。通过我的调查发现，不同的村庄其支配的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不同的村庄社会关联的结构是导致村民采用何种参与选举方式，以及他们积极性高低的基础性的标志。
第三点，用村庄社会关联来看村民选举情况时精英动员的方式和效果以及村民参与选举的实态。村民在选举时可以选择自己的倾向，有些村民可能会选一个强人，有些可能会选一个恶人。
结论部分是一个扩展。如果说村民选举是在村庄中进行的，而且大多数村民政治选举活动都基于村庄社会网络之中的村庄社会关联，能不能说村民参与的就是关联性参与？我于是提出这个结论：农民的政治参与是一种关联性参与。并试图将其运用到对农民政治行动的分析之中，提出”关联性一致行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
我想从对河北武安“一制三化”的制度创新的案例分析中，谈一谈对制度创新的有关理论问题的几点思考。
第一个理论思考是制度创新的原因。中国的制度创新既是危机推动的结果，又是利益驱动的结果。武安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村委会通过海选的方式选出来后，很多人鼓动村委会说：“你是我们两千多人选出来的，党支部是几十个人选出来的，当然应该你说了算。”很多村委会主任也觉得是这么回事，所以就去抢权。另外一个就是村民本身认为自己选出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理所当然参与，因此村民参与的热情高涨。这时党支部面对村委会感觉自己理虚气短。这样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村委会争权，党支部合法性减弱，乡镇就感觉到自己推行工作困难。原有的体制很难行得通，因此需要体制创新，使县和乡的工作能够在村里贯彻下去。这是县、乡愿意制度创新的原因。
第二个理论思考是一项制度创新何以继续下去。我认为，制度创新需要制度的供给方和制度的需求方都能够从中受益。我先介绍一下“一制三化”。一制三化就是六会议事。六会就是村民会议、党员大会、党员代表大会、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村民委员会会议、两委联席会等。这里强调最多的是两委联席会，即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共同参与决策的联席会，很多重大决策就是在两委联席会上决定的。这是重要的决策机制。财务三审，原来财务由支部负责，现在村委会的权力加大了。公章双签，公章在农村非常重要，现在公章必须由书记和村长同时签。还有四制监督等。“一制三化”是权力分享和制约的机制。一制三化中支部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两委共治，村庄精英参与。它是一种制度性妥协，支部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同时村委会也有了一些权力，如公章、财务方面的权力等，村民也有了参与的手段。这种制度创新，让各方都分享到了一些利益和好处。从供给者来看，乡、县下属的五百多个村庄中原有二十多个支部的工作很难开展，这些村庄的矛盾现在得到了缓解。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的创新中，制度的供给方和制度的需求方都能够受益，满足了制度创新的诺斯标准。
还有一点要讲的是制度创新的推广方式。河北的制度创新推广方式是中国典型的方式，即媒体报道——领导批示——发文推广。武安经验先由新华社内参限道，中央领导批示，随后中央组织部发文推广，其他地方参观学习并加以效仿o2000年我去调研的时候，当地的领导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能不能把我们的模式在将来的《村民自治法》中体现出来？”他们还想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推广。 “一制三化”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两委分权的基础上，现在这个地方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支部书记“一肩挑”，两会成员高度交叉。原来两会变成一会，原来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如果这样，“一制三化”还有没有生命力？这些都值得思考。 讨 论 张 鸣： 是真的让农民自治吗？我对村民自治一向评价不高，它是为了让农民自治还是解决困境的一种方式？政府并不希望农村存在任何非党的因素，什么NCO、家族制都不应该存在。现在对于农民只有一条路，就是“自治”。在农村，村自治组织与村党组织的矛盾不能解决，和上一级组织的矛盾就更得不到解决。
卢晖临：
利益和集体行动之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介入。不是有了利益，就自动会生成集体行动。利益关联和集体行动是有关系的。但我对报告中提到的界定有所异议。从字面意义来看，“社会关联”这个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团结模式，类似于一种提供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而非报告中界定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假如对“社会关联’’做这种常识性的理解，那么它是利益导致集体行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刘一皋：
所谓“一肩挑”或两票制选举，一般存在三种情况：党支部书记当选村委会主任，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党员当选，推举他当书记，此种情况已较为常见；非党员人选，赶紧发展他人党并进入支部。至于第四种情况，就是非党员当选，他既不入党又要和党组织对着干。据北京市的研究，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研究者给出的理由是：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大家愿意入党。如果说这些都是制度创新，它的创新点究竟在哪里？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这两年社会学研究村民自治的文献特别多。我从学理上认为在传统农村社会搞“选举”是没有意义的。非传统农村社会，“选举”只停留在村一级没有意义。现在的选举制度已经在全国展开，我本人是持鼓吹和支持态度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其中两个问题。其一，很多制度创新需要很高的交易成本。其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如何真正获得实现。
刘培锋：
我老家的村子里干部一直是轮流当的。大家都不愿意去当，需要书记去挨门说服。第一点，我认为农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与利益分化的程度关联性很高。分化高的地区，农民的当选有利于他瓜分公共资源。第二点，我认为农民的组织化较低是产生“操纵”的根本原因。西方的“议会”就是利益集团相争的场所。第
三点，在选举中我们应该清楚农民选举代表是想选举什么样的人，政府希望选举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和地域发展、农民心理等因素相关。
仝志辉：
目前的村民自治研究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强调程序民主，一个是强调治理绩效。有很多人提出“要相信农民”，但是在有些地区农民对选举没有认同。他们认为选举反而更加导致混乱。从社会层面讲，选举需要社会基础。但是政策、监督、管理跟不上才是导致选举出现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然而人们把负面的原因归咎于村民选举，认为村民选举把农村搞乱了。
另外，我们光提农民可以搞民主是不够的。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类型的村庄，民主的效应是不同的。我们应该针对不同的村庄，不同的结构来进行探讨。
张 鸣：
选举的绩效如何，要看监督的情况怎么样。农村监督，缺失的是“话语”。传统农村社会有说话的方式，也有说话的人。现在的农村没有给“话语”权，也没有说话的人。制度推行时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