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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近千，孔雀因为繁殖过快已可以成群结队从一个屋顶飞到另一个屋顶没人理睬，寄居此地的乌鸦与喜鹊毛色滋润无比，麻雀可以从气窗飞进，公然落在没精打采的夜行动物身上，饱餐后翩然而去，金刚鹦鹉背后的墙上画的是卢梭风格的雨林，猴山里装了通电的网，新一代猴王再不能夜巡，委顿了不少。没有变的是，仍有许多小孩子，背着比自己的肩膀宽很多的绿帆布画夹，手指头和脸上蹭着炭笔的粉末，踢里趿拉地在地上走。看见他们，就像看见当年的自己。
新 Newness、爽 Rush没有招牌的酒吧
在这个常驻人口肯定达到官方数字两倍的热闹都城，只有高傲才是区别于众生的法门。没有名片的人是牛人，没有招牌的酒吧是酷吧，你一定要假装谦虚、尽量冷漠、坚决低调，那些红的男绿的女，才会倒吸一口凉气说今天遇见高手了。而这种事情，就经常发生在那些凡夫俗子找不到的地方…… 最有名的是后海那家。要去银锭桥北侧找。人们都管它叫“没有名字的酒吧”，或“老白的酒吧”，因为老白姓白，英文杂志上则写着“Hou Hai Bar”。其实执照上的名字是“林海餐厅”。但是知道这些也没有用，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坐，这要看老板愿不愿意。事实上，人家本来只是想找个地方住，而不是开设一个公共场所，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被拦在门外也就很正常了。至于样子，无法形容，因为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次装修，里面的火炉、旧家具、盆花和屏风也会派上不同的用场；你只能说，这里放一些经得起挑剔的音乐，比如slowcore、bosa…jazz、intelligence，一般小资显然是没有听过的。里面坐的人，通常也更像朋友而不是顾客，并不总有人带着相机跑进厕所去拍，尽管那厕所很有意思——跟外面一样昏暗、复杂、杂乱、暧昧、舒适。因此，随便什么季节，坐在窗口喝茶，看水面和路面的光线，听空气里的静，胡思乱想，跟人说些废话，都会是有意思的事情。2002年一夏之后，后海整个变成了嘈杂肮脏的庙会，无名酒吧也坐满了慕名而来的老外，不过在他们带走了沉重的德国屁股和骚动的美国胸毛之后，午夜的爵士小号，又会重新从湖面上荡漾回来。 以前在Club Vogue旁边有过一家叫“佐岸”的，每周二放Hip…Hop，后来消失了。而广州也开了家聚集小知识分子的“左岸”。到了北京，左岸才真的离岸不远——在后海，或者准确地说，在前海南沿。像谁家的院子，树下面是大木桌，可供围坐、消磨时光、有气没力地把脚搭到长椅上做梦。进门是沙发若干、植物若干、当代油画若干、港台演艺界名流若干。房间是方正的，布局是从容的，音乐是电子的，音量是微弱的——厕所是奢侈的。厕所在后边院子里，宽敞、随意，摆着中国家具和花花草草。以前这里就是著名的蓝莲花，兼有酒吧和画廊两用，色调比现在更昏更晕，而换了现在的设计师老板之后，则明快多了。不过，那种无所事事的古代中国的感觉，的确是一点都没有变。 来自香港和台湾的狗仔，常常因为地形不熟而陷入绝望，虚构是他们的强项，而匿名是北京的绝招。那些把庆云楼安到窦唯名下的笨蛋，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三里屯北街的一个巷子里，藏着窦的妹妹的朋友的小店，这大约是这位平民音乐家唯一跟“产业”发生的曲折联系吧。没有招牌，也不开门，就是木头、花、对联，就是你刚刚路过的民房。里面其实是做发型的，两张椅子，一个客厅。客厅是沙发和清净的灯、几、音乐，一些人显然不是在打瞌睡就是在发呆，另一些，小声地说着废话……再要不就去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碰碰运气？肯定不会被打，因为那条街上的黄灯笼下面，是个教古琴的地方，看在琴的份上，狗仔也是安全的。可是一共就两张桌子，两壶茶，一些字画，几个闲人，你脸上写着什么，谁都看得见。我们管那里叫“琴茶”，除了窦，还有各种不大在江湖上混的人在那里打发光阴。一间屋子是琴，一间屋子是茶，一个院子是天和树，所谓大隐隐于市，他不怕骚扰。 还有“非话廊”。从三里屯北街的某路口开始拐三个弯，在国际青年旅社附近推开没有任何标志的沉默的窄门，就到了。那路口的标志，则由另一酒吧的“Cross”招牌指引。因为股东有王朔一份，现在，它已经被称为“王吧”——这和藏酷要读zangku而不是cangku一样，可以用来检验一个人的时尚指数。装修又是艾未未的设计，冷、直、厚、硬，让人想起他家的超级水泥地。电子乐在一些几乎搬不动的椅子和原木桌之间来回地撞着，也撞上影视音乐文学各圈的名人——当然不是那些地下人士，也不是出没在“豹豪”之类酒吧的小偶像，是另一些。二楼只有一处空间，可供十数人坐卧，很不舒服地开会，或很暧昧地娱乐。 还有Suzie Wong，名声直追台北鸦片馆和上海官邸的老店，原因大约是奢侈风正在流行。就在朝阳公园西门街上一个没有名字的大门里、楼梯上，一家叫做Q的美式酒吧旁边，聚集了方圆几公里最浓烈的糜烂和绚丽。它的名字来自一部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好莱坞旧电影，它的装修也一样，挂着、铺着、摆放着罗帐锦衾和大烟榻——唉，苏西 •； 黄著名的烟榻，在楼梯拐弯处，上面坐卧着早来的乖巧美女和得意男子，没有烟枪，却已经昏昏欲睡。再上一层楼，可以围坐的沙发才真正让人缠绵不去。听着80年代风格的流行歌和电子乐，喝着巨贵并且有着可笑名称的酒水，北京最时髦的演艺名人和最郁闷的暴发户各自扎堆而坐，他们宁肯就此长睡不醒，迈入世界尽头，性感而庸俗地消散在时间里。 你知道，游魂已经不需要招牌的指引，三千万人，我们悄然游走其间；我们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夜生活的恬园。
飘 Drift、隙缝 Niche会馆百年前的北漂据点
现在北京还存有不多的老会馆，它们零星地分布在南城的大街和胡同里。如你从它的门前经过，一眼看去，除了破旧不堪外，感觉上全无特点。但是，外表的破落并不等于它没有价值。其实，在北京保留下来的每座会馆都是一本记载北京历史发展的教科书；每座会馆都有许多的故事可以向后人倾诉。 每当闲时，我喜欢一个人在宁静的夜晚走进胡同后，去寻找一家会馆，然后静静的站在它的门前，审视它，并努力地读懂它。看着那墙皮剥落的墙壁，望着那干裂沧桑的大门，想着那曾经的过去。 说起各地方开始在北京设立会馆，应该是在明朝早期。朱元璋定国安邦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鼎盛时期，南方的工商业得到了飞快的发展。人们有了钱，生活温饱后，倡导读书。因为明清两朝施行“科举”制度，所以当时的学风极盛。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三年（1415）恢复科举考试，受科举制度的吸引，各地方学子纷纷捧书苦读，以图功名。每年考试之间，成百上千的各地举子纷纷来到京城。他们大多家境一般，有的还很贫寒，又加路途遥远，人地生疏，乡音难改，在租住客店和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上，常受一些店家的欺扰，举子们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有人帮助解决。随着这些问题出现得越来越多，得到了先期来京做官和做生意的一些当地人的重视。出于同乡友情，他们相互邀请，筹措资金，购置房产，供来京的举子和其他来京谋事的或旅居者住宿之用，会馆由此而生。因为主要是为接待举子来京考试而为，所以这些会馆也叫“试馆”。 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尤其是在这两朝资本经济得到鼎盛发展，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也开始在京设立会馆，由于他们开办的会馆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行业的制约，也形成行业垄断，所以这类会馆又称之为“行馆”。随着社会不断的向前，更多的人们认识到了会馆的重要作用，在京纷纷捐资设立。有一省一馆的，有一府一馆的，也有一县一馆的，有老馆、新馆同在的，还有东馆、西馆并存的。那时一般的会馆除去主要房产外，还有许多附加财产（包括兴建的学堂和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当然，这主要与他们的捐资人在京做官、做生意的大小、多少、贫富有重要的关系了。最兴旺时，京城有各地会馆，不计大小共四百余所。这些会馆大多建在前三门外，以宣武门外居多，形成了大片的会馆区。 到了清光绪三十年（1904），科举制度被废除，各地在京的官吏及家人、商人、学生，继续使用会馆，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打击排挤政敌；协调工商业务、应对同行竞争；联络同乡感情、抒怀政治见解。当然也有暂借一隅之地小住一时的乡亲和故人，来此或集会、或宴请、或祭祀乡贤、或照顾乡民、或联络乡谊。总之会馆的使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同乡会”和“行业工会”性质的场所了。 会馆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就和会馆有着密切关系。当时的著名人士康有为住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内，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内。康有为在会馆撰写《上清帝书》，成立“强学会”（会址在安徽会馆内），创办《中外纪闻》。甲午战争后，再撰《上清帝第二书》，促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进行变法。谭嗣同亦在会馆内撰写诗文和信，与朋友志士抒谈维新。光绪下决心变法后，召见谭嗣同，赏其四品卿衔，命其为军机章京。但由于变法维新触动了很多既得利益者，只一百零三天便遭失败。后党的爪牙在南海会馆捕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浏阳会馆捕走了一代志士谭嗣同。并于七天之后与另外四人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一同杀害于近在咫尺的菜市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