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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国有控股与公司治理结构，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无论我们怎么挖空心思，声称国有企业是可以市场化的，是可以运用外部职业经理人来经营的，但是，国有企业根本问题是产权改革问题，在初期培育市场竞争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状况，但不可持续。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只有在多元化的产权分立之后才有意义。所以，国有银行从国有独资到国有控股，进步是有限的，向前进了五十步而已。国有控股以后，股权是不是再继续改革值得考虑。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径与未来（3）
夏 斌：我们可以倒过来分析，无论怎么争论，至少我们有一点上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就是要把银行办好，提高经营水平，降低不良贷款率。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能现在比较好的制度就是采纳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搞股份制。由此就产生上市问题。要想上市，引进新的股东进来，必须先把庭院打扫干净。因此，我们第一步做了注资，政府拿出450亿元。由此可见，上市不是目的，但上市是必然的过程。上市有利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但上市后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 王元龙：我与钟伟的观点有点不同，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以前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尽管形式都是股份公司，但是这一次已经是非常规范了。中国银监会专门发布了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的指引，仅公司治理改革方面就有十多条要求，并且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考核指标，包括总资产净回报率、股本净回报率、成本收入比、不良资产比率、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集中度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项指标。这些指标要求得非常严格，指标参照了1992年到2002年十年间世界1000家大银行前100家的平均数来制定，全部是国际先进水平。过去，国有商业银行搞不好的根本原因在机制、在体制。这次改革与以往改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确立了明确的目标，要使国有商业银行走市场化的道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解决机制和体制方面的问题。而且制定了保全措施和明确的责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管理和队伍能跟上，精心操作、有效实施，应当说前景是乐观的。 钟 伟：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我没有信心，凭什么说股份制银行就不会出现目前所谓的国有股份制企业的问题？股份制改造之后，银行的行政级别没有了，但高管从银行家变成公务员的调动不是照样遵循同级调动的潜规则？这次总经理的任命，从程序上来说，对行长是要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还是组织提名？两家银行在裁减员工上多大程度听取和顾及了员工利益？从这一系列小事情上，我觉得没有信心。 中银香港前车之鉴 《21世纪》：中行行长李礼辉在挂牌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从中银香港“小金库”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是，中国银行股份公司如何吸取教训呢？ 钟 伟：中银香港都出问题，何况是中国银行股份？所以，中银香港出现任何问题，在中银股份都有爆发的可能性。 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径与未来（2） 作者 ： 王海明 李伏安：我们十年以后回头看，中国银行改革一定是出问题、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银香港出了问题，并不代表着其他银行没有问题，可能是其他银行还没有暴露问题而已。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框架要顺着人的正常心理预期，否则必然出问题。 王元龙：中银香港有些情况正在调查之中，还没有最后的结论。从目前情况来看，问题都出在重组上市之前，属于历史问题，和目前的中国银行重组上市，更是没有直接的联系。 从中银香港方面来看，已经做得非常好。发现问题之后，凌晨就公布了，并不像过去那样遮遮掩掩，也不怕对自己有什么负面影响。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表明了信息披露制度在健全、透明度上大大提高了。从整体上来说，银行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有人统计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仅操作风险就有100种，银行只要营业就会有风险，不出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不出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投资者担心的最大问题并非是银行出问题，而最关注的是你怎么来对待出问题，是不是公开透明，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引以为戒、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有没有控制出问题的机制。应当说，出问题并不可怕，只有暴露风险、识别风险，才能谈得上控制风险。 李伏安：不管这些问题在改革之前已经存在，还是在改革过程当中出现的，已经不是问题。我们评论中国人寿和中银香港，强调说这是改革上市以前的事情，好像说改革以后不会出问题，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投资者对它才有信心。 要真正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还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市场平衡制约机制，有多大贡献就有多少回报，使一切行为走向理性、规范、正常。 《21世纪》：刚才谈到铁幕的问题，其实存在铁幕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有问题能不能解决，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机制。 钟 伟：其实治理结构的核心对公司而言，就是形成激励相容的框架，先说激励框架，对银行而言就是看银行是否敢于冒险，又同时具备高于同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这样你才能获得风险溢价。对于银行高管人员来说，也有一个激励的问题。那么激励约束机制在哪里？既然在其位，就要有其权，担其责。现在情况是，李礼辉强调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首位，就是因为银行高管的合法收入比较低，只能按照这个原则要求领导们多尽一点义务。在激励不足情况下，只能拿官本位或者是其他手段做激励补充。中行、建行两家股改之后，能不能留住核心层，是大问题。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径与未来（4）
再说约束问题，美国银行业也有如何约束银行业从业人员的麻烦，而且丑闻不断，但没有丑闻才是最大的丑闻。其银行风险文化的核心就在于个人权和责的统一。如果领导真是没有尽到所在岗位的责任，并不是由团队分摊责任，这肯定不行，集体负责就是真出了事情没有人负责。责任要非常清晰地化解到个人，不管是历史的原因，还是体制的原因，所造成的过失必须由相应的个人支付代价。 我们现在对银行高管人员的纵容或者说约束不足，总是银行出问题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但是历史是由过去到现在不断的延续。到我们2008年看2004年的时候，我们认为2004年是历史问题。还有就是说体制问题，任何人都生存在体制下面，很多问题可以归结到体制问题？ 中国银行家在其经营管理过程中违法乱纪的行为，由司法部门更强力地直接介入，用国法而不是滥用家规，我觉得是有希望的。1980年代美国处理储贷协会危机的时候，前后有200多银行家进监狱。在安然丑闻中暴露出来的，也有不少银行家和企业家进监狱。所以我希望在中国，银行业糟糕的状况和银行高管进监狱的频率一致起来，银行业好转的状况也该反映在银行高管能获得更高的薪酬一致起来，借口体制，借口历史，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夏 斌：我在这方面曾建议过，处理人要有公示制度，不能处理天津金融系统的人，黑龙江金融系统不知道，处理海南金融系统的人，新疆金融系统的人仍在犯同样的错误。有了公示制度，能让问题的处理确确实实在全国金融系统起到威慑作用。 银行治理结构能否改善 《21世纪》：以上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核心都涉及治理结构，那么，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能否改变呢？在中行股份中，汇金公司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海外战略投资者引进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夏 斌：海外战略投资者作为股东负责任的态度，不用我们担心，我对他们是充满信心的。关键上还是治理结构，负责任的股东能起多大的作用？健全治理结构，一定要树立起董事会、股东是老板的概念，行长绝对是打工的。在解决中行进一步迎接挑战问题上面，关键是要把董事会结构搞好，就是说把董事会的作用真正发挥。 我有几条建议，第一，董事会的议事要有相当的精力，一个季度开一次会够不够？想解决如此庞大的一个经济体中的问题，可能是不可能的。何况刚刚转到股份制，在转轨初期董事会要多花一些时间，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二，是议事的内容。这两年为了上市，中行、建行在银监会领导下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认为远远不够。我希望更多发挥董事会的作用，议事的范围内容如仅局限于目前一些银行董事会的内容，是不行的。治理结构确定以后，行长的权力要受限制，但是，银行目前大量的内部运行制度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规章制度，要不要进行修订，老制度有没有毛病，如何修订？董事会的意志如何贯彻，或者说如何参与？仍靠原有的行政系统，我是很担心的。 第三就是议事规则。作为一家公司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不必公开。但我认为在现在情况下，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的大银行公司，公开议事规则让全社会监督有好处。有利于取信于民，取信于股东。公开接受社会批评，让社会来品头论足。有利于“一股独大”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股份制银行只有在社会议论中才能进步。 第四就是独立董事问题，独立董事权利怎么保证，占多少比例？议事规则中独立董事有多少说话的权利，是否每一项重大决策必须是少数服从多数？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在什么问题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