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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那二十四个学生的家长，就领着孩子往镇上走去。
几十年来，南山人赶了多少趟镇子？数不清。他们本来觉得自己熟悉镇上的每一张面孔，可这时候才明白，镇子是别人的，不是他们的，就是平时去惯了的种子公司、榨油厂、铁匠铺，也奇异地陌生起来。种子公司矮矮的一间房子，现在显得非常高大，榨油厂里机器的轰鸣，像从来就没有听见过，铁匠铺里的蓝色火苗，如绸缎般富丽逼人。家离镇子虽有几十里路，天长日久地走惯了，也并不觉得远。可现在的感觉，镇子就好像是在天的那一边。他们要去过的，是一种崭新的、祖祖辈辈都没经历过的生活。以往跟镇上人打交道，都是买卖关系，从根本上说那算不上交道，价钱谈好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在则不同，现在他们是去租人家的房子，在山里人的观念里，房子修起来就是自己住的，怎么能租呢？租用人家的房子，也就等于住在别人的家里，他们怎么能够住到镇上人的家里去呢？镇上人的家里不像山里人家那样是土地板，年年月月的，土地板被鸡刨，被水浸，被扫把扫，东一个坑西一个凼。镇上人家的地板最差也是磨石，有的还拼了花岗岩或亮闪闪的竹木，有这样地板的屋子，别说进去住，就是站在外面望一眼，也生怕自己的目光把人家的屋子看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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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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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3
幸亏有桂屠户，要不然他们根本不敢去找镇上人谈租房子的事。而今桂屠户不在山里收购瘟猪剖来往镇上送了，他在镇子的上街摆了个肉铺，正正当当地杀卖那些经过检疫的生猪。他当年那么做，是为了给女儿读书挣钱，现在女儿毕业了，在省城教书了，就再不愿做缺德事。他女儿跟校长睡觉才留在了省城的事情，不知怎么传得很远，仿佛整个泽光镇都知道。对此，桂屠户并不怎么伤感，更不觉得丢脸，毕竟说来，女儿找到了一辈子的饭碗，这比什么都重要。何况这口饭碗是摆放在省城的。南山人大多看不起他，背地里骂他是“贱坯子”，可正是这个“贱坯子”帮了他们的大忙。他带着去求他的人，一家一家敲门，不厌其烦地谈价，直到把什么都安排妥当了，他才放心地松手。离去时还嘱咐山里人一句：“有啥难处，就给我说。”
去镇上租房子陪孩子读书的，可不止南山人，其他地方的村小，或者校舍塌了，或者教师出门打工了，都只能走南山人的路。中心校涌入了这么多学生，闭校长是高兴的，在城里，抢生源是一场大战，而在泽光镇中心校，不费什么力气，生源就自己跑来了！
闭校长高兴之余，也会想到王安。
已经很久没看到王安了。
闭校长有时想跟兴塘村人打听一下王安的消息，可话到嘴边又停住了。
王安成了一个真正的农人，懂得了农人所有的生活法则：播种，经营，收获，上奉母亲，下供女儿。
日子一天天过去，银珠也该上学了。
王安悉心地留着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课本，母亲见他把课本用油布纸包了一层又一层，想儿子肯定还挂念着什么时候能再去学校教书，心里涌起一阵阵酸楚。她不仅没把那些书用来剪鞋样——母亲的眼睛花成一大片，但这家里除了她，没有别的女人，因此她只要从田地里回来，就随时摸摸索索地，为儿子和孙女做布鞋——还用自己省下来的一块好布料，在儿子那些书的外面又包了一层。
王安是不是有那样的心思？不知道，他对任何人，包括对他自己，都回避着那样的话题。
但他的另一种心思却是一定的：他想自己把女儿教到小学毕业。
可是，等到女儿真正该上学的时候，王安却改变了主意。自己教女儿，教得好吗？古代的圣人也要易子而教，何况他。再说活鲜鲜的例子很多，教师自己的孩子，如果在父母手下读书，往往成绩不好。这也说不出个什么理由，却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不过，真正让王安改变主意的，还是银珠。在兴塘村，共有三个孩子去镇中心校上学，周末回来的时候，那三个孩子总能告诉同村伙伴许许多多新鲜事，这些事情都是山里孩子闻所未闻的，每次银珠去听他们讲，都把两只手握在一起，放在胸口，嘴唇一直微微张开，眼里充满向往。星期天下午，那三个孩子该上学了，三个孩子都要从王安院外的堡坎底下过，银珠总是早早地坐到院坝边的碌碡上去，痴痴地望着堡坎底下的土路。
这个秋季开学的第一天，王安一早起来，对银珠说：“银珠，爸爸今天开始送你读书。”
银珠说：“爸爸，我去哪里读书？”
“镇上啊。”
银珠的眼睛里水盈盈的……
王安把女儿送到了中心校，但他却不能像别人那样去镇上租房子，且不说租金很贵，他出不起钱——他又怎么能放心地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让母亲去镇上陪银珠吧，那更不可能，母亲那么老了，母亲已经有差不多五年没上过街了吧。
从那一天起，王安就每天走几十里路，接送孩子。鸡叫二遍的时候，王安就起床了，那时候银珠睡得正香，王安把女儿捞在背上，像背婴儿似的将她用背带缠起来，拿着手电筒向街上走。女儿贴住他的脊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他也愿意半夜出门——“你不是教师吗，你也只能把孩子往别人手里送！”——他害怕人家说这样的话，虽然这样的话终归是躲不过的。中心校下午五点放学，如果是冬天，家里活路不紧，加上时间来不及，王安把女儿送到校门口，会等在街上，一直等到女儿放学。如果是热天，天黑得晚，活路也多，王安会匆匆忙忙地赶回来，犁一会儿田，挖一会儿地，再去街上。
这样过了两个月，银珠说：“爸爸，半夜我一个人不敢走路，下午放学我就自己回来吧。”
王安笑一声，说：“哼，你！”
银珠说：“我怎么啦？路我都认熟了。”
王安牵着女儿的手，没说话。
他心里却是波涛汹涌的。他想象着如果山下那些发了疯的摩托车把女儿撞倒了，他这辈子该怎么过！
有一天，王安把女儿送到学校，赶回家来抢收绿豆，走完河沿的平路就要上山的时候，见岔道上有几个外地人坐在那里歇气，其中一个望了望土黄天青的南山，叹息了一声：“哎呀，那个鬼地方，哪怕是我的仇人我也不忍心让他去住！”
王安看了那人一眼，默默无言地往山上爬去。
原载《当代》2007年第2期
原刊责编周昌义
本刊责编王虹艳
作者简介
罗伟章：1967年生于四川宣汉，现居成都。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寻找桑妮》《在远处燃烧》，中篇小说集《奸细》等。曾获“人民文学奖”等奖项。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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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7
弥天大谎
王立纯
一
阴雨中的黄昏灰蒙蒙的，一切都像挡在毛玻璃后面。老胡牵着得加里，从这个谜一样的背景里渐渐凸显出来，随着逃难的人群往小学校疯跑，这是整个故事的开始。
老胡是我们高中的同学胡达飞，在学校时我们就这么叫他，他也是我们班上唯一还沉在乡下土里刨食的人。得加里是一只有着非凡经历的平凡奶羊，如果有人对这个名字不能理解，老胡就要解释说，是雨果老先生给起的。《巴黎圣母院》你看过吗？实际上，爱丝梅拉达和她的羊都还活着，就在咱小杨村里。当然，在尘土飞扬的农村谈这些，实在太奢侈，可我们的老胡就是这种人，要不然就没有这个故事了。
后来老胡总是说，是得加里救了他，这也并不牵强。当时老胡还在凉炕上死睡，没听到村长老盛在大喇叭里的呼喊，还是得加里从窗子跳进屋里，把老胡叫醒的，这时大水已经舔到了屋后的障子。别人都将妇挈雏，携带细软，唯独老胡没有妇雏，也没有细软，这样逃起来也就容易多了。重要的细节发生在一个小小的疏忽上——得加里颈上的绳子系得太松，跑着跑着，老胡觉出了不对，回头一看，得加里不见了。
对于老胡来说，得加里就是他的全部和唯一，他是不能轻易舍弃的。我们的老胡在学校里品学兼优，可到了社会上就玩不转了，毕业后的十多年里，先后养过柞蚕、肉鹅、蝎子、貉子……每一次都轰轰烈烈，每一次又都大败亏输，结果越陷越深，成了真正的赤贫。特别是他还总想竞选村长，这就不自量力了。村长老盛视他为政敌，不放过任何打压的机会，他就活得很憋屈。每次同学聚会，他都想跟我们一吐为快，可每次总是那一套，我们又很厌烦，觉得他简直就是男人版的祥林嫂。得加里出现在老胡的生活里，就是缘于那天的聚会，我们十多个男同学坐在辛成的家里，一边打麻将，一边等着喝羊汤。那时还不叫得加里的奶羊就缚在一块案板上等待宰剥，大家推举的操刀者，就是从乡下赶来的老胡。
辛成已经是县城里重量级人物，住着独门独院，庭院很大，说得上是花园别墅。我们透过明亮的大玻璃窗，看到老胡晃荡着瘦高个子走进来，走到纵深地带，看到了那只觳觫的奶羊，就停住不走了。实际上对奶羊心怀恻隐的不止他一个，可奶羊的孩子已经被做了清蒸羔羊，早就变成粪了，母亲活着，还有意义吗？
老胡说，这羊看着我哭呢。
老胡说，它还在往外滋奶呢。
老胡又说，孕妇或者哺乳期的母亲，即使犯了死罪，还得缓期执行哩，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