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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实中的迦南即巴勒斯坦地区并不比海南岛大。它的最北端是黎巴嫩冰雪覆盖的赫门雪山（Herman）脚下的旦城（Dan），南端以“南地”内格夫（Nevgv）为限，西为地中海，东是约旦河谷地。现在以色列国都的特拉维夫坐落在这块土地西沿中段的地中海滨。
2月2日早晨，特拉维夫阳光明媚，西临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气候温湿。也许由于是周末安息日，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我怎么也找不着饭吃，我住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的法国大菜贵且不说，我连菜单都看不懂。指挥我的摄影部让我饿了上街找小饭铺，渴了喝卫生间里的水。摄影部副主任林川说，欧洲自来水符合卫生标准，要我省出美元用在刀刃上。看着往来脑满肠肥、西装领带、眼镜背头的大胖子矜持庄重地迈动锃亮的皮鞋，我觉得自己既不幸又坚强。
位于市中心的华人餐馆Tenli chow的主人因为怕轰炸不知去向。一位名叫Hayarkon的出生于巴格达的犹太人自告奋勇地推荐我去他朋友开的小馆子Avazin吃“希希立克”（一种烤鸡块），好歹填饱了肚子。
街头，行人很少。特拉维夫的王府井——阿兰布大街也没有什么人。到处是“请随身携带防毒面具”的提示。在Ramate Gan，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围着一处前一天被“飞毛腿”导弹炸毁的民宅发呆。出租车司机说：“到目前为止，已有14人死亡，192人受伤。”废墟上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卫星旗”，旁边竖立起一块高4米、长10余米的蓝色巨型木牌，上用白油漆书写着该区区长的一句话：Ramate Gan Stands firmly behind its citi…zens（“拉马特冈在公民们的支持下坚强挺立”）。废墟旁，一台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计划重建一座新屋。
豪华的希尔顿饭店的第六层修建了防毒室。住在这里的宾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袭警报，应立即进入六楼防毒室。我的好朋友、日本《新闻周刊》摄影记者村田信一由于忘带防毒面具而不许回希尔顿饭店。
犹太出租车司机Haime的车里也放了防毒面具。望着明亮的蓝天，他自言自语道：“但愿今夜平安无事。”
当晚，我和加拿大记者乔正漫步德里希沙龙大街，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鬼哭似的警报声在四周呜咽，犹如魔鬼耶利哥的喇叭。抬头仰望，只有高楼丛中一线青天，家住该街99—6—9号的小伙子嘉迪连拉带拽地把我俩弄上他家的二楼。这是一间大约只有10平方米的空屋，门窗缝上贴满了塑料密封胶条。小伙子最后一个进屋，手忙脚乱地用胶带纸封死身后的大木门。接着他命令我们戴上防毒面具，见我没有，就大声训斥：“如果让警察碰上，非罚你200谢克（合120美元）不可。”小伙子嘉迪是拐角上意大利餐馆的小老板，受过民防训练，是名志愿人员。
其实并非我有意以暴力试探以色列法令的稳固性，因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摘下眼镜不可，而这样整个世界就“月朦胧，鸟朦胧”了。况且单凭一个防毒面具，对萨达姆的两元化学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里清楚，防毒面具只不过是稳定民心的镇静剂而已。
与此同时，17层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正将所有旅客赶入设在六层的防毒室，就像驱赶一群步入传送带待宰的呆猪。然后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胶条封闭进入六层的所有通道。
可对干记者这行的，警报声就好比兴奋剂。每逢警报一响，各国记者各执采访器械冲出房间，聚集在希尔顿门外仰望星空，屏气凝神静候“飞毛腿”划破夜空。记者们赛着炫耀各自的军用品，“台视”朱增有左腿绑着一只防雨军包，上面用黑漆喷着：“T3—75式防护面具”，原是准备防备“共军”的，不想竟与海峡这边的我挤在一起拍“飞毛腿”。他自称这种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从巴格达地摊上买来的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也颇使他们羡慕。美国CBS的约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装，好似一个陆战队员，头戴蓝色美军防毒面具，绿毛线软帽，紧裹防雨夹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摄像机，腰缠电池块，憋得他接连在原地做蹲下站起，还向我招手：“唐，来一张，让我妈妈看看我有多威风。”
一个名为“Israel—Life Behind the Mask”（《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后》）的影展2月8日中午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开幕，40幅黑白、彩色照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海湾战争以来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几乎每张照片上都有防毒面具。
《耶路撒冷邮报》曾刊登过一张漫画：坚守前线的士兵给自己家中头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这是一场全新的不分前方与后方的战争，连特拉维夫海滩上缠绵春宵的情侣也片刻不离防毒面具。
据该影展组织者说，他们试图通过图片展示：“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间被拖入了一场战争，老人、妇女、儿童全成了士兵，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装自己。……这是一个不是战场的前线。”
2月8日是伊拉克“六三革命节”，也恰逢犹太教安息日，由于巴格达宣称它拥有比飞毛腿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SS—12地对地导弹（Ss：地对地导弹简称。原文为surface toSurface），使参加影展开幕式的来宾更加胆战心惊，人人屁股后面挂着一包防毒面具，撅着屁股挤在展厅里发呆。
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祷。人们担心夜里会有“飞毛腿”来访，因为巴格达一定会以此纪念自己的“六三革命节”。
16．“飞毛腿”袭来之际
如果你是好样儿的，出了倒霉事就该怪你自己。
——海明威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之际，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都将所有旅客赶到设在第六层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胶条将旅客密封在避弹室里。住在这里的一帮各国记者据理力争，终于有幸享受“豁免权”，他们首推CNN（有线电视）、ABC（美国广播公司）、NBC（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帮摄影师，CBS的约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摄影师乔、日本《新闻周刊》的村田信一和我，总是呆在一起，脚边堆放着玉体横陈的防毒面具，就像一堆骷髅头。我从未穿新华社给我的防化服，这倒不是我勇敢。早在撤离巴格达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将全套防化服连同面具送给了房东。路过安曼时，试穿补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险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从未用过。现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对付警用催泪弹，连一次世界大战糜烂皮肤的芥子气也挡不住。钢盔我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我，80％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别怕沉。
两天前，我站在阳台上首次拍到了迎击“飞毛腿”的爱国者导弹腾空而起的英姿，由于用的1。”4秒，弹道轨迹极短，在10寸传真片上不足两寸，但这也引起了村田和乔的大力称赞，乔为了表彰我的勇敢，还送了我一个名牌摄影包，村田在一旁羡慕地说这种多姆克专业包在东京卖200美元。
这里的摄影记者55％用尼康，30％用佳能，15％用其他相机，如莱卡。主要型号有尼康F—4S、尼康F—3P、佳能新F—1、佳能T—90和莱卡M—6。他们都随身挂有外接高压电瓶，清一色地被村田说的那种在东京卖200美元的美国多姆克牌摄影包。这种包可装两台加MD—4尼康F—3，四个中等体积的（如尼康80—200F4）镜头，两只闪光灯，此外还有两个大口袋可供装其他物品，开关简单，具有防水夹层。在国内我只见《中国青年报》贺延光背过这个牌子的包。
每天早上，当我背着美联图片传真机到一楼新闻中心传照片时，都引来一大堆外国同行围观，这使我很难堪，根本不敢把那些臭照片装上机器，生怕给中国人丢脸。澳大利亚News Limited摄影记者Ray Strange笑称我用的是上个世纪的机器，他问我为什么不用美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呢？
这里的美联、路透、法新、共同、时事、读卖新闻一色地用美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我在巴格达就曾向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借用过这种机器。其体积只有一台电动打字机大小，在东京卖1．5万美元。可用英文打说明，传一张黑白底片（亦可用彩色底片）只需六分半钟，而我用的图片传真机传一张照片则需10分钟，据东京新闻摄影记者吉冈逸夫讲，尼康公司正在试造一种比美联AP—Leafax更小巧的机器，估计打完仗时会投放市场。
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说过：“让一个摄影师拍两种以上胶卷简直不可思议。”英国自由摄影师尼尔·钱德勒说：“只拍彩色负片再好不过。第一，可以专心致志。第二，既可传真，又可给画报提供。第三，快，省事。一小时快冲店四处可见，而D—76显影液在一些地方早已绝迹。可以这么说，凡是有电话机的地方全有快冲店。”
日本摄影记者村田说：“红色中国也应该给你装备这种机器。”不想，这话惹恼了站在一旁的希尔顿饭店保安人员Yossy：“什么红色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一个，懂吗？”
言归正传，一连几夜，乔、村田和我都站在阳台上迎着地中海的寒风，仰望夜空，静候“飞毛腿”的光临。由于白天跑新闻，晚上眼睛都睁不开，可在强烈的竞争心理驱使下，谁都不肯认输。村田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和乔支好相机打开B门，他用烟头给我们画一个“爱国者”撞击“飞毛腿”，我们三个一块领普利策奖。乔则气得大骂萨达姆不配合。
等到2月8日午夜，村田和乔终于熬不住丁，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睡觉。可我坚信今夜“飞毛腿”必定光临，因为今天碰巧是穆斯林主麻日的结束、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