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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物不可免
汉文帝刘恒驾临北岳恒山，兴致颇高。有近臣奏曰，讳恒山当改名为常山。刘恒一听，是这个道理，大笔一挥，恒山变成了常山。
山不可免，城也不可免。南京曾名建邺，司马邺登基后改为建康；玄武湖曾名元武湖，只因清朝有康熙皇帝玄烨。
这等无理举动，实际上是有违周之祖制的。周代命名“六避”是应该让道于官、山川、牲畜、器币的。后世帝王之胄都认为自己是天子，天的儿子还有什么不能改的？山川河流占据了好的名字，不仅故意取以为名，而且要山川之类避其圣讳。在他们看来，山川可废，圣上的大名是万不可动其一毫的。
先人书名更不在话下，《广雅》一书因杨广而改名《博雅》，《太玄》一书因康熙玄烨而改为《大园》……
如此一通乱改，世间一片混乱。也为后世研究前人历史多了不少麻烦。
但凡事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就以这避讳而言，反倒成了辨别历史文献和文物真伪的好办法。有一个叫潘成规的人便根据避讳对《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提出异议。他的根据是《红楼梦》第26回中的一段描写——“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想必是这两个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觉得没意思，笑道：‘谁知道他糖银果银’。”
曹雪芹的祖父叫做曹寅，曹雪芹怎么可能把寅字这样滥用？简直肆无忌惮之极。潘先生认为，“曹公如此大手笔，拈字弄句手到擒来，焉能为区区取一名字而犯祖讳？可见，《红楼梦》并非曹雪芹所著。”
当然，凭此小小细节就断定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者，似乎也有些过分，但是，白纸黑字，很多红学大家拿此也毫无办法。
◎ 你不避讳，我要你脑袋！
可不要小瞧了避讳一事，稍不留神，便可能有杀身之祸。《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名字就是犯了“大不敬”罪，属于不赦的“十恶”之条，哪怕是无意犯禁，亦难逃“法”网。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光头僧，举过义军旗，因此避“僧”，“贼”二字如避狗屎一样敏捷。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写贺表时，用了“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为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也，则字音近于贼也，罪坐不敬。”可怜徐一夔，一生忠心耿耿，却死得不明不白又不值！
乾隆时，江西举人王锡侯修订《康熙字典》，自编《字贯》一书。巡抚海成发现书中竟直书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心中窃喜，赶紧上告皇上，以为能赐官受封，连升三级。不料乾隆的想法大出海成所料，他不仅下令斩了王锡侯及其子孙，连海成巡抚也冠以未能明言《字贯》凡例中的“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之罪，革职查办，最后还判了斩刑，缓期执行。甚至连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江西布政使、按察使等也受了株连。海成巡抚身陷囹圄，连自己拿靴子掌嘴的权力都给剥夺了。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14节 洞房悲喜剧（图）
闹洞房险些闹出人命案——新婚三日无大小一看新娘手，二看新娘脚，三看新娘腰，新娘要不亲手送，我们就要伸手掏……
——明朝四川某地流行的《新房曲》
清康熙年间，上海宝山县令接了一个棘手的案子。原告是前日刚刚结婚的新郎官，被告是同村的小泼皮。告状不为别的，是因为小泼皮在新郎新娘结婚那天闹洞房闹过了头，惹得新郎火起，和小泼皮动了手，却因拳脚功夫稍差，反被小泼皮打得鼻青脸肿。于是乎，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的“洞房花烛夜”成了“治病疗伤夜”，新郎官儿哪咽得下这口恶气？便告上衙门。
县令大人听完新郎官儿的陈述，觉得小泼皮实在有些过分，便准备关押他几天替新郎消气；可是，小泼皮振振有词地说：“新婚三日无大小！”这话由来已久，县令一听也觉得有理，一时犯了难。
《点石斋画报》并未明说此案的最终结果，依据当时的风俗，小泼皮应该不会受到什么惩戒，而新郎官儿，只好吃个哑巴亏。
闹洞房闹出问题的情况并不少见。《吴有如画宝·风俗志图说》中记载了宁波的一场洞房悲剧——宁波某男子潜伏洞房之中，闻新郎解衣声，新娘脱履声，禁不住暗笑，被新人发现，新郎一气之下用剪刀将听房者扎了个血肉模糊。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燕地风俗：“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也就是说，在汉朝的时候，闹洞房至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洞房，新人初夜之所，为何要闹呢？民间自有说法，如“不打不闹不热闹”、“人不闹鬼闹”、“闹得越欢过得越久长”，于是乎，谁不图个吉利，闹就闹呗。
闹房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加上各地风俗不同，形式也就随之变化无穷。不论如何变化，都与性启蒙有关，以至于“启蒙”不“启蒙”并不重要，毋宁说与性有关。
明朝某地有此婚俗：洞房床上反铺一条花席，需要新娘把它正过来，边翻边有人问：“翻过来了没有？”新娘自然羞于回答，但闹房者一定会穷追不舍，直到新娘红着脸说：“翻过来了！”这大概是闹洞房者有关荤话的最文明的版本了。在这样的场合，黄色笑话自然是可以大行其道了，色情灯谜更是家常便饭。因此，很多羞涩少女在一夜之间成长为凶悍少妇，大概要归功于闹房者的性启蒙。李渔在其色情名著《肉蒲团》中将“看春意（春宫图）、读淫书、听骚声”称为闺房三乐而大肆宣扬。有关“骚声”的说法实在有点过于开放。但毕竟还仅仅是“听”，生怕当事人发现，有些地区闹房居然闹到了“调戏”的程度：明朝四川某地流行的《新房曲》，实在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一看新娘手，二看新娘脚，三看新娘腰，新娘要不亲手送，我们就要伸手掏……”遗憾的是，此曲并未完全流传下来，不过，可以想像，后面的话一定更加不堪入耳。更有甚者，便是发展到了动手摸的程度，被摸者自然是新娘，而新郎官儿纵有千般不悦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15节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1）
——高耸入云的贞节牌坊若不问夫妇之间有无可以永久不变的爱情，若不问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贞操，只晓得主张做妻子的总该替她丈夫守节；这是一偏的贞操论，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伦理。
——胡适《贞操问题》（原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
贞节，不仅仅是贞洁。贞洁指的是肉体上的洁净，而贞节就不同了，是一种法则，一种做人的原则。说白了，就是男人为了防止自家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要求女人必须严格遵守的道德义务。具体而言，女人不能有婚前、婚外性行为。后来，进一步发展为：丈夫生时不得改嫁，死后不得再嫁。后来又发展为：未婚妻未过门时丈夫死了，也要守寡，这叫望门寡，守得住望门寡的，才是千载难逢的好样的女人。中国古代战乱频繁，每次战乱，都有成千上万的未婚女子和已婚妇女为了保守贞节而做了殉情烈女。仅《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入的明代烈女就有三万六千人之多。
男人对于女性的限制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孔子有言：“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这位“有教无类”的老夫子仍然难以解脱对女人的歧视，也难怪后世人以之为金科玉律，争相发挥了。然而，这并没有激发起太多女性的反抗意识。她们在漫长的封建黑夜中恪守着男人们为她们设计好的一切，谨小慎微地打发着日子，不敢越雷池一步地苟活着……
◎ 受人尊敬的班昭
古人对于女性的要求多如牛毛。《仪礼·丧服·传》记载了对女性品行的种种导向性极强的规定，即“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堪称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最无理要求，却被全社会女性所宽容接受，并得以大肆流传。而《周礼》则提出“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进一步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的苛求。
令人费解的是东汉女学问家班昭作的《女诫》七篇，它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连序在内不过1600多字，内容却相当丰富，对女性的要求异常全面，并将“四德”做了注解：“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则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她认为女孩一生下来就要遭受与男孩迥然不同的待遇，睡在地上，拿纺轮做玩具。班昭认为这是妇人的常道。于妻子而言，丈夫是至尊至高的，是天的象征，事夫如同孝子敬重父母、忠臣礼顺君王一样，根本不能有平等之念。所以，她极力鼓吹贞节观念，推崇“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的原则，强调“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这样，贞节就成了班昭高高举起的大旗，从此揭开了大多数女性受苦受难的序幕。
班昭是颇有才华的女性，她的这一怪异举动被后世学者认作自卑所致。班昭的七条原则不惜丢弃人类普遍的感情内容，忍辱负重，不管男性的言行多么荒诞和悖谬，女性也得忍受，曲不能争，直不能讼，以一厢情愿的贞顺不招惹男性的忿怒，处心积虑地维持道义上的名分。
深受时人尊敬的班昭惟恐女子不守妇道，在《女诫》序言中申明了著书的本意。字里行间所见到的都是女人的自卑。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