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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当即绝声……
清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闻见偶录》，也有这样一则《蛙教书》。看来，清代中后期，此类“弄虫蚁”是很多的。至清光绪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桥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只青蛙作的这种“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表演。更为奇绝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记述过：
北京市上有人携一十二孔的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细杖敲蛙首，蛙则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调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见闻录·奇技》又记：
又见一人以蝦墓，小者二十四只，大者一只，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亮。
其蝦墓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张，出纵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则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挝鼓，蝦墓声应拍不乱。
这样的表演多了之后，便加入了竞赛的味道，于是，渐次发展到赌博的境地。而其中的代表动物就是鸡、鹌鹑、蟋蟀。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描写贫困的王成，见人斗鹌鹑，一赌数千，便训养了一只鹌鹑，走上街头赌酒食，每次都赢，半年便积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秦王府邸战胜了“玉鹑”，大秦王要买下他的鹌鹑，王成出价千金，大秦王认为不值，王成却说：“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数金，易升斗粟，一家十余食指，无冻馁忧，是何金如之？”最后王成以六百金与大秦王成交，他凭靠卖鹌鹑的金子，治田百亩，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清代孙佩《苏州织造局志》对斗蟋蟀形容得有声有色：
吴俗每岁交秋，聚斗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择旷僻之所，搭厂排台，纠众合斗，名曰“秋兴”。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辏，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闾辍！ �
正因斗鸡、斗鹌鹑、斗蟋蟀有厚利可获，所以人们无不精心饲养调教鸡、鹌鹑、蟋蟀，由此产生了一门研究鹌鹑、蟋蟀的学问。更有人堂而皇之地著书立说，譬如清人程石邻所著《鹌鹑谱》。此书条理分明地讲述了斗鹌鹑的“相法”、“养法”、“洗法”、“养饲各法”、“把法”、“笼法”、“杂法”“养斗宜忌”等等，堪称斗鹌鹑的权威之作。相形之下，斗蟋蟀的书则显得异常丰富，宋代贾似道著有《促织经》，明代袁宏道著有《促织志》，清代陈淏子著有《蟋蟀篇》、梦桂著有《蟋蟀谱》等等。这些著作将蟋蟀在各种环境下的各种反应和表现一一详解，加之文艺家的润色之笔，如今看来，大都是不可多得的科普读物。
◎ 边吃边玩
古语云：吃不言，睡不语。吃饭的时候有太多的言语怕是要因噎废食的；睡觉时说话，定是心情不顺畅所致，是不祥和。
这样一来，吃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该成了一种最索然无味的工作。颇有想像力的达官贵人们岂能甘于这种平淡？后来的饮宴中，慢慢就有了文化娱乐活动的上演，如听音乐、行酒令、观看歌舞表演等。这样一来，不光可以不违古训，还可以得到身心最大的愉悦，增添饮食的乐趣。
唐时，玄宗与后妃经常在兴庆宫内的龙池举行宴会招待诸王。席间乐声欢奏，其中明皇喜爱的乐器羯鼓，声音最为高亢，而其他乐音相比之下则有些黯然失色。为此，诗人李商隐写道：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
一般说来，为了迎合皇帝的好大喜功，宫廷中的侑食之乐，大多是些歌功颂德之作。这一方面是皇帝的需求，一方面也是溜须拍马的臣子们为了谋求一己之私所致。如朱元璋就规定进俎时奏《颐和曲》，撤馔时奏《雍和曲》，到嘉靖年间，有文臣向朱厚熜进献《迎膳曲》、《进膳曲》、《进汤曲》等，得到恩准，后人得此曲谱，鼓而奏之，发现语调平缓、填词谄媚并无新奇之处。让人对这位明皇的审美趣味有了一个贴切的认识。
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一次庆会宴席上曾经导演了一场最为生动有趣的歌舞表演，演员是宫内的娃娃剧团，成员全系皇室子孙，最小的年龄只有4岁。5岁的卫王李范表演了一出《兰陵王》；6岁的楚王李隆基表演了一曲《长命女》；12岁的宋王李成器演出歌舞戏《安公主》；代国公主与寿昌公主对舞了一出《西凉》……娃娃们的精彩表演，使盛大的宴会呈现出空前欢乐活跃的气氛。
第一部分 文化娱乐第4节 爱玩儿的古人（2）…（图）
老赌徒云：“十年能成一学士；二十年难成一老千”。看这位一身二体的大人，可谓官场老千。◎ 曲水流觞：文人的消遣
曲水流觞是文人饮酒时的一种游戏活动。活动规则非常简单：参与者坐于弯曲的流水两旁，酒杯放在船形的载体上，随水漂流，漂到谁的面前，谁就必须取杯饮酒并赋诗一首。
这种文人发明又大肆在文人间推广的游戏颇有市场。历史上许多有名的文人都有过玩这种游戏的经历。
公元353年，书法家王羲之邀约亲友在绍兴兰亭修禊时，共41人参加，一觞一咏，畅叙幽情。此次活动颇有点儿像今天的笔会，活动结束后得诗37首，汇为一册名《兰亭集》；由王羲之作序并书，这就是名扬千古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王羲之后来无数次仿写这篇序言，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当时所写。可见，曲水流觞所营造的氛围之佳，决非言语可以表达。
与此相类似的，酒会上传花，在民间也很盛行，据说是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所创。欧阳修在江苏扬州任太守时，建造了江南有名的平山堂。每逢夏天，太守常携带宾朋到此宴饮，并专门差人从邵伯湖折取荷花百朵，分插四座。游戏开始时，便命官伎作乐并以花传客，当乐声戛然而止时，花在谁的手上，谁就认罚，必饮酒作诗。
相传李清照与赵明诚两口子闲来无事，还会仿这种形式开家庭笔会。想来也是别有趣味。
饮酒赋诗的形式也经常被打破，改为行酒令。行酒令时多作对联，出联后如对不上或对得不工稳，则算输，进而罚之以酒。这从内容上比起诗歌来自然是简单了许多，参与者也就随之多了起来。《红楼梦》第四十回中，就描写了鸳鸯三宣牙牌令的趣事。这次酒会不仅太太、小姐、丫环们参加了，连大字不识的刘姥姥也对出了大火烧了毛毛虫、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等谐句俚语，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 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20世纪初的上海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传说浦东有个土地庙对赌徒来说比较灵验，如果年轻女子前去寄宿的话，神灵会在梦中给予指示，转天去赌的话，按照这个指示投注的八九不离十都能赢。信以为真的丈夫于是便极力鼓动妻子前去试一试。妻子虽然找到了那座建在荒郊野外的小庙，但是却在留宿的时候遭到兵痞的强奸。当她狼狈不堪地逃回到家中之后，丈夫首先不是安抚受到伤害的妻子之情绪，更没有想方设法去惩罚作恶之人，而是急急忙忙地催问神灵给了她什么指示。伤心万分的妻子悲愤地骂了一句：“你这个乌龟头！”丈夫大喜，以为这是昨夜妻子得到的神灵暗示，竟然真的跑去买了个乌龟注。赌博赌到如此境界，也确实不易。有道是：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做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说来，这麻将的历史也着实不短了。麻将牌也作麻雀牌，是由纸牌衍变而成的中国民间传统游戏玩具，并结合了唐代叶子牌、宋代轿夫牌、唐字牌、明代马吊牌、清代默和牌的部分特点，一直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前，才最终成为现代麻将的范本及模板。整套麻将牌由外盒、牌块、骰子、筹码、位置牌等五部分组成，全副牌共有144张，按照牌面图案和标记，分为纹样序数、方位、季节、文字、植物等五类符号组团，由一筒至九筒36张筒牌、一条至九条36张索牌、一万至九万36张万牌、东南西北16张风牌、中发白12张剑牌、春夏秋冬梅兰竹菊32张花牌组成。在竞赛的时候，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参加的4个人分坐在东西南北4个方位，集中抓取17张基本牌后，按照吃、碰、岔、杠和自行替换的方式，以各类牌型的收集程度作为单局输赢依据，以和牌数量的总数和规模的大小决出胜负。
在民间的传说和野史中，麻将牌上标识的每一个细节都各有出处。譬如说，最早麻将牌面上有“公、侯、将、相、文、武、百”等七个字，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所忌，大有下谋犯上、玩弄长官的意思，因此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禁忌游戏。道光年间浙江舟山有位叫陈渔门的普通群众，私下里将“公、侯、将、相”改为“东、西、南、北”，将“文、武、百”改为“中、发、白”，这种大胆的革新使濒临灭绝的麻将重获新生。而骰子本来是单独的一个游戏品种，被吸收加入以后，更以其投掷概率上的随机特点强化了麻将牌游戏的公平性。它最初是橄榄型的，到了三国时期，曹植将其改做立方体，并在六个面上分别镌刻上一点到六点的标注。现在的骰子有两种颜色的点数，即一点和四点为红色，而其余的都是黑色，其颜色的变化与唐明皇有关。传说唐明皇和杨贵妃都酷爱骰子游戏，一次该轮到唐明皇掷骰子的时候，惟有两粒骰子均为四点的时候，才能够赢了杨贵妃，唐明皇在转动的时候就不停地喊“双四”，待骰子停下来的时候果然出现了两个四点。唐明皇见此情形以为吉兆，遂令太监高力士将所有骰子的四点都涂饰成朱红色，后来又将与四点对应一面的一点也涂成了红色，此说引发民间仿效并一直流传至今。
进入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