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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舒婷回到厦门。路过的人，经过的事，风一般飘散而去，曾经努力追寻的终点竟然就是起点本身。在曾经熟悉而今陌生的城市里，写诗的手干起了泥水工、挡纱工、浆洗工、焊锡工和统计员。这还是较早返城的幸运儿，越到后来，知青回城就业，已是许多城市的头等难题。
该受的苦受够了，该挨的骂挨得够多了，不该遭受的尴尬、侮辱都经历过了。拖着瘦弱的病体和永远蜕不去的满手老茧，终于，杨锦麟被知青大回城的潮汐冲回了岸。
妈妈清楚记得，儿子离家下乡，出发那天，正好是他十五岁的生日。一晃八年过去了，杨锦麟最大的收获只有“ 备受折磨的身体”。岁月的磨砺，年龄的增长，“ 外面的事情很精彩”，但在杨锦麟却无能为力，感觉也变得粗糙起来，好像沉睡了八年。八年后，离开知青点回城的情形，杨锦麟竟是一片模糊。
离开的日子，伤痛和忙乱交织着，杨锦麟依稀印象就是把自己平时睡的床板锯了，钉了个箱子。一只木箱便装载了杨锦麟八年广阔天地的全部。
1977年，杨锦麟病退回城，回到了久别的厦门。前方一片空白。
二、街道临时工，穿行在下水道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历史，每个人都有其特有的感悟方式。对那样一出人生序幕的记忆，无疑是这一代人无法褪去的鲜明的生命烙印。
几近破产境地的知青们一批批回乡，他们的物质状况如同他们的精神一样受到重创，生存压力再一次抛向他们。有这样一个梦，许多回城知青都做过，而且不止一次，千辛万苦重新得到的户口簿突然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回来；醒过来，原来又是一场梦——对返城的知青来说，再次落户城市是他们的命根。
有过那段经历，回城知青们集体发誓，“ 撒尿都不朝着那个方向”。
“ 他相信已把记忆的灰烬抛入大海。”返城回乡，卸掉了一切包袱，包括历史的重负，杨锦麟和他昔日的农友们同时变得一无所有，首先是工作。知青们发现，厦门已人满为患，城市不堪重负。
从出发到归来，八年过去，待业青年是杨锦麟回城后的第一个身份。
手停意味着口停。“ 待业”的杨锦麟挑石头、清理下水道、挖污泥……各种各样的苦活累活，他全干过，不亚于在农村插队那会儿。
一起返城的农友，格瓦拉式的冲动，有人深情地讴歌吟咏：“ 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有人甚至选择了重返“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而杨锦麟却以他的固执，再次拒绝。
白天退去了。海风轻吹，海浪拍打着城市的夜晚，月光温柔地洒下，杨锦麟骑着自行车，在厦大礼堂和城里任何一家电影院之间来回狂奔，传递拷贝，跑片子。这是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杨锦麟又给自己多找了份活计。
电视，那个时候远没有今天这样普及。而看电影却是城市里最常见的娱乐，准确地说是寓教于乐的方式，就连找对象谈朋友，许多都是从电影院开始的。那个年代，解禁的老片子、新拍的国产片，还有进口片，蜂拥而至，电影院异常红火，就连《大众电影》上一张男女主角接吻的外国电影剧照，都可以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大论辩……
杨锦麟二十有四，已是适婚年龄，照理也该谈谈对象了。而杨锦麟此时此刻一门心思只有生存，哪来的谈对象……每个白天都在城市下水道里清淘污泥，在大街小巷里修整路面，每个周末的晚上，杨锦麟载着电影胶片盒，飞快地穿行在厦门的马路上，却不曾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从头到尾看一部自己送来的电影。
对他，生存才是一切。
这是一个饶有韵味的场景，完全可以这样展开：天逐渐地暗下来，烟霞浩淼的海面包围着鹭岛，远远近近的汽车喇叭高一声低一声叫起来，自行车飞快穿行在街道，街灯透过斑驳的枝叶，投向瘦弱的身影。
电影院的工作，那时也是颇有些小特权的。给弟兄们搞几张免费的电影票，不在话下。尤其遇到内部放映或是新片子首映，拨开拥堵的人群，在一片艳羡的目光中，堂而皇之进场的那一刻，杨锦麟的快意简直就要爆开来似的。
偶然间，这个骑车送片子的年轻人也会想起，下乡时，三个月看一场电影《地雷战》，再三个月，电影队又来了，还是《地雷战》，记得曾经有一年，连着看了三次《地雷战》，最后连电影台词都可以倒背如流，电影演员嘴巴还没张开，晒谷场上就出现众口一词、脱口而出的奇观。最令人陶醉的电影画面，是《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白天鹅起舞，模模糊糊的芭蕾舞演员的超短裙，引入遐想；瓦西里和列宁的女管家拥抱亲吻，则是百看不厌的经典画面……
日复一日，平淡而忙碌的生活，平实而简单的幸福，这不正是自己在插队时日思夜想，经常从睡梦中都会笑着醒来的日子吗？可是，杨锦麟内心的不安分似乎又开始躁动起来。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我要读书
三、“ 我要读书”，二十天临阵磨枪，命运改写
社会历史的运作如天道无情，在惊天动地的变革面前，个人是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那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无情地侵入个人的世界，不由分说，将个人裹挟而去，不知疲倦地斗私批修，莫名其妙地气壮山河。杨锦麟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掌股之间，自我的命运根本无从掌握，个人世界的安稳难以守护，弱冠之年，便饱尝生活艰苦的杨锦麟，不由得对个人前途命运生出种种惶惑、迷惘之感。
重新回到美丽的厦门，往昔的足迹随着尘土淹没，重新拥有家庭温暖，丰饶的大地给正在精神和肢体恢复健康的回归者杨锦麟输送精力。人终于回来了，可未来在哪里；旧船沉没了，新的彼岸又是什么。杨锦麟的思绪恍惚起来，像寂寞雨夜，恍恍忽忽的街景一样。
为生计、为糊口奔波忙碌，杨锦麟从未有过自怨自艾，可他并不甘心。作为一个被放逐者、受难者，他只有再度出发，自觉地更新，迎接挑战。命运似乎又在向杨锦麟招手了，但机会并非唾手可得。时间来不及让杨锦麟停下来思索、体认。
转眼到了1977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学停止推荐入学，此举意味着被废除多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重新恢复。信息表面含义的确如此，而背后所传达出的丰厚内涵，怕是只有过来人才可能真正体味到。
第一年，杨锦麟的报考愿望未得到街道允许。到了1978年夏季高考，等杨锦麟好不容易终于争取到报名机会，离考试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二十多天，美其名曰是复习应考，可许多课程对仅仅初中毕业的杨锦麟而言，其实压根就未曾学过。
说起高考，还有一段小插曲。“ 张铁生起事那年，我本来也准备参加考试的，数理化还补到高一，全是利用双抢的丁点闲暇时间。每天，几个同学走十几里路，聚在煤油灯下一起补习，结果出乎意料，他们答不出来的题，我都答对了。他们的学历可是都比我高啊！”杨锦麟并不讳言，自己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却是不完全的中学学习。正如同时期的北京下乡知青王小波所言：“ 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青年是很够格的（王当时是十六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回城的时候，杨锦麟连自己那张初中文凭都不见了踪迹。
天海相连的低空，厦门天气出奇的闷热。
准备高考最后冲刺的日子，杨锦麟精神高度紧张，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十几个小时，过度用脑不说，还要饱受空气潮湿和令人绝望的高温折磨。那时候，不要说空调压根听都没有听过，就连风扇，杨锦麟一家也是在他考上大学多年以后才奢侈地用上的。扇扇子只会浪费时间，再热再闷也只有硬撑着，用杨锦麟的话说，最后连裤裆都捂烂了，可真叫是苦不堪言。那时候的杨锦麟瘦得可以飘起来。
…………
三天考试结束，接下来的等待更令人焦虑，忐忑不安，忧心忡忡。毕竟只是三年初中学历，外加没完没了的运动和八年战天斗地。第一次参加高考，把握究竟有多大？那个盛夏前途难卜。杨锦麟心里似乎也未见得很有底，他几乎做好了再一次考试的准备。
其间，杨锦麟和几个待业青年，拿着街道办事处给的两万块钱，筹备起一家工艺美术厂。筹办期间，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是用简单的拍摄照片方式，将大陆流行的电影歌曲和电影明星冲洗成一张张的照片，然后拿到厦门大学摆地摊，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 兜售”。那是一个精神饥渴的年代，即便只是一张简单不过的套色图片，也是难得的精神产品。“ 那会儿，卖得真快，就靠这个养活了数十个待业青年。”工艺美术厂筹备的第二年，为了迎接当年的春季交易会，同伴们研制出仿古的屏风装饰画，参加春季交易会一下子就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定单。
算是对街道办事处和一群参与创业的同伴们有一个交待。回到厦门之后不久，录取通知书终于盼来了。
在此之前，杨锦麟曾经给厦门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和历史系主任陈在正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渴望读书的强烈意愿。时至今日，杨锦麟还记得信的最后，真真切切写的是“ 我要读书”。自学成才的大陆军旅作家高玉宝在描述自己童年失学惨痛经历的大声疾呼，居然成了杨锦麟和所有当时的中国年轻人共同的心灵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