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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我们的下一站是伊朗，早就知道女性在当地的公众场合不得露出头发，不能穿显露身体曲线的衣服，我不如就穿这几件长袍，既入乡随俗，又不至于从头到脚一袭黑纱那么压抑。
一走上德黑兰的街头，我就发现我的回头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我没有飘飘然。我知道，并不是我倾国倾城，而是我的打扮实在怪异。伊朗妇女大都有一张美艳无比的面孔，只可惜，浑身包在一团漆黑的颜色中，看多了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如今，黑沉沉的大街上突然站着个头扎淡粉色头巾，身披天蓝大氅的外国女人，难怪伊朗人民多看两眼呢。我知道自己的打扮在宗教风气浓厚的伊朗显得有些疯狂，可我实在无法忍受穿衣打扮都要被别人严加管制。
当我站在德黑兰的街头，宽宽的裙摆被风吹起，我会得意地想：“这是我的fashion statement（时尚宣言），也是我的反抗方式。”
很奇怪，在伊朗的10天里，摄制组的女孩子都变得脾气暴躁，我更是像个二踢脚，一点就炸。
一天晚上，大家决定到德黑兰一家中餐馆去打打牙祭。
一走进挂满红灯笼的餐厅，我就兴奋得忘乎所以，一把拽下了包在头上的围巾。同行的几个女孩子看看我，也都扯掉头巾，大家一边落座，一边嘻嘻哈哈地说：“在中餐厅，是不是就和在中国使馆一样，咱们可以自由了。”
正说着，一个黑黑瘦瘦的伊朗老头子走过来冲我们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堆话。他系着白色的围裙，显然是餐馆的服务员。老头说得很是激动，干枯的手不停地挥动着。突然，他伸出手，一把抽起编导张力搭在椅背上的头巾，劈头盖脸地就往她的头上蒙。我的火噌一下就起来了：
“Dont touch her！”（别碰她）
我的声音之大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老头也愣住了，他的双手僵在半空，一动不动地呆了几秒钟，然后放下手里的头巾，脸色和缓了很多，指指围巾，再拍拍头，那意思再明白不过。
我狠狠地盯着老头，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You！ Leave us alone！”（你，别来烦我们！）我冲老头一挥手，他张张嘴想说什么，然后叹口气走了。
我一个人又运了半天气，还是重新包上了头巾。
离开伊朗回香港，我乘坐的是阿联酋航空公司的班机。一走进机舱，我立刻问笑容可掬的空中小姐：“请问，我可以摘头巾吗？”
“当然！”
我恶狠狠地拽掉围巾，心里禁不住高喊：“解放了！”
现在，这几件五颜六色的衣服还挂在我香港的衣柜里。除了万圣节的化装舞会，我想不出任何可以穿戴它们的场合。
生活中，我算是个中规中矩的人，穿衣打扮喜欢得体而不张扬的风格（在伊朗时的疯狂完全是被环境逼迫而产生的逆反，所谓偶尔露峥嵘，不代表我一贯的表现。）这使我在着装上很少犯错。
不过，错虽然不犯，丑可是出过。
我意识到我的左肩膀已春光乍泄
“千禧之旅”结束后，凤凰在深圳“世界之窗”举办了一台晚会。许戈辉、我、吴小莉等6个走过“千禧之旅”的女主持人分别上台讲述了沿途的见闻和感受。当晚，我们都身着亮丽晚装，雍容华贵的形象和旅途中的风尘仆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穿的是一件紫红色曳地长裙，领口开得很低，正好包住肩头。那一阵，“千禧之旅”一路劳顿让我瘦了不少，晚装穿在身上松松的，好在裙摆宽大，看不出来，只是肩膀那老要往下掉。
那天，我在台上讲了在巴格达的儿童医院见到的绝望的母亲，讲到了在美军的轰炸中失去9个亲人的老妈妈。我讲得非常投入，一只手不时地比划着加重语气。说着说着，我觉得左边肩头的裙袖在慢慢地往下滑，我试着端起肩膀，想把它撑住，可还是无济于事。我意识到，我的左肩已经春光乍泄了。好在只是稍稍露了肩膀，这种尺度我能接受，想必观众也能扛得住吧。
晚会一结束，一直坐在台下的柯蓝跑到后台找我。一见我，她就挤眉弄眼做昏倒状：
“天哪，全国观众都精神崩溃了。我眼看着你的裙子不断地往下掉，我就在心里一个劲地念叨，‘往上走，往上走。’可你的香肩还是露了出来。告诉你，你在台上说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光注意你的肩膀了。”
文涛正站在一边，一听说我在台上颇为暴露就对柯蓝正色到：
“你看你，鲁豫难得一露，我要是你，就在台下带着大伙一块喊‘往下掉，往下掉！’”
从此以后，每回上台前，我都要服装师把我前后左右打量个够，才敢登台亮相。
我爱菲佣
Nanette该不是对我四两拨千斤，不动声色地改造我的懒惰的毛病吧？
我的朋友说我有菲佣情结，她说得有道理。
1994年第一次到香港，礼拜天去逛中环，吓了一跳，大街上坐满了人，全部是来自菲律宾、泰国一带的妇女。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可看看每个人脸上都欢天喜地，一打听，才知道是每个周末菲佣们例行的聚会，风雨无阻。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她们。想想看，人在他乡，做着最琐碎的事，却还能保持这么健康快乐的心态，多么难得。
1996年初，我加盟凤凰卫视，把家安在了香港。踏踏实实住下来后，我急着找一个钟点工，帮我打扫房间。从理论上讲，我反对好逸恶劳，认为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但实际上，我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丑话既已出口，我也不怕告诉大家了。我高中、大学都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短短两天时间，却足够我把家里折腾得天翻地覆，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个烂摊子让爸爸去头疼。可怜的爸爸，礼拜一开始收拾心情整理房间，一直忙到礼拜五。家里好不容易有些新气象，爸爸又要兴高采烈却也提心吊胆地等着我第二天再回家。）不请工人，我的日子肯定没法过。
虽然对菲佣充满好感，可我总觉得请个本地人比较方便。于是，我雇了曹太。
曹太是香港人，长得很富态，神情中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味道。她的神奇之处在于，每次打扫完毕，我家里窗不明几不净，还总像经历了一场浩劫似的。我不妨举些例子：
实例一：一次曹太为了擦窗子，登高作业，结果踩碎我圆桌上的玻璃一大块。
实例二：清洁洗手间，冲厕太过用力，结果水箱流水不止，以致水漫金山。
实例三：清洁厨房，不慎打碎饭碗若干，其中包括我千辛万苦从东京一路捧回来的日本瓷汤碗。
实例四：整理卧室，不慎将电话线从墙上拔出。我不知原因，以为电讯公司不仁，无缘无故终止服务，还三番五次骚扰香港电讯公司。
以上种种，不胜枚举。但曹太的威严，让我总是乖乖地原谅她。不仅不用她赔钱，对她后患无穷的打扫，我还要付出每小时60港币。
也不知曹太有什么魅力，让我对她念念不忘，半年后搬家，我居然还打电话再请曹太出山，却被她拒绝了——她已辞去所有工作在家专心带小孩，做她的师奶。苦命的我，只好开始疯一样地再找钟点工。
正所谓否极泰来。在我焦头烂额之际，朋友给我介绍了Nanette，和曹太相反，Nanette长得纤细，讲话轻柔，一口一个“Yes； Mam”，让我颇为受用。Nanette的好处我就不讲了。总之有了她，我的生活开始新天新地。
但是，人无完人。Nanette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从不乱扔东西。过期的书报杂志，没用的纸片全都铺平叠好。我好几次鼓励她工作要大胆，该扔的就扔，再一想，也着实难为她。她是菲律宾人，平时和我讲英语，看着满眼的中国字，哪敢乱扔。于是，我改用实际行动启发她。凡是不要的东西，我一股脑堆在地上，上面再扔些揉皱的报纸，撕碎的塑料袋。这一招也不太管用。每一次，Nanette都细心地扔掉垃圾堆最上面一层垃圾，其余的，又被她整整齐齐地放回书桌。几次下来，我彻底认输，任由家里慢慢变成一个资料库。可时间一长，我又忍无可忍了。你不扔，我扔。不要的东西，我亲自出马，丢到垃圾房。有时想想，Nanette该不是在对我四两拨千斤，不动声色地改造我的懒惰的毛病吧？
我有一个习惯（说毛病恐怕言重了），衣服哪怕在身上只穿10分钟，也算穿过一次，要洗一洗才行。于是，我的床上、椅背上堆满了匆忙换下的衬衫、长裤。Nanette却认准一点，只有放进洗衣篮和洗衣机的才是要洗的脏衣服。于是，每次回家，我都发现，早上还摊在床上准备第二天再送干洗的长裙不见了踪影，原来又被Nanette挂回了衣橱。一开始我还力图纠正她的错误，但她手脚麻利，让我防不胜防。到后来，我被她彻底搞晕，完全分不清哪些衣服没洗过。这下可好，我觉得自己每天都穿着脏衣服。结果，绝对出乎意料，我爸十几年来孜孜不倦要帮我改掉的乱扔衣服的毛病，Nanette不动声色几个礼拜就帮我纠正了。现在，衣服一换下来，我就主动地扔进洗衣篮。
谁说菲佣只负责打扫？对我而言，她们还是改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除了Nanette，我还爱上了柯蓝的菲佣Sasha。
Sasha二十出头，样子甜美，微笑时两只大眼睛总是羞涩地垂下。在香港多年，Sasha能烧一手不错的中餐。周末只要我在香港，柯蓝总是要我去她家，让Sasha烧饭给我们吃。
我很怕胖，所以平常总是多吃菜、少吃肉，朋友们都说我是兔子。柯蓝是这样对Sasha介绍我的：
“鲁豫不太吃肉，她喜欢青菜和豆腐。”
Sasha很乖，我每次去，她都把自己变成功德林素菜馆的厨师，不是豆腐炒香菇，就是青椒炒土豆。天知道，我只是吃肉比较少而已，但并非一点肉味不沾哪。
柯蓝兴致勃勃地向我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