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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八日，即正式宣布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天。厄内斯特故意显得谦虚和庄重。在宾客如云的芬卡庆祝会上，哈威布莱特从纽约打电话要求厄内斯特对话。
“请你告诉我，在一九○一年设立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作家中，你最愿意把你的获奖让给谁？”布莱特问。
厄内斯特毫不犹豫地说，“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就美国而言，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都没有获得这项奖。一些比他们更著名的作家也没获得这项奖。如果这项奖能授给艾萨克迪尼生和伯那德·伯伦森，那我就很高兴，因为他们都致力于以绘画为题材的创作上；如果这项奖能授与卡尔桑德波格，那我是再高兴也没有了……我非常尊重瑞典科学院的决定，并引以为荣。因此，我本不应发表这一类的意见和看法。不过，无论是谁获得这种荣誉，谁都应该特别谦虚。”
“说得好，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布雷特说。
“你认为说得对吗？”
“我认为你说得很对，”布莱特说，“你的意见太好了，我很喜欢，海明威”。
厄内斯特挂上电话，用手抹了一下额头微微冒出来的汗，转身回到庆祝会上。后来他解释说，那天上午他想要表现得高尚大方。他感到高兴的是，他承认三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文学事业的老作家比他高明。在一天之内要使三位年龄比他大的人感到高兴，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厄内斯特寄来正式的嘉奖状。厄内斯特看了心里很不高兴。虽然嘉奖状中表扬他的作品风格泼辣有力，作者精通现代文学艺术的表达法，但也指出他早期的作品具有残暴、愤世嫉俗和冷酷无情的特点。根据规定，获奖作品内容必须具备一种美好的理想或远大的抱负。嘉奖状中还谈到构成他对生活的基本观点，对人富有同情心和敢于冲锋陷阵，不怕困难的精神，对于在这个充满着暴力和死亡的世界敢于为正义而冲杀的人表示敬佩之心。总之，这个小小嘉奖状读后令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厄内斯特有点不情愿地接受它。
两天后，正式宣布了发奖。厄内斯特对小查理士斯克里布纳说，那件噜嗦事幸好结束了。为了这件事，他中断了写作，私人生活受到干扰，引起了许多令人厌烦的社会交往。当然，那张三万五千元的支票可以帮助他偿还部分债务，特别是偿还期限过了很久的一笔从赛缪尔那里借来的贷款。至于那枚精致的金质奖章，他不知道要怎样处理才好。有人称它为“瑞典奖金”，厄内斯特为了表示自己的慷慨大方，他准备把奖章送给埃日拉庞德，但转念又觉得不妥。有一段时间他把它丢在芬卡家里的首饰匣里。最后他将它送给古巴国家圣教，永远放在古巴圣地亚哥的圣母神殿前。
十一月，厄内斯特接到美国驻瑞典大使馆从斯德哥尔摩的来信。信中说，美国大使约翰·卡波特从报上获悉海明威先生因身体有恙，不能亲自到瑞典领奖。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美国大使将代他领奖。但诺贝尔基金会主席斯坦尔表示，希望海明威先生随信寄上一篇简要演说稿，以便在会上宣读。
厄内斯特欣然同意。于是写了下面这篇演说词：
瑞典科学院全体成员，先生们，女士们：
我不善于辞令，也没有多少话可说。谨衷心感谢阿
尔弗雷德·诺贝尔委员会诸位委员们如此慷慨地授予我这一奖励。凡是知道比自己更著名的作家没有机会获得此项奖励的作家，一定会怀着十分谦恭的心情来接受此项嘉奖的。关于这些伟大的作家的姓名，我想，在此不必一一列举，因为与会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所知和良心列出他们的姓名来。同时也不可能要求我国的大使先生在会上宣读一篇能充分表达一个作家内心所要说的话的讲稿。一个人所写的东西不一定能立刻被别人领会清楚，但有时候是可以做到的。不过最终是会十分清楚的。根据这种情况和作家自身所具备的才能，他或者流芳百世或者昙花一现。尽管人们能为写作列举许多优点，但它终归是一种孤独寂寞的生活。有人试着把作家组织起来以减轻他们寂寞之感。我觉得那样不一定能提高写作质量。一个作家生于集体社会之中，当他过着孤独生活的时候，他的作品的质量常常受到影响。由于作家是单独地进行工作，因此，如果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就必须面对永恒，否则每天都会走下坡路。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写完一本书只是标志着他要写出更高水平的书的开始。作家应该写他从未写过或别人写过而失败了的东西。这样有朝一日，机会到了，他就会成功。如果文学作品只是把人家的名作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写过，那是太容易不过了，因为在我们前头已有很多伟大的作家，他可以不要别人帮助，任取所需。作为一个作家，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作家只写出他所要说的话，而不是去讲他所写的东西。请允许我再次表示感谢。
十一月十七日，《纽约时报》记者罗伯特孟林采访了海明威。海明威对罗伯特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自然十分高兴。可是，消息传来时，我正写得入兴。如果因得奖而影响写书，我宁愿不得奖。”他在回答多曼奥哥旺将军的信时说，“瑞典的事”他一点也不受感动。这种突然而来的群众性事件，紧跟在飞机发生事故之后，实在使他受不了。“这种喧喧嚷嚷的场面，我一点也不喜欢，”厄内斯特说。为了避免工作再受影响，他和玛丽驾着“彼拉”号很快地出海去了。圣诞节前几天，他们返回芬卡，发现“瑞典奖金”一事余波未平，还有很多人前来向他道喜。二十二日，他正在剥鱼破龟放进冷库的时候，葡萄牙和中国的总领事专程拜访他。“我用那只散发着海龟和鱼腥味的手同他们一一握手，祝他们平安。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快乐，”厄内斯特说。
一九五五年开头五个月厄内斯特的主题歌仍然不变——备受来访者的烦扰，受尽痛苦的折磨。转眼新的一年又要到来了。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很早就上床休息。这次他并没有喝酒。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自己的脸部和胸部长满了红点子。开始，他以为是过去患的丹毒又复发了。两个星期后，他写信告诉小查理士斯克里布纳，他的身体健康仍然不很好。自从那两次飞机出事后，他的背一年到头都是酸痛的。他写信给阿德里安娜，用十分罗曼蒂克的口吻对她说，为了防止因疼痛使他神经失常，他有时还是写点东西。二月中旬，玛丽的父亲去世，她回家去办丧事。玛丽不在家，厄内斯特更感到凄凉。群众的来访平添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每天工作一做完，他唯一的要求是静坐休息，恢复疲劳，他压根儿不想解释或讨论任何事情，更不愿意象展览会上的大象站在那里供人观赏。
四月六日上午十点左右，厄内斯特正在工作的时候，门口来了四位普劳斯顿学院的二年级学生。他告诉他们他得靠写作维持生活，请他们先到游泳池那边坐着，等他完成工作任务再来找他们。他打发佣人送啤酒给他们喝，自己准备再继续写作。可是，一时心绪凌乱，坐不下来。索性穿上衬衣走去同那些年轻人聊天。到了下午三时左右，那些小伙子十分得意地走了。隔不到四个小时，一个大学毕业班的学生来找他。那学生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叠手稿，交给厄内斯特。他一直呆到半夜才离开。这个学生是鲁特格斯创作写作班的学员。厄内斯特在他的稿子上写批语，给那学生讲写作方法和技巧，还借给他二十元作路费回家。
两天后，水牛城一位年轻教授应厄内斯特之请来到芬卡。这位教授各叫弗莱塞德鲁，多年来一直收集海明威的有关材料。汽车司机佐安到阿姆波斯去接他。厄内斯特亲自到门口迎接。后来德鲁描述说，“海明威个子高大，穿一件旧衬衣和卡其布短裤。头发和胡子都已灰白，皮肤暗红色。他同我握手表示欢迎。开始有点不自然，仿佛我是个要人。”他带他看了第一楼的情况，然后陪他到游泳池去。此时，他显得随和了，说起话来也不受拘束。原来，他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德鲁补充说，“动作缓慢，说话速度不快，有点文质彬彬的味道。”他对人很和气也十分虚心，他的嗓子低沉洪亮。他们还谈到阿特金，贝克，方顿和杨教授对海明威作品的评论。“厄内斯特对他们很好，”德鲁说，“但是他认为，作家写书时不应该写活着的人。海明威根本不喜欢杨教授的书，因为杨的主要论点是海明威的书导出创伤……海明威敬佩卡洛斯贝克和贝克的书……但是他的书太难读了，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的，太多象征主义了……出色的作家都不是事前就选好了形象，然后围绕这形象去写的。从一本真实反应现实生活的书中，可以产生出形象。如果不过份强调的话，还可以有利地运用形象。海明威发现方顿的书太过份了。方顿是个令人失望的作家，也是个令人失望的美国情报局调查人员。
这天是星期五，天气晴朗。德鲁提起他是天主教徒的事。厄内斯特说，“我愿意怎么想就怎么做。就我的情况而言，虽然我离了几次婚又重新结婚，我仍然可以参加做弥撒。”他提到那个巴斯克传教士唐·安德雷斯。他说，“他每天为我祈祷，我也为他祈祷。我再不能为自己祈祷了。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我已变得麻木不仁了。”
近些日子来，厄内斯特运动得很少，因而体重又增加了。为了减轻体重，躲避来访者对他的烦扰，他和玛丽乘坐“彼拉”号又出海去了。五月四日返回家里时，他的体重降到二百三十磅，感到精力充沛，连续写作三个星期，把那本关于非洲之行的书总数写到四百四十六页。但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