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任何人都已然处在一定的生存境遇中，并且与这种境遇一道变化。并没有一个可以脱离生存境遇的遗世独立的‘人’等待我们去认识和把握……人这个存在者只能是生存者，作为生存者的人是以‘生存’作为其‘本体论’基础的，也就是说，人以生存来规定自身。”①在一定意义上说，生命的价值只能在生存中去获取，脱离生命去寻求意义就是空谈。当然，人处于实在性的生存中，也需要有超越性的情怀，不能以逃避现实来应对人生的挫折，也不能让自己的理性思考脱离人类前景的轨道。即使是对超验世界的向往，也必须以经验世界为根基，正如对天空的向往必须以地面为立足点一样。
比较起黛玉的“彼岸意识”——“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宝钗有一种强烈的“此岸意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无疑是个很现实的女孩，她立足现实人生，有着商人的务实，善于经纶世务，应对生活，直面复杂景况的挑战，摆平人生道路的沟坎，而且只愿意将此时此地的事情做好，是乐观向上、脚踏实地的，而不像黛玉、宝玉那样眼高手低，异想天开，真切地活在一个“红楼梦”（正是在此意义上，周汝昌认为它应翻译为Red Chamber，而不是Red Mansions，而后者更接近宝钗所说的“白玉堂”）里。宝钗虽没有黛玉的文人风流、诗意人生，但她的此岸意识对于读解整个小说的思想主题同样有着特殊的指导意义。
著名美国华裔学者余英时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存在……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要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②这“两个世界”的说法对于认识《红楼梦》的深层意义，有着一针见血的功效。试想，黛玉的人生指向不正是“乌托邦”，而宝钗的人生指向不正是“白玉堂”吗？从历史的、美学的角度上说，她们二人可谓各有千秋，各有弊端，我们在欣赏黛玉的超越性情怀的同时，也应该对宝钗的世俗性关怀的人生选择给予同样的尊重。
“香丘”是什么？它是葬花的坟墓，也是葬人的坟墓。黛玉常常是透过死亡来思考生存的，她的半生中始终笼罩着死亡的阴影。黛玉将她的日常生活建立在远观式的彼岸世界中，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连史湘云都忍受不了，更何况那些俗气的丫鬟婆子。妙玉可以用佛教的思想压制自己的情思，可以用栊翠庵的门槛挡住外界的侵袭，也可以将刘姥姥用过的杯子扔掉，以维护自己的一方精神净土，黛玉能够吗？天地如此之大，她只能借住荣国府；她吟诗作赋，只能使自己愁上加愁；潇湘馆竹林清幽，那里却是一座“愁城”。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漠漠人间里的匆匆过客，自己必然接受早亡的命运。她似乎活在半空中，不食人间烟火，不带泥土味，就算是与宝玉成亲了，我们也无法想象她会如何迎接成人式的婚姻家庭生活。她的生命似乎只能截止到青春期，或者说是专门为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苦恋而准备的，任务一旦完成，她就只能迅速回到她的应得之所——“香丘”，“一抔净土掩风流”。作为指引现实人生的理想生存空间（肉身的和精神的），乌托邦的存在是必要的，它犹如一个路标，一盏航灯，给苦闷的人以希望，让人们获得前行的内在动力，但是乌托邦不会存在于现实中，人们可以无限接近它，却不能真正抵达它，因而这种理想境界的完美性也预示着其本身的不存在、不可能。试图撇弃纷扰而残酷的现实环境，在自造的大观园之境中生活，这种做法本身就有些类似于唐·吉诃德的大战风车，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乌托邦不能取代现实人生，宝玉却也是一个力图以乌托邦取代现实的人，他明知经营的女儿国最终将土崩瓦解，却执意要过乌托邦式的生活，正如他对袭人说的：“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哪。”这种“疯话”对情致相当的黛玉、妙玉说尚可，对其他任何人说都是对牛弹琴。这种乌托邦式的生活也的确是如头朝地脚朝天，拔着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样枉然。
在灵与肉之间，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偏重于灵的方面。宝玉和黛玉的爱情可以与我国当前“小资情调”的言情小说接轨，他们为爱而苦恼、欣喜，尽管有小打小闹的亲昵举动，却没有粗鄙的肉体欲望，即使是两人同床共枕，也是纯洁得如同尚未品尝智慧之果的亚当、夏娃。过分追求灵的清洁性，没有肉体的交合和基因的互渗，这种精神恋爱注定不能开花结果，传宗接代。
中国文化里是没有宗教性的“上帝”的，有的是“二人”和合状态下的“仁”，因此中国人的“天道”其实就是“人道”，是人际和谐关系的映照，也就不会去追问什么精神的拯救与超越了。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儒家将存在的意向完全集中于“人世间”，拒绝从虚空中寻找人生答案。宝钗就热衷于遵守和构建现实生活秩序，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认真做好自己的每一项事情，在对事物的考虑中，往往也是从现实利益出发。“在中国文化里，现实的世界就是眼前的这个人的世界，个人得救的方式就是能够养活以及安置自己的这个‘身’”③。葬花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在宝钗身上，她可以在诗词里学着写一点闺怨的应景东西，但绝对不将艺术当作生活；宝钗倒可以利用花朵来做文章，她的“冷香丸”就是以花为药，白牡丹、白芙蓉、白梅花都成为制药的材料了。
黛玉和宝玉身上的气质，则更与现代哲学联系上了。哲学中经常要涉及的问题就是“我是谁”，“生存还是毁灭”这样的问题。不同的宗教也都是试图通过对神灵的信仰使人摆脱死亡的恐惧。基督教建构了一个死后的意义世界，佛教也以肯定出世来否定入世，以否定生来肯定死，而儒家则拒绝谈论死后的世界。尽管佛教的轮回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中国人普遍“乐生”，有极少的人是在种种不如意的情况下才会想到出家。贪恋人伦之乐的甄士隐，是在家破人亡后才出家的。而黛玉喜欢说“死”，她也一直生存在死亡的阴影下，这使她游离于所处的现实世界。出世情怀在宝玉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一方面满足于大观园的生存状态，一方面又在忧惧中不断想象其消亡。第27回“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他听到黛玉的葬花词，就浮想联翩：“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由花开花谢，想到人的死亡，乐生之心不再，逃世情怀顿生。人们对死亡产生恐惧主要就在于它突然中断了人的多种可能性，而对生产生恐惧则主要在于人们过分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又预想到美好情境的不再。宝玉对生的恐惧就在于它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此时所满意的一切都可能毁于一旦，对未来的担忧使他无法尽情拥有眼前的幸福。这个悲剧意识也就是红学家唐富龄所说的“瞬间与永恒的矛盾”，“曹雪芹虽然自知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和他所写的《红楼梦》的生活逻辑中留住他所珍爱的少女们的青春和生命，但他从宝玉的个人与感情出发，期望她们在幻化领域（太虚幻境——引者注）获得永恒，以求得自抚性的心理平衡”。④从另一方面说，他前世（石头）关于“在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的愿望，因他企求永恒与超越而注定逃不脱一僧一道劝诫之语的掌心。宝玉的呆性也是其对生存和死亡的困惑（小说中，石呆子因守护古董旧扇子而遭到贾赦、贾雨村迫害的故事，也就喻示着宝玉呆性的现实处境），他的这种超越性思维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只能到青埂峰下寻求解脱。黛玉和宝玉一样不时产生的幻灭之感，也是乌托邦思想本身的虚弱性的体现。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奈，但是她并不想转过身去，自己去创造一个诗意的王国（像黛玉的菊园、桃园或者宝玉的女儿国那样），她知道只要活着就无法与污浊的现实割裂开来，因而喜欢独来独往，顾影自怜。
宝钗就是“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中的一员，对现实的归附使她不想去追求诗意人生。吟诗作赋是《红楼梦》中琐碎日常生活的一种精神调节，显示了荣国府女性生活的“小资情调”、贵族气息，但是王夫人和邢夫人是不做诗的，贾母也不参与这些活动，诗似乎是未婚女子消愁解闷、寻求超脱的专利（尽管李纨和宝玉也参与其中，但李纨是诗社监护人，是青年寡妇，杜绝了男人气的熏陶，宝玉则是护花使者，其身上具有强烈的女性化倾向），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性欲升华说”的一个例证。宝钗决不像其他小姐那样，过着审美化的生活，无视物的重要地位。她也不乏审美细胞，从她对惜春绘画的种种建议中就可以看出，她的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