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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我忽然收到表兄潘际垌从香港寄来一份港版《大公报》，打开一看，在他主编的副刊《大公园》上，赫然有一篇巴金新作《谈（望乡）》，展读之下，真有意外的惊喜。日本电影《望乡》，在北京和上海上映，虽然已经过“手术”，受到观众欢迎，仍然引起不少的波澜，主管部门的官员竟然出面公开反对。巴金在文章里支持电影，批评“禁映”的声浪。他的文章虽只在香港进步报上发表，影响仍然不小。从电影《望乡》这件小事，可以看到他对国家民族所受灾难是那么哀伤痛心，对造成这场旷世灾难的封建专制遗毒和“左倾”思潮是那么憎恨厌恶，更引起我们的心灵的强烈震撼，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无动于衷。这位“不会讲话的四川人”，讲的是发自肺腑的真话，是实实在在的话，是人民群众的心里话。
从《谈（望乡）》开始，到《“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前》、《老化》和《怀念胡风》等篇，巴金先生以病弱之躯，断断续续写了七年半，一共写了一百五十篇散文随笔。老人自谦为“五本小书”，但是实际上它们是一部大书，一部蘸着心头流出的鲜血写成的大书，一部站在历史高度光照时代的大书。五本书都是普通的题目，偶然想到的杂感，文字短小，大部分只有一两千、两三千字，但是，每一本，每一篇，字字句句，都浸透了作家对历史和时代、对国家和民族的真挚的爱和沉重的责任感。读这些散文随笔的感受，不同于读他早期的许多作品，而是他发自肺腑的呼唤，他呼唤我们同他一起，回顾我们大家走过来的崎岖道路，回顾几十年的难忘岁月。他呼唤我们用自审、自省和自责的心情去反思那被扭曲的历史。
后来几年去上海看望巴金先生时，我虽然知道他仍在不停笔地写一篇又一篇《随想录》，也读到那些充满了深刻的真知灼见、洋溢着真挚的人间至情的文章，但为了不引起老人过多的感慨，我有意识地克制自己。然而，每次都是他自己先谈到《随想录》，表示还要写下去，哪怕每天只能写几十个字、一二百字。他还有许多许多心里话要说，还有许多许多债要还。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神情是严肃的、真诚的。他毕生都是这样一个严肃、真诚地对待历史、对待生活、对待朋友、对待自己的人。
《随想录》的一百五十篇文章中，写得最多的是十年灾难，犹如一场长长的噩梦，时时搅乱他的心，搅得他不得安宁。然而，在他笔下出现得更多的字眼，不是控诉，不是声讨，而是——欠债，还债！
人怎么能忘记自己的过去呢？你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难道真是永远正确吗？你难道一生不曾负过债？难道欠下的债就不想偿还？最好还是先来个“小结”吧。
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账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年我们社会上有一种“话说过就忘记”的风气。不仅是说话，写文章做事也都一样，一概不上账，不认账。
屈原在两千多年前悲怆地低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巴金的“欠债”感，正是来源于对人民的深沉的爱。他再三再四地说：“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我常常沉重地想：这位饱经忧患和创痛、为人民贡献了巨大的、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的老人，他到底欠了谁的债呢？难道不正是那些制造十年疯狂、凌驾于人民之上、作威作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欠了十亿人民的债吗？难道不正是那些挥舞着种种名目的鞭子、棍子和帽子，对巴金和许许多多同巴金一样的人进行连续不断的诬蔑、陷构、迫害、打击的阴谋家、刽子手、造谣密告者，欠了巴金的债吗？难道不是那些妄想阻挡车轮前进的螳螂式的小丑们，欠了历史的债吗？
巴金说得好，欠债总是要偿还的。那些真正欠了债的人，不管他们如何费尽心机，终究逃不脱历史的判决，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也还有为数不少的人继续在过逍遥日子，他们不仅不上账、不认账，而且继续增加新的债务，毫不觉得脸红心跳；反而是一位受尽创痛的老人，却在无休无止地、鞠躬尽瘁地还债，这岂非是非真理的大颠倒！
《随想录》从197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第一册，其后二十余年间，陆续出版单行本、合订本、精装本各种版本三四十种，还有英文、法文、日文和朝鲜文译本，总共印了多少册，难以数计。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上已难见踪影，想买也买不到了，若是哪一次书市或者义卖活动中偶尔出现几本，绝对会立刻成为读者争相购买的抢手书。作者用生命写下的书，越过时间的风雨，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愈来愈被人们认识，愈久愈显出金子般的光芒。
十五年前的初夏，报社老同事离休后应聘到华夏出版社帮助策划编辑出版工作的夏宗禹兄来商量为《随想录》再印一种线装本，作为巴金老人九旬大庆的贺礼。我极力赞同，认为是绝妙的好主意，《随想录》已有过多种版本，只缺线装本了。当时距老人寿辰11月25日只有五个月，我担心地问：“来得及吗？”宗禹兄说华夏出版社全力支持，杭州富阳古籍出版社乐意承担，力争11月中旬成书。这种线装书，若是从经济效益着想，肯定是要赔钱的。但是出版社和印刷厂出于对巴金老人的衷心尊敬，出于对说真话的《随想录》的感佩，义无反顾地承担下来。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真挚的心情，一连串繁琐细致的编辑、校对、照相制版、印刷、装订工作，都在有限的日子里几乎是倒计时地一一有效有序地逐步完成。宗禹兄一次次奔走于北京、上海、杭州三地，仆仆风尘，不计疲惫。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愿：一定如期将这份华礼在老人华诞之日送到他的书桌上。这位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千千万万读者，献给多灾多难的民族的老人，他最需要的不是什么豪华的庆典，不是什么颂词和蛋糕，而是同人民大众心心相印、息息相关的书。
到11月上旬，大家的心愿终于成为现实，新颖的线装本《随想录》如期印出来了，印刷厂派出专人专车，将第一批书从富阳赶送上海，送到武康路，送到巴金老人手上。据在场的宗禹兄电话中告知，老寿星抚摸着书册，连声说“谢谢，谢谢。”兴奋喜悦的心情难以描述。他将第一套样书送给了题写封套书签的冰心老人，嘱咐夏宗禹兄尽快送到北京，他在扉页上写了几行字：
冰心大姊：
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的九十朵红玫瑰，更谢谢您的题字。现在书印出来了，看见您的字仿佛见到您本人，我真高兴。托人带一套给您，请您接受我的感谢，分享我的快乐。
巴金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宗禹兄在电话中转达巴老给冰心老人的信，说将用最快的方式将这第一套书送到北京，希望我尽快送到老人手里。当时尚未盛行快邮专递，他托铁路局京沪特快车乘务组同志带来交给我，我拿到书后，立即奔赴西郊谢府。当时已届九十三高龄的冰心老人前两个月因病住院，才回家休养不久，身体还比较虚弱，一见线装本，高兴得不得了，反复摩挲，不住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她戴上老花眼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巴公在扉页上写的短简，才读一行，抬头问我：
“他怎么知道我要送九十个玫瑰？我的缎带刚刚写好，作协的人明天才来取呢。”说罢，就催家里帮工的那位大姐展开书柜上那两条红缎带，上面写着：
巴金老弟九十大庆
冰心欣贺
老太太童心未泯。她不知道送九十朵玫瑰的信息几天前已经传递到上海了。
巴公在书里夹着一张照片，是当年7月在西湖休养时所摄，老太太将照片竖在面前，左看右望，高兴地笑起来：“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停了一会，又轻轻地说：“他活得太累太苦了！”
我静立书桌边，不禁侧然，默默咀嚼这句话的分量，将心交给读者的人，也必定赢得读者的心。
还是老太太打破屋里的沉默。她将五本线装书翻了又翻，爱不释手，又低声自语：“可惜字小了一些，老年人看有点费劲。”我接过话头：“将来再出一种大字本吧！”可惜这个想法至今也未能实现，我常常想，要是真有机会出一套供老年读者（这样的读者群如今越来越多）阅读的大字本《随想录》，该有多好！
三
晚年的巴金老人，时刻萦绕心头的是两座博物馆。他写文章不断呼吁，在会议和朋友间谈话时一再提起：一是现代文学馆，记载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而灿烂的路程；二是“文革”博物馆，记载中国人民经历的那场旷世劫难。
1986年6月15日，他写了《“文革”博物馆》一文，郑重提出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的希望，他说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他相信所有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练的人是不会沉默的，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害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巴金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定：绝不让我们的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的民族彻底毁灭。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牢记住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况，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这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真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