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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李晓华几乎没有读到什么书。
1969年，李晓华作为知青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他当过炊事员、拖拉机手。在北大荒呆了6年，李晓华转到离家较近的河北农村插队。1978年李晓华返回北京，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烧锅炉的工作，然而冬天一过，他就失业了。之后，他到经贸部出口大楼食堂做炊事员，每天的工作是揉面做馒头。
1978年，李晓华开始做小买卖。边干炊事员边偷偷贩卖电子表。可是他显然没有年广九那样懂得夹缝中求生存，才做了没几笔生意，就因为贩卖16块电子表被有关部门抓获，被判处3年劳动教养。16块电子表，他一共赚了48元！
丟了工作，政治上也再无个人“前途”可言，李晓华遂铁了心干个体户。
1982年初夏，李晓华带着借来的4000元第一次来广州，打算贩T恤衫和变色眼镜回北京，然而，改变命运的时候来了。
广州天气炎热，街头已经有很多冷饮销售点。李晓华被一种新型的冷饮机吸引住了，这种喷泉式果汁冷饮机既时髦、又方便，口感不错，与当时传统的冷饮制作大相径庭。他到处打听哪里可以买这种机器却没结果。
偶然的机会，他跑到广交会参观，发现了一台美国进口的冷饮机。可是有困难，第一价格高，要3500元，第二，是样品，人家不卖。李晓华不死心，花了300多元请代理商吃饭送他们名牌香烟，终于买下这台冷饮机。回到北京，囊空如洗。
李晓华把这台新鲜玩意儿买回后，并没有在北京安装起来，他决心赌得更大。当时北方最知名的海滩旅游胜地就是北戴河，每当盛夏，海滩上人头攒动，个个口渴难耐。李晓华借了路费，开往北戴河。果然不出所料，这台冷饮机在北戴河出尽了风头，人们排起了长队，一杯接着一杯地购买着这种5毛钱一杯的冷饮，一个夏天的火爆，李晓华赚了十多万元。
回到北京，李晓华干的第一件事是把他的冷饮机高价卖了。朋友们都大惑不解，李晓华说：“明年的北戴河，将会涌出至少100台的冷饮机。第二年，他特意请了朋友们一起去北戴河玩，果然，海滩上冷饮机遍地，个个生意惨淡。”
告别冷饮机，李晓华又瞅准录像机，在秦皇岛与人合作开设录像厅，以一台录像机和一个大屏幕投影机，当地人那时没见过这个新鲜事物，10块钱看一场香港武打片，天天排队，黑市上炒录像票。这把，他赚了100万。
1984年，当柳传志、张瑞敏、王石这些“大人物”还刚刚起步，开始创造后来的“伟大事业”时，凭借一点超前的眼光和智慧，以及随时敢倾家荡产豪赌的勇气，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李晓华已经开上了奔驰轿车，后来更买了北京第一辆法拉利。
个体户群体人数极大，后来选择的道路分岔也极多，但大多数都有个共性，就是胆子大，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冒着被抓被罚的危险，从法律和政策的夹缝中起步，并且抛弃了社会上主流价值领域甚为重视工资、劳保甚至是城市户口，属于“砸碎了枷锁，就拥有了世界”的一族。
再往下说李晓华的故事，虽然已经不算个体户的行列，可是对观察个体户兴衰变迁仍然很有意义。
1985年，李晓华东渡日本半工半读。李晓华事后告诉采访他的记者，他到日本根本不是为了读书，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去学习日本的经营思想，了解国际商情，以便今后能在世界经商舞台上一展身手。他到日本后，没有到联系好的东京国际学院登记上学，而是到中华料理店打工涮盘子。在饭店干了一段时间，学会了一些日语后，他又到日本人开的商社去打工，学习以精明著称的日本人的经营之道。
1986年，李晓华正式开始在日本做生意。当时国内有个“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很有市场，便想成为日本的产品代理商之一。他先以普通人身份上门联系了两趟，都被101的工作人员挡出，第三次开了奔驰上门，也不谈生意，而是问工厂有什么难处要解决没有，对方说有些员工上班路远，想弄个班车。第二天，李晓华送了两辆客车上门，代理权立马到手。这种被称为“东方魔水”的东西，在中国的出厂价才十几块钱，到日本能卖100多美金，还供不应求。从此，李晓华从一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散兵游勇式个体户蜕变为一位有全球商机嗅觉的商人。
在日本掘得第二桶金后，李晓华在香港建立起华达集团公司。自1990年起，李晓华先后在北京、天津、山东、吉林等地，办了12家三资企业，业务范围涉及精细化工、卫生保健、家用电器、机床机械、食品饮料、运输、建材等多个领域。
这个中国商人最鲜明的特点还是敢于豪赌。在马来西亚，他曾拿出全部资金，又以房子作抵押获取银行贷款，以3000万美元的代价拿下一条公路的筹建权。可是他没钱造，更不可能等公路通车后慢慢收回投资。那为什么要赌？原来李晓华得知一个内线信息：离公路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油气田，储藏量很大，因为最后确认工作没有完成，消息没有正式公布。假如汽油田正式开发的话，这条公路的车流量必定激增，公路的价值必定大增。当然，内幕信息可能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李晓华的贷款期限只有半年，半年内没有公布发现油田的消息，那么一切都完了。
最终，李晓华赌赢了，在等待了5个月零16天，消息终于正式公布。当天，他把公路项目的翻了一番卖出了手。
＇5＇沉浮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户”的沉浮史，处处充满胆大妄为，充满豪赌经历，年广九、李晓华如是，允许他们赌下去的政府官员们何尝不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在赌。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根据宪法，同年6月国务院第4号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似乎，一切顺利了？
然而，且慢高兴。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过后，有不少人担心发展私营经济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气氛又陷于紧张。亏得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才为所有制改革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并指出“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的所有制结构，从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和公有制经济合作共存，共同发展，这是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一次重大飞跃，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理论和政策的初步形成。
到这一天，个体户和支持这个事物的人们终于赌赢了。
20世纪90年代里，私营经济实力增长显著。从1990年至1999年，全国个体工商户户数从1328。3万户增至3160。06万户，从业人员由2092。8万人增至6240。91万人，注册资金从397。4亿元增至3439。2亿元。
然而，这3160万多户个体户却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峰，从21世纪开始，仿佛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宣告了个体户这种经济形态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2004年，全国个体户总数下降为2350万户，5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减少了四分之一还多。
个体户“淡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种组织结构已经跟不上新经济形势了。
80年代，个体户基本没有竞争对手。
当时的主流经济运行领域里，是国营企业的“一股独大”状态。当时国企们普遍是“高大全”，门槛高规模大从事的领域全。以商业流通领域为例，一个城市就集中搞若干个中心式商场，里头囊括了几乎所有商品，但这些商品不是从顾客角度出发，考虑大众想买什么就卖什么，而是我卖什么你们就得买什么的思路，不考虑到外地进货来加价销售，对顾客来说，既不贴心也不方便。
然而，个体户们没有资源优势，本钱都是借的，做生意优先考虑的是资产周转速度要快，可没闲钱搁仓库里慢慢卖，所以无论卖什么，首先得有人要，要好销才行。于是如特色瓜子、冷饮，如香港武打录像片，还有曾经火得很的墨镜、领带、喇叭裤等；总之是不断从广州等流行趋势先进的地方往内地搬。长途贩运是自古商家的看家利器，值刚刚改革开放政经文化均巨变的历史时期，自然屡试不爽。漫说那个年代，至今全国各地的特色服装、小商品市场里的生意形态，也大都是从广州、义乌等特色产地进货再加价销售的套路。
国营企业既然彻底无视这个市场需求，个体户自然指哪打哪，攻无不克了。但是，这种粗放的充满投机色彩的经营思路，也给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90年代以后，个体户的数量还在继续激增，主要是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国家的政策法规日益明朗地支持私营经济，相当多的地方建设了专门的指导部门促进个人创业；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整体大调整的过程中，富裕劳动力更超过了70年代末的水平，90年代中期的国企大规模转型中至少创造出来超过5000万的下岗工人，而城市化进程更让数千万农村青壮劳力涌入了城市，在早期成功创业者的财富效应下，加入资金门槛低、技术含量低下的个体户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思路。
但是，这个数量的激增却没有带来质量上的飞跃。个体户中的翘楚们纷纷转型开公司建工厂，成为“企业家”，甚至很多人忌讳媒体再提起他们的这段个体户经历。而新加入个体户行列的人们则依旧沿用着过去那种粗放的经营模式。
他们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