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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同他说话以后,我总觉得这个海军学生近来特别强悍了一点。我心里曾想到过,假若这强悍不是由于其他经验而来,仍然是由于他那性格所形成,那么他这性格是不是还适宜于从事文学呢?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人们接近,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就先为他们改造了自己,我想到这个时,稍稍有点为朋友担心。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的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
第二部分 记胡也频第14节 我们应当了解的
那时他们两人物质生活自然是很窘的。作母亲的为了照料孩子,文章没有工夫写得出,作爸爸的为了另外一些事情,也不能安静一点来写些文章。同时且因上一次请了一个奶妈,这奶妈因为嫌主人太穷,不能吃一顿好点的饭,即刻又走了。小孩子日夜的尿布,皆得作母亲的洗换,小孩子每日六顿奶粉,皆轮到了作爸爸的调和。夜里有时哭醒了,两人之中总得有一个起来抱抱孩子。这一来,连写一封信也不行了。两人只想把小孩子暂时送到什么医院去,好好的来睡几天,再好好的来做点事,生活才能有一点头绪。可是上海地方就找不出这样一种医院。到后似乎又听人说可以这样办,一问到钱,一进去就得一百以上,这个钱一时自然筹不出,又只好作罢了。
两人每次同我说及小孩子一月所耗的奶粉,总说真是为父母出的一个难题。因为照上海的习惯,两人为房租已经就常常受窘,再加上这个小孩固定的需要,自然更麻烦了。两人因为知道小孩一出世一定得花一些钱,所以前两个月还很写了些文章,得了一些钱,这些钱如今又早花光了。
为了屋中多了一个小孩,两人做事的时间简直就没有了,依照这种情形看来,也实在拖不下去。所以到后又向一个熟人处借了些钱,重新请了一个苏北娘姨。把娘姨请来后,都说这可应当做文章了,在那两个桌子上,当真也间或可以看到一张两张着满了小字的稿纸了。但这些文章自然是永远不会完成的,由于那个小孩的出世,或由于别的,总常常有什么客呆着在那里。因为娘姨是一个生手,对于照料小孩子不大在行,一到夜间,这小孩子就似乎特别爱哭。因为这个理由,两人白天既没有能安静,每夜总得还起来三两次,若想正当做点事情,不用说也做不下去了。
看到他们那种情形,我就提议他们两人之中,还是分出一个去教一点书,似乎好一点。上海地方那么多私立大学,许多胡涂蛋,什么也弄不清楚,还爬到讲台上去同年青人谈“什么是创作”,“什么是文学”一类题目,许多人拿一点日本人的文章,还去讲中国创作,干吗他们就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可是什么大学会请他们?他们在国内虽有那么多读者,在上海又生活了那么久,熟了那么多人,要说教一点书时,就没有一个学校可以插得进身。因为如果这些真正在创作上有过甘苦经验的人全走去教书,那另外一些平日卖嘴抄书的人,就无分吃这一碗饭了。上海守旧一点的学校,还有不少翰林举人在内盘据,不会要他们,新一点的就借到“危险倾向”那一类相近的理由,更不能要他们了。
不过在学校一方面,我知道有许多年青人是就正需要到这样一个导师的,所以我们总想若果有机会,即或明明白白供什么私立大学当局利用,也还是值得去试试看。一面这事对于自己生活方面有点益处,一面也可以发现一些有希望的青年,所以他们等候这教书的机会。
他们等候这样一种机会,却来了另外一种机会。
一月十七号,十二点钟左右,这海军学生到我的住处,说他只想搬家,却到处借不到一个钱。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房东的小儿子又死了,既不能搬家,总得送一点礼。他说想送一副挽联,要我想好了,下午就到他那里去写写。
到后说到近日来卖稿件商人的苛刻,另外又告我有人如何在旧事重提,商量到“作家协会”的事情。他同时且说到他的主张,以为这个协会要用什么方法去组织,才不至于陷到两年前“中国著作家协会”困境里去。他说他希望这个机关能产生出来,慢慢的成一个同商人对抗的团体,每一个作者依赖这个机关,能够得到他应当得到那一份利益。且可由这个机关,监督或指导一些向国际文化发展的工作。譬如把中国的作品,译成其他一国文字时,关于原作者的权利保障,目下法律所没有规定的,或虽规定而含混无从使用的,这种作家协会,都可作一种建议,或为提出一种说明。
我以为那么大的希望恐怕结果做不好,他就说,干吗你知道做不好。希望大一点并不会妨碍事业的完成。做不到的我们总要去做,不做过的我们去试做做看,这是应当的。用较生疏的较艰难的事,来训练我们的组织协作能力,即或失败,也比因为畏难苟安的保守现状好些。何况我们又明明白白知道保守现状太吃亏了一点,希望政府同希望商人同样是不可能的事,那么,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不来办,谁还来办?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面,既然是几十个人撑持到它,因为本身的艰难,不由我们自己来解决,还等到另一个时代的人来为我们呼冤,这种做人的态度,也不是合理的。我们不止是为我们自己打算,需要一种使个人权利保障稳固一点的组织,我们为时代较后力量较弱的人,也还应当打算一下,做一点对他们有益的事情。
我望到那个瘦脸,什么话也不能说,因为他的话说得极对,而我的对一切不抱希望的心情,却似乎同我生活十分习惯。我心里想说,你也许比我“作得认真”,我也许比你“想得透彻”,但我当时什么也不说。
因为那天有一个学校同事约我在四马路吃饭,所以大约在十二点过三十分的时节,我们就一同出了我的住处,一同从四川路向南走,走到惠罗公司前面,他说要到先施公司去买那个挽联白布,就匆匆的分手了。
下午我到他那里去写挽联时,他却没有回家。到晚上我又再去,他仍然没有回家。第二天早上又去,这个人还是不见到回来。我说:“别发生什么事情了!”小孩子的母亲,神气很镇定,微微的笑着,好象在说:“一切的灾难,假若是认定了自己应分担当那一份,迟早这一份是还得接受的。”
……
……
那种镇定,在二月九号,我们从南京方面朋友左恭家里赶回来,十号得到一个消息时,还依然保留在孩子母亲的脸上。
八月里,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为了他所编辑的《英文简报》,说是预备为胡也频出一个专号,要我写一点关于这个作者作品以外的文章,作为译文介绍的根据。所以我就写成了这篇东西。这里所写到的虽有那么多,却仅就某一时节,这个人怎么样活到这个世界的过去生活而言。关于他的文章没有提到,关于他其余一切,也保留给他的朋友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传记去说的。为了这个海军学生的种种,在许多刊物上,都有过一些不翔实的记载,在许多人的口里,也传着一些不正确的谣言,一面是证明关切他安全的人很多,一面却证明知道他的人很少。现在我想到这文章用中文发表,似乎更适宜一点,所以就把它发表了。
死去的,即或在任何情形下死去,他是一无所知,什么也不再需要了的。或如所传闻……或如另一传闻……“……”为被当时有关当局删去部分。总而言之,到这个时节,他是用不着别人来想象他的如何存在,关心到他的本身了。但一个活人,他倘若愿意活下去,倘若还能活下去,他应当想到的,是这个人怎么样尽力来活,又为了些什么因缘而死去。他想到那些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他一定明白“镇定”是我们目下还要活着的人一种能力,这能力若缺少时,却必需学习得到的。一个人他生来若就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一个理想的损失,在那方面失去了,还适宜于在另一方面重新生长,儿女的感情不应当存于友朋之间,因为记念死者并不是一点眼泪。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象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象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廿年九月五日,从文附志
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九月作
第三部分 三个女性第15节 蒲静、仪青和黑凤
海滨避暑地,每个黄昏皆是迷人的黄昏。
绿的杨树,绿的松树,绿的槐树,绿的银杏树。绿的山,山脚有齐平如掌的绿色草坪,绣了黄色小花同白色小花,如展开一张绿色的毯子。绿的衣裙,在清风中微举的衣裙。到黄昏时,一切皆为夕阳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光,增加了一点儿温柔,一点儿妩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