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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修改，你们提出来，我再去请示。这本来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不知怎么反映到江青那里去了。要改动样板戏，那还了得？江青打电话到市委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破坏样板戏，你知道不知道？怪事太多就不怪了，我平静地说：我不知道。江青大发脾气，话筒震耳朵。她问我：石少华为什么不请示就那么说？我说：我没有听石少华讲过这个问题，我再问一问情况，了解了解。这又是一场，江青又说让我检讨破坏样板戏。我说：不是，只是招待时说话不慎重。这样，石少华就检讨了。这样的事情很多啊！检讨没完。
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首先被整的是狄福才
１９７１年夏，中央指定我做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我感到很难办。万里同志为我出主意说，要有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进文化组才好。我说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呢？万里说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她是在天津造反起家的，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有一次她到北京来，我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来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我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每星期来一两次。她在文化组的这一段时间，应该说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文化组的人很多被江青整了，首先被整的是狄福才。
狄福才是８３４１部队在北影厂“支左”的，他是个老粗，不懂文化、艺术、电影。可能是在北影厂或科影厂开的一次会议上（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刘庆棠他们提出“江青是文化界的旗手，一切要按江青的指示去办”的意思。狄福才也发了言，他强调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事。这下闯了祸，得罪了江青。不久，江青、王洪文发动北影、科影的造反派贴揪狄福才的大字报。当时，我不知道狄福才在会议上讲话的情况，在和王曼恬商量了怎么批判狄福才等问题时，我说狄福才是８３４１部队派来“支左”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批判狄福才，影响不好。我提出先开小会，大家在会上对狄福才可以提意见。说是小会其实也不小了，大概开了两次，有一百多人参加，提出的意见无非是“支左不力”、“不懂装懂”、“整人”等等。然后，开了一次大会，有几千人参加，这时，局势就控制不住了。
一次文化组开会，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提出要让狄福才检讨为什么不尊重江青的问题，他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我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把毛主席和江青对立起来，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王曼恬附和我的意见，她提出意见说不能这样搞，也不能再搞下去了，她说要维护８３４１部队“支左”的威信。王曼恬一说话，于会泳他们就缩回去了。不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主持会议，我乘便对王洪文和江青说：对狄福才，已经开了大会和小会，批判了。狄福才是个老粗，他连高小都没毕业，电影这些他不懂。他是８３４１部队派出来的，继续用铺天盖地式的大字报批判，影响不好。是否适可而止？我知道是王洪文派他的秘书肖木和廖祖康去点的火，很显然是王洪文他们商量后搞的活动。所以灭火的事还得由他们去做，才能做得下来。王洪文说：可以适时地停止下来。我和王曼恬商量了大会如何召开的问题，决定群众发言以后，就宣布大会不再召开了，有意见可以用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王曼恬就按照这个方案去主持了大会。于会泳等人也不知道王曼恬的做法是否有毛主席的支持，也就不再纠缠，参加大会的人看到这些，也同意不再开会了。
大会后，我找狄福才谈话，让他给江青写个检讨，检讨有些什么错误。狄福才有气，不愿意写。我说：你把检讨写好后，我去向王洪文、江青建议把你撤回８３４１部队去，免去你在文化组的职务。狄福才觉得这样做可以脱身回去，才同意写检讨，以应付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王曼恬就起了这样的作用。以后，文化组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被整，先是石少华，然后是黄厚民。石少华因为《红嫂》一剧出了问题，江青说他不可靠，让他写检查。检查以后，我提出石少华是搞摄影的，是否回本单位工作。江青没有异议。我找石少华谈过一次话，他后来回新华社了。当时，戏曲方面办了一个学校，把那时不被喜欢的京剧演员都集中在这个学校里，我记得有李世济、李万春等著名演员，组织一部分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学唱京剧。这个学校由吴印咸负责，好像只办了一年就停办了，吴印咸也就势退出文化组，他比石少华多待了一段时间。江青这个人要当旗手，权欲熏心，喜怒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样的事情很多。原来管样板戏的人是温玉成，他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江青让他管的。有关样板戏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问题，先要经过他看，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好像发了很大的火，说是偷看了给她的信件。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不清楚了，然后温玉成就调离卫戍区和军委办事组了。温玉成走后，让谢富治负责管样板团。谢富治生病以后，毛主席有个批示让我来管。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国务院处于瘫痪状态，样板团的财政、后勤工作都依靠北京市保证，谢富治病后，北京市还要出人来管。
先念同志为此跟我谈过话，我提出不好办，先念同志说现在不能提意见，于会泳、浩亮等人在文艺界还不行，文化组组长要有一位老同志出来在前面当门面。先念同志还提醒我，如果一出现问题，他们会把你推出来的。我提出不懂文艺，应该调一些老文化部的干部回来工作。这一提议遭到了江青的反对，于会泳等人也反对。周总理也在场，江青他们给我定了两条界限：第一条是不准和旧文化部的人、文艺界的人沾边，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第二条是艺术上的事情不要多管，搞好八个样板团的后勤。我说：是啊，艺术上的事情我也不懂。当时，我还想过把下放到农村的歌舞团、京剧团调一些回来，稍微放松一些，但又未获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困难，反正当时北京市有钱，要钱我就给钱。文化组的副组长是刘贤权，发军衣有权，从军委办事组领一些军衣、军大衣发给样板团。当时样板团的人都穿军装。谈一下欢迎蓬皮杜总统时出的一件事。１９７３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９月１２日举行欢迎蓬皮杜总统的文艺晚会，由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红色娘子军》。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观看演出，江青也出席了。晚会中间休息时，在去休息室的路上，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提出《红色娘子军》演完后，是否唱一支歌，以表示热烈的欢迎气氛。周总理同意。外交部的同志选了《我们走在大路上》那首歌。
外宾退场后，江青让我留下来。她说《我们走在大芭蕾路上》的歌是谁让唱的，问我听了这首歌后发现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不明白江青是什么意思，但心里想，坏了，江青又要在鸡蛋里挑什么骨头了。我说我不懂歌曲。江青说：这个歌是反革命分子李劫夫谱的曲，为什么要拿反革命分子的作品来欢迎外宾？我被问得愣住了，我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了解一下。江青还说李劫夫和黄永胜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说完就走了。我马上找来刘庆棠，问了这首歌的情况，还问了李劫夫是什么人等问题。刘庆棠说他不在场，唱这首歌是周总理决定的。我说：李劫夫是个坏人，我没听说过，如果有问题，首先由我们负责，不管你在场不在场，你先检讨，你检讨后，我再检讨。我还说：周总理当时没注意这个问题，外交部礼宾司一提就同意了，我就在旁边，不能说是由周总理决定的。听我这么说，刘庆棠当时就很不满意。几天后，江青召集我们去开会，到会的有我、刘庆棠、浩亮等人，江青又问起了唱歌的问题。刘庆棠真会做戏，当场大哭起来，说他不在场，是外交部提出来由周总理点头的，现在出了问题倒要让他负责，他感到委屈。
我说：顶多是外交部礼宾司提得不对的问题，我在场，首先由我负责，因为我没有发现这首歌有问题。江青不罢休，绕来绕去说“究竟谁要负责”等话。散会后，我对刘庆棠说：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由我们负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像委屈你了！我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只说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句话。这时，我知道江青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果然，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江青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总理淡淡地解释了一下，没多说。江青继续说个没完，好像非要追究到底不可。我提出我当时在场，我来负责，我应该负责，我没有在节目演出之前去检查一次。江青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闹了很久，周总理在解释后就没有再理她。在电影《中国》的问题上江青也表演了一番。电影是由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江青大概看过了，她找我去谈话。她说：这个片子拍了中国的阴暗面，是污蔑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江青要我看一看，并说：查一查是什么人批准让他来拍摄的，什么人陪他去拍摄的。
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安东尼奥尼和《中国》事件
文化组借来片子看了一遍，认为片子是拍摄了一些中国的阴暗面。我提出这个片子不能演。出乎意外，江青反对，她说这个片子就是要大演，让大家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