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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４日，周总理打电话来，要求把整理出来的主要材料送给他。过了一两天，我和公安部商量，先把对出来的几件重要材料报送周总理。我记得一共报送了五件：第一件是林彪的手令；第二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第三件是“小舰队”的名单；第四件是南下飞机的号码、人员安排表；第五件是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刘兴元传达毛主席南巡时和他们的谈话，顾同舟还在信上表忠心，说他在继续观察情况。后来知道，这封信是顾同舟派他的老婆送给林立果的。《“５７１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５７１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５７１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我们把五件材料报送周总理后，政治局开了一次会议，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都参加了，也通知我列席了。我去时，就看见周总理拿着几份东西在看。然后，周总理拿出林彪给黄永胜的那封信让黄永胜看，黄永胜看完后很紧张，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没有说他是否看见过这封信。周总理又拿出一个名单给吴法宪看。这时，吴法宪也紧张了，手直哆嗦，他看完后说这些人都是空军的。这张信纸的下角上写了一个“江”字，吴法宪说这个名单的字迹是江腾蛟写的，他认识。周总理拿着名单很仔细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问，问他们的职务、家庭住址等情况。
当时，我想总理为什么要给他们看这些材料呢，我担心这样会出问题。事实上，周总理走着很稳妥的步骤和做着很及时的调查，把重要情况都立即掌握起来，他们逃不出周总理的掌心。以后，这些“小舰队”的人都被抓起来了。大概有一个人没抓，他是人民日报社鲁瑛的弟弟，叫鲁珉。林立果他们商量让他驾驶飞机去炸桥，然后轰炸毛主席的专列，鲁珉接到“小舰队”的命令后，让他当医生的老婆用盐水把他的眼睛擦红肿了，进了医院，以此来应付林立果等人。这些人被逮捕后，我们把他们的口供与李伟信的口供进行了对证，这样，才知道有一个“小舰队”，《“５７１工程”纪要》就是他们搞的，才看懂了这个《纪要》。“５７１”就是“武装起义”的谐音，“５７１工程”也就是要搞反革命武装暴乱、计划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方案。林立果他们在京有五个据点：西苑机场有两个，空军学院有一个，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有一个，沙河机场有一个。我去查看过西苑机场、空军学院和东交民巷的据点，吴忠把全部据点都查看了。林立果这些人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十分糜烂。据点是“小舰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们吃喝玩乐的地方。据点里有一些从日本进口的录音、录像器材，当时，我们都没见过这样先进的器材。还有很多录音带、录像带、唱片等东西，录像带里有一些是为林立果选“妃子”时一些被选上的人在小据点里的录像。还有一箱子被选“妃子”的照片。
１３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三十八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六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卫戍区的兵力，原有的四个师加上新配的六个师，就有十个师了。我们感觉到责任很重，也很紧张，不知道要出什么事。经过研究，确定了重点防御区域，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一带，南达保定以北。在１３日或１４日，部队就进到了预定位置。１５日，在卫戍区召开了作战会议，我和吴忠、杨俊生都到场，各个师的负责人全参加。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全力对付内外勾结的阴谋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１４日或１５日，我们还给卫戍区开过一次会。“九一三”事件后，因为卫戍区要执行一些任务，当时强调保密，下边又不知道情况，执行任务时，遇到一些问题，也老有人问，很不好办。报经周总理同意，我们开了卫戍区的师以上的干部会议，我讲了一下林彪叛逃的情况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听到林彪叛逃了，都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林彪是副统帅啊！
我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九一三”事件中，周总理的指示和卫戍区执行的一系列应急措施，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对外就是对着苏联的。像这样的重大部署，按常规必须向中央军委、各总部请示报告的。但是那时已不能按常规来办事了。我和吴忠做了分析，认为黄、吴、李、邱都是军委、总部的负责人，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们跟林彪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伙的。我们认为，对黄、吴、李、邱等人，中央虽然没有采取措施，但不等于他们就没有问题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很特殊，我们商量后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必须确保卫戍区的部队置于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我们指示卫戍区的机关、部队对来自军委、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就是只接收来的电话、电报，但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布置的应变措施的情况。当时，卫戍区的副政委邹平光极尽职守，昼夜在作战室值班，保证了这一指示的落实。
９月１６日，周总理告诉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我们提出了抗议，抗议我们的武装飞机进入他们的国境。这架飞机已在蒙古境内坠毁。周总理指示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向蒙古方面道歉，说明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境内的，要求把死亡人员的尸体运回来。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坐的飞机坠毁了，由于我们已经道歉了，也没有再多为难我们，但不同意把尸体运回中国，提议就地安葬。周总理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况，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发生争执会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议。尸体埋葬前，中国大使馆派人到现场察看和进行了拍照，尸体都烧焦了，认不出面目了。照片很快被送回国内。周总理还让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去看过，叶群还能看得出来，她有长头发，林立果在腰上插着两支手枪也能看出来。后来知道，林彪出逃时非常狼狈，连为林立果选好的对象张宁都没带上，林彪的侍卫长不跟林彪跑，从车折戟沉沙的林彪外逃座机残骸里跳出来了，好像他还挨了一枪。林彪到飞机场后，把驾驶员潘景寅（空军某师副政委）等人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上了飞机。林彪慌慌张张，来不及从扶梯上飞机，而直接从到飞机驾驶舱的小爬梯强登。林彪的帽子都丢在地上了，叶群还喊：快、快、快。飞机起飞时翅膀还碰了一下加油车，飞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起飞的。最大的问题是飞机上的联络员没带上，没有联络员，通讯联络不上，飞机到了温都尔汗找不到乌兰巴托了，可能油也不够了，温都尔汗是一个草原，飞机就迫降了。使馆的同志回来后说，飞机的翅膀在飞机降落时折断了一个，以后飞机冲出了一千多米，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击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狼藉。开始，苏联没有发觉。后来，听说苏联怀疑有问题，就把死尸挖出来锯下头骨弄回苏联。林彪曾在苏联治过病，苏联留有他的病例档案，从死者口腔的牙齿可以判明他的身份。当时，好像还甩出来一个空军什么人的证件。这样，苏联鉴定出死者就是林彪，传说勃列日涅夫连说：可惜呀，可惜！有人怀疑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不是。我们没有打，蒙古方面也没有打。周总理说：如果林彪不摔下来，可能要到苏联发表广播讲话。林彪叛逃后，空气很紧张，还要保密。那时，街上贴有如“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大标语，我们提出清除一下，都不让动。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等待黄永胜等人悔过自新，向党作出认真交待，但黄永胜他们什么都不坦白。他们住在西山，烧毁文件、搞串联、统一谈问题的口径。９月２３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我们研究了逮捕黄永胜这些人的办法。周总理对我说，明天早上李先念同志要去越南访问，他自己去送，邱会作也去送，让我也去，从机场回来时，对邱会作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这样就可以先抓邱会作。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我是很紧张的，心里老觉得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