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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北京市委共产党员能上能下
７月２９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由李雪峰主持，宣读了市委２８日《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刘少奇说：“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毛主席在会议结束前出来了一下。粉碎“四人帮”后，李雪峰告诉我，在这次大会之前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斗争很尖锐，毛主席讲话的基本内容就是后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刘少奇在检讨时说：共产党员能上能下，我也可以下去。毛主席说：你可以稍稍下去一点点，不要下去那么多。人民大会堂大会后，新市委负责人开始多次在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以及在各个大学的大会上检讨执行了“资反路线”的错误。我和李雪峰检讨了不下十次。说几个当时的情节。有一次李雪峰在北大作检讨，我和刘建勋（刚从河南调来的北京市委书记）在场。检讨大会由聂元梓主持，大会开始后，聂元梓对我说外边有人要把李雪峰揪走。我说不行，我们一方面是检讨错误，一方面是支持你们，你们应该派纠察队保护嘛。结果聂元梓根本未作任何保护，而是勾结从事，李雪峰检讨完了，没有上车就被一些人架跑了。我很生气地对聂元梓说：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你要负责设法找回来。我知道这伙人是受聂元梓指使的。
聂元梓一句话回答我说，她没有办法。刘建勋见事，着了急，坐车风驰电掣般跟着揪走李雪峰的那伙人到了政法学院。结果他也被揪到一个会上挨了斗。我回来后，将情况紧急报告周总理。过了一晚，周总理派周荣鑫去政法学院才把李雪峰和刘建勋要回来。接着，北京工学院贴大字报，限时要我去检讨“资反路线”错误。我检讨完后，学生们一下把我的稿子抢走了，还把我扣住批斗了好几天。北京工学院还没放我回去，我又被一批从吉林来的造反派蒙上眼睛，架到汽车上拉走了。吉林来的造反派在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审问了我一次，还把我拉到火车站，说要押送我回吉林接受批判。到车站后，因为火车不通，才没有走成。他们关我的地方没有床，睡觉只能躺在地板上。我记得我的房子门内放着一个大铁哑铃，有一个人昼夜监视着我。到了夜晚，我提出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们怕我自杀，抢走了我的安眠药。这些揪我的人有些是地质部系统的，地质学院的，他们坐的汽车是地质部的。我对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说：我在吉林工作了１１年，我请求过周总理是否要回吉林交代清楚，周总理说中央不同意。现在你们没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我不能去吉林。
半夜，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要我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周总理接见他们，但不讲我现在被关押的地址。我马上给住在京西宾馆的刘建勋打电话，说明吉林的造反派要通过我找周总理，请刘建勋转告周总理。打完电话后，我对造反派说，我已把电话打给周总理的秘书了。那些造反派将信将疑。第二天，这些人又让我打电话。我提出，找总理的秘书，你们不告诉我地址和电话，就是总理知道了，又怎么能找到你们。吉林这些人只好同意告诉我被关押的地点和电话。这时我才知道，我被关在电影学院的四楼里。我又把电话打给刘建勋，告诉了我的情况及他们的要求。当时，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还怀疑我是否真正把电话打给周总理的秘书了，他们问我是不是周总理的秘书在接电话，我说是。刘建勋找到周总理，汇报了情况。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焦玉山打电话找吉林造反派的头头说，立即释放吴德。焦玉山还在电话中批评他们这样搞是错误的。电话打完后，吉林的人告诉我说，刚才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要听，立即放我出去。他们还问我中央文革办事组是不是有焦玉山这个人，怎么找这个人等问题。我说中央文革小组有这个人，可以到钓鱼台去找。我打电话给市委，他们派车来把我接走了。以后我才知道，周总理很关心我的下落，以为我被关在天津了，曾派陈一夫同志坐汽车追到天津找过我。
再讲几件事情说明当时的混乱状况。天津矿冶学院的院长吴子牧调到北京市委大学部任部长，他在矿冶学院几乎被打死，吴子牧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吊自杀了。吴子牧在被打时，幸好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吴星峰赶到了，吴星峰扑在吴子牧的身上说：我是市委大学委员会派来的，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这样才把吴子牧保护下来。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北京市委说话没有人听。张霖之在矿冶学院被打死了，我们都不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造反，彭小蒙后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回答可以不可以成立红卫兵的问题时，被台下起哄打断。当天，我们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检讨，江青、陈伯达等人都在，彭小蒙来到会场对江青等人说有人不让她讲话。江青当时就说，你们市委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人讲话。我说我去看一看吧。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和我去的。当时，市委里驻进了一百多个联络站，秩序极为混乱，市委根本不能办公，只好搬到北京饭店、椿树胡同，又转到京西宾馆去临时办公。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指责我们是地下市委，怕见群众，要我们回市委去办公。刘建勋说中央批评我们了，我们应该回去。我说不能回去，动荡的北京市委
回去就出不来了。刘建勋提出他回去试一试，结果，刘建勋被包围批斗了一日一夜，还被迫在给造反组织提供经费的报告上签了字才被放出来。此事中央文革批评市委犯了经济主义错误，收买造反派以保自己。那时市委基本上是瘫痪的，先是学生然后是工人造反，是京西煤矿的李思聪带的头，他好像是“革造”这一派的，后来做了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工人造反成立了造反组织，他们在长安大戏院把高扬文找去，谈了一天还不让回来。我在人民大会堂将高扬文被扣的事报告了周总理，我说高扬文的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可否换一个人去。刘建勋说他可以去，总理同意了。结果，刘建勋一去不返，也被扣住了。周总理派周荣鑫去现场了解情况后才知道，造反派是要逼市委承认他们的造反组织。１９６６年，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煽动学生造反
我记得我在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高扬文的情况时，有报告说有人正在冲击国防部。周总理、叶帅、陈伯达都在场，还有几位老帅也在场。情势严重，不容拖延，周总理叫张春桥、戚本禹等去国防部制止冲击。张春桥回来时洋洋得意，对几位老帅说：群众都是很讲道理的啊！是革命的，一讲就撤走了。潜台词是说，为什么你们几位老帅说了就不行呢？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搞乱天下，然后从乱中显示治乱者非他们莫属，妄图实现他们篡党篡政的阴谋，如此而已！
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
上次已经谈过一些北京市委的情况。我的记忆不行，再讲一些那时候的情况，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至１９６７年１月，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