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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马天水谈话时，马天水坚持其顽固立场，陷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中不能自拔，表示反对隔离“四人帮”，他说隔离审查是错误的。这次谈话以后，马天水竟通知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四人帮”出事了。徐景贤、王秀珍开始策划上海武装叛乱。后来，中央干脆通知让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来一起谈“四人帮”的问题。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们不敢以卵击石，被迫取消了叛乱行动。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为了进一步控制上海局势，解决上海问题，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分别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
当时考虑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可以指挥东海舰队；倪志福是上海人，劳动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江苏邻近上海。苏、倪两位把上海局势稳住后，就由彭冲主持工作了。由于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得当，“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也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群众在得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之后，采取了各种形式来庆祝。中央怕发生意外，曾要求有组织地游行。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的庆祝大会，指定由讲话。我提出，这是首次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由我讲话不合适。但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时，叶剑英还是要让我讲，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讲话稿是政治局集体讨论定稿的。我记得在讲话中说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样的话。接着，又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程主要是：一、调换外交部长。二、通过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邓颖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事安排。三、作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汇报。当时，我是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叶帅指定我作粉碎“四人帮”的汇报。按照中央政治局的一系列文件、精神起草好了汇报稿，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时，我提出了“批邓”是否还要提的问题。华国锋说：“１６号文件刚刚发表，这个报告口径以与１６号文件一致为好。”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政治局通过了我的汇报稿。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向人大常委汇报时，我讲了“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的话，为此胡耀邦同志后来批评说，第一个提“凡是”的是吴德。当时，我考虑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江青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的，我认为汇报应该强调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以此为根据才能更好地稳定全国的局势。因此，汇报中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之后，我讲了“一个凡是”的意思。我在思想上没有要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念头，也没有意识到这样讲话会引出问题。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记得常委们议论过。１０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常委们是怎样为此事进行工作的，我就不清楚了。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具体的时间记不准确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事），干净利索！”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当时，邓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过的房子里，他还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邓小平同志说：看，这就是电影厅。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中央领导同志在玉泉山集体办公，大概陆陆续续地开了半年的会。我和倪志福同志住在朱德同志住过的４号楼，开会是在７号楼。粉碎“四人帮”后，犹如在党的肌体上切除了一个大毒瘤，健康因素增强，形势大大发展，情况更有所变化。今天有这样一个兴旺的局面，我应当为此高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它指出：“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认为这是公正的。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建设
“文化大革命”搞得那么乱，但是不能没饭吃。在那种混乱状态下，工厂的干部和广大工人还是好的，千方百计想办法，不让生产停顿。北京的市场很紧张，副食、鸡蛋、煤都紧张，全要靠外地支持。出现的问题怎么办？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提出“不能拿生产压革命”。林彪也在召集国务院的部长在京西宾馆开会时强调说：“文化大革命”是最伟大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必然要席卷全国。意思是冲击生产无所谓。在这个会上，搞了《工业十条》还是《生产十条》，说不行。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又搞了一个《十条》。就是这个时间前后提出的“不能拿生产压革命”。后来又在批极左思潮、抓“五一六”的过程中，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仍然很难贯彻。你抓生产时，他们就说你是搞唯生产力论。他们反复干扰。后来，直到主席提出“把经济搞上去”，他们仍然不死心，瞧着机会就整做事的人。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斗争，一边是“抓革命，促生产”，一边提“不要以生产压革命”；今天是“把经济搞上去”，明天又批“唯生产力论”。反派性后，市革委会是团结的，没有派性了，市里才能稳定。消除派性，是当时很大的一项工作。因为上边没有了派性，下边的各区县也就逐渐消除了派性。
这以后遇到大的事件，市里是比较稳定的，原因在这里。市里经过两次改组，调了一批人，成立了北京市的计委、经委。调了一机部的副部长杨寿山同志，商业部的副部长王磊同志，还有哪个部的陈耳东同志，还调了若干全国劳动模范，如李昌安、李瑞环等同志，又加上部队的同志，还有原来市委的王宪、刘耀民等同志。王磊是商业部的副部长，先念同志说王磊一方面放在市里保护，另一方面让他利用熟悉商业、同各省的关系，想办法保证北京市的市场供应问题。以后又调了叶林来。王宪、刘耀民搞农业，杨寿山等人搞工业，王磊管财贸。这些人没有什么派性，而且在造反派眼中，他们的问题也不大。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般对运动比较超脱一点。最后形成了由老市委回来的王纯、韩伯平、赵鹏飞、李瑞环、杜春永等同志，加上中央各部委调来的同志，部队“支左”比较超脱的同志，所组成的新的领导。
这些同志很艰苦、很努力，在那种条件下，抓生产很不容易。生产是在这种斗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同志千方百计、艰难困苦，在当时的条件下，抓得比较好。其他各省的生产、基建项目差不多都停了，北京稍微稳定下来后就抓生产，我们抓了一把。工业上搞了首钢的第四高炉、轧钢厂、纤维厂；由石油部支持，搞了东方红炼油厂，有人造橡胶、塑料厂等五个厂，三十万吨乙烯等项目。当时，北京的工厂配合搞导弹的部件生产，是杨寿山同志抓的，据说部件的质量都是比较合格的。商业、财贸，王磊也抓了。集中抓了农业，抓修水库、灌溉，如平谷的海子水库、门头沟斋堂水库等，还有打井，平整土地，改造大兴的沙漠田，种树。王宪、王磊、刘耀民这些同志经常住在农村，当时虽然搞“文化大革命”，农民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外，他们还要种地、吃饭。解放时，王宪是通县的专员，通县地区划归北京市后，他就在市委搞农业。后来，万里出来了，负责市政建设。当时，这些同志抓生产，他们也挨了一些批判，他们也没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也没有借着“文化大革命”整别人。从其他单位调来的同志，他们在原部委都是挨整的。
由于没有放松生产，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工业方面除了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这两年是下降的外，其他各年大致都呈上升趋势。农业方面除１９６９年的产值有所下降，但产量并不比１９６７年低，总的看也都呈上升趋势。因为农业上主要是天时影响，所以像１９７２年的大旱中其产量和产值都比１９７１年的下降。我们可以从下列数字得出比较：工业总产值：１９６６年７１．５亿元１９６７年６４亿元１９６８年６８亿元１９６９年９７亿元１９７０年１２９亿元１９７１年１５７亿元（以上按１９５７年不变价格计算）１９７１年１１０亿元（以下按１９７０年不变价格计算）１９７２年１１６亿元１９７３年１２５亿元１９７４年１３６．７亿元１９７５年１４８．７亿元１９７６年１５６．４亿元农业总产值：１９６６年４．９亿元１１９万吨（产量）１９６７年５亿元１１３．４万吨１９６８年４．９亿元１２７．３万吨１９６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