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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如何处理。陈伯达说：北京市这么多报纸，《北京日报》可以停刊。这样《北京日报》就停刊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市革委会又从中央各部、各学校调进来一百多人，这些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头头。“五大领袖”除聂元梓任革委会副主任外，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都成为了革委会的常委，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光华木材厂的刘锡昌等也都是常委。其他的造反派都分到各组去了，北京市的权力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一手控制，戚本禹直接抓的。
“一月风暴”以后“天派”与“地派”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老市委的人和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一批人成立了“红色政权”。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召开了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有十万人参加。但是，红是“一片红”了，可并不是铁板一块。造反派头头都有自己的野心。由于权力分配的问题，学生造反派分裂为“天派”、“地派”，相互争斗。“天派”以聂元梓为首，反对谢富治；“地派”保谢富治。蒯大富、韩爱晶动摇在两边。一时间乌烟瘴气。虽然我已经出来了，但实际上是靠边站，说话没有人听，连住还是住在被关押的地方，我到大会堂开会，后面还有几个造反派来押送、监视，根本无法工作。这以后的情况比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我们被夺权时更热闹了。比较大的事情，包围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大型武斗，接连地发生了。１９６７年７月发生的包围中南海，我看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插手的，戚本禹与操纵市革委会的周景方直接发生联系的。包围中南海是由北京建工学院开始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少奇同志曾在作为他的一个点的建工学院讲过“文化大革命”问题，建工学院的学生以此为由头大造刘少奇的反。当时，建工学院的学生已分裂成“老八一”和“新八一”两派，两派都要揪斗刘少奇，都要刘少奇交出所谓“认罪书”。刘少奇迫不得已交了由王光美笔录的检讨后，被操纵的学生造反头头非但没有就此罢休，反而煽起更大的火，串联各校到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的誓师大会。由此开始，许多造反组织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狂呼“刘少奇滚出中南海”。由于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南海里造反派也起来配合，不仅批斗了刘少奇，强使低头弯腰，还抄了刘少奇的家。包围过程中，周总理一直在中南海，也有人劝他离开中南海，周总理说毛主席不在，我不能离开。一直闹了很长的时间。我去看过两次，一次是乘着汽车转了一圈，第二次是去找了建工学院的人，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在８月里的事。闹得最厉害的是外语学院、外交部的人，加上一些学校。火点着后，我对周景方说：这个要去看一看，想法怎么样制止。周景方不去。我又说：你不去不行，你是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我和你一起去。火烧英国代办处时，在代办处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把英国外交人员保护起来了，部队的战士围成了很多层的保护圈。我看到英国的代办好像很害怕地在地上蹲着。
我们去后找那些组织的头头。找不到，人们都说不知道。实际上周景方可能知道，他就是不配合。我没办法，就回来了。第二天夜里，周总理召集外语学院两派开了一夜的会，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参加了，谢富治也参加了，我和丁国钰去了，坐在后边听。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坐在上边，周总理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是错误的，要求外语学院的两派停止这些行为。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两派在会场上还打架，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外交部、外交方面的事情是由周总理管的。便没有说别的，既没有表示支持周总理，也没有批评造反派。接着是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的武斗。内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问过谢富治怎么处理？他说这个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那时根本没有要去制止的积极态度，也不愿多跟我谈，任凭连着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外交部闹得很厉害，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权，他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代办。外交部的会我们不参加，听说周总理给他们开了一夜的会，姚登山操纵这个人讲完那个人讲，就是不散会。
我听当时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告诉我，周总理的心脏病发作了。周家鼎找姚登山说：如果周总理要发生问题，你负责任。最后，把姚登山监视起来了，姚登山没有办法才宣布散会。姚登山与中央文革小组有一定的关系，过了几天，他就成了外交部的大红人物。不过他也昙花一现。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说一下。那时我已经出来了，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团带着北航“红旗”和其他学生造反派到四川去解决四川问题，以后到武汉。谢和王支持了与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对立派，把“百万雄师”称为保守组织，激化了矛盾。拥护陈再道的“百万雄师”这一派，包围了王力，抓了他、打了他，把王力揪走了。中央代表团的人被打伤、被架走了，这可不得了。周总理亲自到武汉，找了陈再道谈，把王力弄了出来。中央决定北京组织一万人到西郊的西苑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这时，我才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的去向。因为是临时通知，到机场的人不足一万，都是陆陆续续去的。我到时，王力这些人已经下了飞机，好像是用轮椅推着王力的。然后通知北京市组织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说要由林彪讲话。
我记得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很多人，王力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他是人民英雄。林彪在讲话中提到军队一小撮走资派问题。从此，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在部队中揪走资派”的口号。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被撤，刘丰升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陈再道被弄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不时挨斗。谢富治在市革委会讲话，说了过程，吹捧王力。看谢富治样子，在尽量靠拢。林彪讲话提出揪部队中的走资派问题后，就把它具体化了。新华社和党的主要报刊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全国掀起揪斗军内干部、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以后又否定，毛主席提出“还我长城”。这样，又说不是林彪讲的。陈伯达也不承认是中央文革小组提的。当然这是赖不掉的。林彪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要把所谓军队走资派揪出来，也有他的目的。
１９６８年３月又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杨、余、傅事件”。那天晚上，傅崇碧同志在市委我的办公室和我闲谈。傅崇碧和我都曾在晋察冀工作过。他是六十三军的。他看着手表说：快到时间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通知去大会堂开会。说完，他就走了。第二天，市革委会开会，没见谢富治、傅崇碧、郑维山等来。我想谢富治在公安部忙，不来，傅崇碧、郑维山应该来。我打电话给卫戍区找傅崇碧，卫戍区说不在。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说会是不是由你主持？傅崇碧没有找到，他到哪里去了？谢富治说：你不要问，过几天会开会的。我纳闷。我是卫戍区的人都不知道，不过我对这种事也习惯了，不要问的事就不再打听。过了两三天，到大会堂开会。我的旁边坐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刘福，他偷偷地告诉我：傅崇碧出事了。我问出了什么事？他不好多说，也许他也不完全清楚。
“文化大革命”中没头没脑的事太多了。一些人都战战兢兢，朝不保夕，谁知道会飞来什么横祸。这时，就看到会场的台上忙碌起来，一会儿搬上来几把椅子，一会儿又撤下去几把椅子，搬上来和撤下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叶帅、李富春等都从旁门进来，坐在了第一排。我想：这些人怎么都坐在第一排，没上台去坐呢？这时，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就大摇大摆地进来了，周总理也在，他们都坐在台上了。黄永胜一进来就吼起嗓子呼喊“打倒杨、余、傅”的口号。我们坐在中间，看到这情景，觉得问题大了。接着林彪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说“杨、余、傅”是华北的山头，要粉碎这